邓小平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这条新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1977年至1982年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胡乔木协助邓小平、陈云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另一方面，分析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概括新经验，在总结历史与现实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道路的探索和新理论的创造。从参谋和助手这一特定侧面，来认识胡乔木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对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成功发展的历史经验是有所助益的。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和总体布局

　　在起草叶剑英1979年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初，邓小平即提出：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 但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布局，讲话初稿沿用周恩来1964年底提出和1975年初重申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没有新的内容。

　　在讲话起草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提出：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采纳这个意见，在国庆讲话稿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新的解释：“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 并进而第一次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这样，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就相当完整地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总体目标和总体布局，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二、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