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于1948年9月26日，结束于1949年10月31日，尽管在历史上只存在了一年零两个月，但是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却是十分重要的，不仅为前线战争提供了稳固的大后方，而且“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目前关于华北人民政府和新中国成立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相关资料集有中央档案馆编选的《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北京西苑出版社1999年12版），相关文章有《董必武和华北人民政府》、《论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特点及其对新中国政权体制的探索》等，但总体上不系统，仍然有很多发掘余地。本文拟从政权建设、执政经验等方面来梳理华北人民政府与新中国建设之间的关系。

　　一、为建立全国性的民主政权提供了制度蓝本

　　华北人民政府是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产物，其建立的初衷一方面是要整合华北各解放区的力量，统一政令，从事建设，支援前线，另一方面也是要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准备。确切地说，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尝试建立全国性政权的一种实验，具有中央与地方双重性的功能。为了完成“奠定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基础”的任务 ，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基层政权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建立全国性的民主政权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依据新民主主义理论，将人民代表大会制运用于实践，初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区别于其他政权的关键所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希望能在中国建立一个各党派广泛参与的民主联合政府。随着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决定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华北临时代表会可以说是党中央尝试建立全国性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一项重要举措。考虑到“人民代表大会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最高形式”， 党中央和华北局对华北临时代表会议的召开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要求严格按照民主程序来准备和召开会议。在代表资格的确定方面，力求体现普选原则，规定：“凡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拥护民主，赞成民族独立和土地改革，年满十八岁的华北人民，除患神经病及褫夺公权者外，不分阶级、职业、性别、信仰、资历等均得当选为代表。” 在代表名额的分配方面，确保民主人士广泛参加，要求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非党人士要占三分之一以上”  ；在临时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方面，明确规定代表要由选举或民主推选产生，指出：“县市区域代表，凡有人民代表会之县市，均由人民代表会选举之，无人民代表会之县市，由县市政府，共产党县市委，各人民团体(工、农、妇、青、商、学等)各派代表召开联席会议推选之”，其他各界职业代表及民主党派代表也须民主推选产生。 这种思想指导下，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于1948年8月7日至19日在石家庄胜利召开。会议法定人数598人，出席人数542人，出席率90.64%， 会议代表来自不同的地区、职业和团体，充分体现了民主团结的特点。以华北临时代表大会为起点，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华北地区3万人以上的城市也相继召开了代表会议。华北人民政府将人民代表大会制运用于实践，使解放区的各阶层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的诚意和决心，如代表会议召开后，很多人认为“共产党真民主，说到做到，做不到就不说”，也有些人认为“这才是真民主，是对人民负责的”。 这大大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地位和威信。

　　其次，在政府人员的构成和权力分配方面，华北人民政府在确保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前提下，还给一些知名民主人士以实职实权，体现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特点。在政府委员的选举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以最多数票当选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当选第一副主席；无党无派的全国知名的老教育家蓝公武当选第二副主席，兼民政部部长；前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当选第三副主席。在政府的人员组成中，法律专家老教授陈瑾昆被任命为华北人民法院院长；大学教授黄松龄、于力（董鲁安）为华北监察院副院长；水利专家徐正为华北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工业专家刘鼎、徐达本为公营企业部副部长；工人赵国强同志为劳动局副局长；其余各部院的负责人，有很多人也都是非党人士。 不仅如此，为了使华北人民政府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还预留了12名政府委员名额，以便在新解放区、新解放城市、国民党统治区及可能并入华北解放区的其他解放区中随时聘请。

　　第三，按照民主程序建立村、县市基层民主政权建设，为新中国建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基层民主政权树立了典范。华北人民政府在建设省区一级的政府同时，还特别重视按照完备的民主程序来建立村、县、市人民政权，认为“村县市人民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只有建设好基层民主政权才能使新民主主义政权根本不同于旧政权。 为了使基层民主政权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体现民选原则，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先后发布《华北区村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条例(草案)》（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县村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1949年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建立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定》 (1949年9月20日) 等文件对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工作进行指导，要求各地严格按照民主程序建政。华北人民政府的基层政权建设有条不紊，卓有成就，至1949年10月，河北、绥远、察哈尔、山西、平原等地的很多市县都开过了一次代表会议，并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了政府委员会。这对于稳定华北局势，巩固新生的中央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创见，其目的是要在欧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之外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华北人民政府将人民代表大会制运用于实践，给民主人士以实职实权，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仅证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可行性，使解放区的干部和群众看到了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希望，而且也使得处于观望状态的民主党派和中间势力倍受鼓舞，如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从中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认为华北人民政府树立了“未来全中国民主政权初基”，“不独为中国民主史程伟大标志”，而且“预示世界新中国之即将诞生”。 这极大地调动了中间势力拥护和参与人民政权的热情，扩大和巩固了华北人民政府的执政基础，为之后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提供了切实可行实践经验。

　　二、为中央政府的成立提供了政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