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席亚非会议方针的确定

　　万事俱备之后，周恩来于1955年4月1日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召开外交部党组扩大会议，制定出席亚非会议的工作细则和出发前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一、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问题：代表团代表五人：周恩来、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顾问：廖承志、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二、总理访问印尼陪同人员名单：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九人。三、关于出席亚非会议的方针问题——应列出下列三类问题，并提出答案。（由章汉夫、乔冠华、陈家康、龚澎组成小组负责起草，送恩来、稼祥、陈毅、闻天、季壮等同志审阅）1、亚非国家共同性的问题；2、中国与各类型国家之间的问题；3、中国的特殊问题（如台湾问题）。四、我们在亚非会议上的总发言稿问题：由张闻天同志写出提纲，提纲内容包括：（一）我们要讲哪些问题，（二）这些问题中从哪一个问题提起，（三）这些问题如何说法。我们发言时要着重说对亚非国家有共同性的问题，提法上要注意从亚非国家的代表能了解的角度上来提，要有说服性，能争取大多数人的同情。说法上要注意说得如（入）情如（入）理，既有道理又温和，语言要生动，不要八股化。五、关于亚非会议的常设机构问题：我们应争取设立亚非会议的常设机构，最低要求也要设立亚非国家的联络机构，亚非会议最好每两年开会一次。我们可建议第二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召开，第三次为照顾非洲国家我可建议在埃及召开。这样，印度等国家就不好不提第四次在中国召开了。

　　4月4日，外交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呈送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这份方案是在前述《在亚非会议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和《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两份文件基础上，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对出席亚非会议各项工作和任务的进一步具体化。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成为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的最终工作计划。

　　方案提出：“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如有人一般提出召开国际会议以谋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我不反对，但如果其他国家在涉及台湾问题时提出或暗示蒋介石卖国集团参加国际会议的问题，则必须予以反对”。 “坚决反对美国占领台湾的合法化，坚持解放台湾的口号，不能承认‘两个中国’，坚持美国应该撤退台湾和（在）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我们支持苏联提出关于召开中国会议讨论台湾地区局势的建议和印度关于进行外交接触的建议”，“并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

　　方案将中国出席亚非会议在外交目标细化为：“甲、印度、印尼、缅甸： 有关会议的各项问题应尽量争取同这些国家事先协商。乙、埃及等国家：争取同埃及和叙利亚建交或建立事务关系（例如互设商务机构），同尼泊尔解决使节问题，同沙地阿剌伯解决朝圣问题。丙、日本：争取解决贸易代表团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为开展事务关系建立基础。丁、泰国、菲律宾：　争取建立接触，产生一定影响。戊、南越、老挝、柬埔寨：促进他们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接近，防止对日内瓦协议的进一步破坏。”

　　在具体工作策略方法上，提出不讨论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首先同印尼达成完全协议，并以此为基础同其他国家相机商谈解决华侨问题。“同其他与会国家还存有边境问题以及其他国家诬蔑我贩毒、强迫劳动和扣留战俘等问题。估计这次会议期间，其他国家提出这些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其他国家在会议上对我进行诬蔑，即予以驳斥。”在会前提前会见缅甸和印度两国总理，并与埃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锡兰等国领导人会谈沟通，使他们了解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免得在会议中对这一问题多所纠缠”。“整个活动重点在于会外接触，通过会外接触来解释我们的立场并争取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会内会外活动的配合则视当时具体情况相机应变。”

　　同日，外交部组织相关专家对讨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的相关问题。专家们“主张我国对议题要有机动性，可以注重通过原则性的决议，不必争取具体问题求得解决。特别在台湾问题上。”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应“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最好争取在会前举行同印尼签订双重国籍条约的仪式，使东南亚国家能够在华侨问题上消除疑虑，对我信赖”；“对印度的态度要特别注意，以免使人发生我同印度争领导权的印象而给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以挑拨中印关系的机会”；“应尽量利用会外机会同各国代表团接触。”“请客时拟可考虑请全部的代表团，（包括敌对的国家）也可以同所有的代表握手交谈。”“一般场合拟可着西服，不必一定要穿中山服，以避免冲突。”

　　四、“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