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为出席亚非会议的准备

　　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外交部为出席亚非会议做了充分准备和详细论证，对于亚非会议上可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做了认真研究。在外交部档案馆2004年解密档案中保留了大量的相关史料。

　　早在印尼方面的邀请书到达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着手为出席亚非会议进行准备。1955年初，外交部向周恩来总理呈送《在亚非会议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将在亚非会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分为“会议的共同问题”、“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和“中国的特殊问题”。其中将“会议的共同问题”归纳为：和平共处的友好合作问题（“印度等国为求得一致协议可能提出将五项原则同联合国宪章并列，或者将五项原则改头换面地列入公报或宣言中”，假若如此，我方“拟可就此妥协”）、殖民主义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准备“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贸易，发展技术和经济合作，以促进和巩固和平和独立的经济发展”）、文化合作、原子武器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参加联合国问题、亚非会议常设机构问题等。文件在“中国同其他与会国家的关系问题”中，将除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外的与会国家分为“和平中立”国家、接近“和平中立”的国家、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和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在具体策略上准备“在扩大和平统一战线的总的方针下”，团结第一类国家，争取第二类国家，影响第三类国家，孤立并分化第四类国家，并将亚非会议上外交工作的重点国家确定为埃及和日本。“中国的特殊问题”涉及“台湾问题、所谓共产主义颠覆活动问题、华侨问题及其他”，以及“我国同其他与会国家还存有边境问题以及其他国家污蔑我贩毒和扣留战俘等问题。估计在这次会议期间，其他国家提出这些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但拟均应有所准备。”

　　1月16日，外交部拟就了《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这份文件开宗明义地提到：“亚非会议……的召开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如果这个会议能够开好，有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势必对会议产生重要作用。”中国代表团在出席会议时，“必须采取主动而慎重的态度”，“集中力量孤立美国势力，大力争取‘和平中立’国家，并设法分化追随美国对我敌视的国家”。“亚非会议，就和缓亚洲局势来看，是日内瓦会议的继续发展。但亚非会议的内容与日内瓦会议内容究竟不同。估计亚非会议会场上的发言和辩论不会像日内瓦会议那样纠缠，但会场外协商和会外活动一定更加频繁。因而，我代表团必须配备足够的活动力量”，“工作人员以精干够用为原则”，特别指出要有一位伊斯兰教领袖参加。 3月20日，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也致电外交部：“因此次参加会议的回教徒很多，同时印尼本身又是回教派很多的国家”，建议在新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中，最好有一位回教徒团员”。

　　工作草案提出，在会议的准备阶段还需要完成的准备工作有：“一、政策方面——调查研究与会国家在会内会外可能提出的问题并拟议对策；估计这次会议可能达成的协议，准备发言纲要和提案；设想这次会议是否发表宣言，是否建立常设机构，从而考虑我方应持何种态度。二、资料方面——与会各国概况，与会各国与我关系，各种专题资料（如西伊里安问题、克什米尔问题、摩洛哥问题等）。三、经济方面——有鉴于去年年底五国总理公报中曾特别强调经济合作问题，与会各国在经济上有困难，想寻找出路，而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以所谓经济‘援助’作为侵略的工具，因此，我们应在贸易及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作具体的准备（周恩来总理在此处批示：这一点很重要）。四、新闻宣传方面——在会前，加强对亚非会议的宣传工作，准备在会议期间及时报道新闻及在必要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准备携带电影、书刊、展览品、礼品，以扩大影响。原定赴印度尼西亚的文工团，可考虑在三、四月间前往，出国前加强阵容，如添加新疆歌舞节目等。（周恩来总理批示：要早日准备，演出新的节目。）五、宗教方面——由于与会各国中有不少是伊斯兰教国家，我应针对这一特点确定宣传原则，并准备我宗教信仰自由的材料，便于进行活动。六、行政方面——房屋、交通、通讯警卫等工作条件，在万隆均不如在日内瓦，这些问题须及早安排。为了进行上述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须迅速成立筹备机构。此外，亚非会议的筹备会议是否邀请我国参加也应加以设想。如果邀请，还得考虑派人参加。” 按照文件的布置，各有关方面紧锣密鼓、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亚非会议的准备工作。

　　2月1日，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就与会国家与台湾有无外交关系、是否互派使领馆递呈向陈浩和章汉夫递交了一份报告。 针对台湾记者谢善才等人报名采访亚非会议的情况，黄镇和新华社驻印尼记者彭迪于3月20日请示国内。3月23日，乔冠华作出批示，此事“可由我使馆侧面向大会联合秘书处表示：伪中央社系蒋帮之官方通讯社，请联合秘书处注意一点。至于对蒋匪其他报刊记者报名事，我可不必表示意见，由联合秘书处自行决定。”

　　为协调出席会议时与相关国家的态度和立场，2月11日，外交部致电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请其转告越南方面：我国已决定出席亚非会议，并将周恩来总理致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回函作为附件，“供他们答复时参考，并可将我方处理经过告他们”。

　　2月16日，负责宣传工作的龚澎提交《有关参加亚非会议记者人数的决定》，“派一个二十人左右的记者团” 报道亚非会议。3月28日，在邮电部和新华社、上海电报局的协助下，完成了接收万隆电信局发出的莫尔斯电码试验电报。

　　三、出席亚非会议方针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