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发展中美关系

　　对于世界大势和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上的战略判断，也是中国更好地展开对美外交基础。因此，邓小平非常重视从大战略的高度出发，把中国的对美政策同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紧密地联系起来。他敏锐地注意到，在经历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紧张和动荡之后，世界局势终于透出了曙光，开始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趋向。当然，导致国际局势紧张、动荡的各种因素仍未完全消失，但已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作出重大决断，改变了过去曾一度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他精辟地指出，当今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 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是新形势下中国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处理对美关系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中美关系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先，东西问题，既然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中国就可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美国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努力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邓小平关于新的大规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分析和结论，为中国树立了和平外交的新形象，由此出发，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

　　其次，既然南北问题是核心，就要切实把发展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抓住不放。为此，中国在国内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排除干扰，一心一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首先把经济搞上去，分三步走，使中国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在国际上，中国努力沟通南北关系（其中包括做美国的工作），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因为发展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世界也很难安宁，发展问题解决得越好，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

　　第三，确认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表明中国愿意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正如邓小平所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 

　　第四，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对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在1985年主动裁军100万，并建议所有核国家就不使用核武器、停止核试验、停止核生产达成协议，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同时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对美外交必须要有全新的思维，必须要有许多新的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做法。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更加成熟，并公开宣布，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好恶，对一切国际事务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把反对霸权主义同发展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区分开来，坚定不移地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这对于中美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用“一国两制”的思路解决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