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外交之所以在1992年下半年出现变化，有两点原因。一是国内舆论的压力。早在3月，也就是“一边倒”政策出台不久，叶利钦的政治顾问谢尔盖•斯坦科维奇就提醒领导人重新考虑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优先考虑同东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他认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需要为了自身利益而在东西方之间搞平衡。 科济列夫的顾问西多罗娃在与俄通社记者谈话时也发表了与她的上司并不一致的观点，认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应当审慎、平衡和实用。同邻国的关系应当建立在“考虑彼此利益的非意识形态化基础上”。俄罗斯科学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西塔良认为，俄罗斯在发展同西方合作的同时，也应该对亚洲方面（包括印度和中国）以及近东各国给予大力关注。 8月，俄罗斯总统的外交顾问安•米格拉尼扬更是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全面批评，认为“科济列夫和俄罗斯其他领导人实际上把一种意识形态方针，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针，用另一种意识形态方针（根据这条方针，在取缔苏共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后在美国、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目标和价值的完全一致）予以替换了。”“科济列夫于1992——1993年期间把整个外交政策都变成了国内的意识形态斗争。” 这些精通外交的有识之士们的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从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出发，制订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这无疑击中了“一边倒”外交的要害。正如米格拉尼扬所说：“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不会总是和西方的利益，特别是美国的利益相一致。”

　　二是西方口惠而实不至的援助以及对俄罗斯的歧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在苏联解体之后，曾经对俄罗斯作过诸多许诺，但大都没有兑现。例如，1992年，西方许诺对俄罗斯提供的财政援助为240亿美元，而实际到位的只有150亿。初看起来数目尚可，但稍加分析便可发现其中的奥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亿美元，世界银行0，由西方政府提供担保的出口信贷125亿美元，西方政府的援助款15亿美元。 也就是说，在这150亿援助款中，几乎没有俄罗斯所需要的不附加条件的贷款。占主要部分的，是西方公司提供的125亿美元的出口信贷，以帮助俄罗斯购买西方公司想要卖掉的货物（西方政府只提供支付担保）。信誓旦旦要给俄罗斯援助的西方政府，实际上只掏了15亿美元。 显然，对于俄罗斯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而言，这点钱无异于杯水车薪。不仅如此，西方还继续采取对俄歧视和限制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政策。政治上，西方也在不断地对俄罗斯耍手腕。美国国务卿贝克在俄美首脑华盛顿会晤后曾公开表示：“美国与俄罗斯能走向建立持久友谊、伙伴关系甚至联盟。” 但实际上，西方国家对于从庞大的苏联脱离出来的俄罗斯抱着一种鄙视的态度，把它降为二流甚至三流国家。布热津斯基在谈到俄罗斯时，就以讥笑的口吻说它“现在成了一个麻烦甚多的民族国家，在地理上没有便捷的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在东、西、南三面都面临着会与邻国爆发削弱自己的冲突的潜在的危险。似乎只有北部无人居住和难以通行的、几乎永久冰冻的地区，才是它地缘政治的安全地区。” 他还坦率地说：“莫斯科仍同华盛顿分享超级大国地位的说法只是一种幻想，美国不会同俄罗斯分享全球的权力。”

　　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叶利钦不得不重新考虑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尽管他的头脑中有强烈的“亲西方”思想，尽管他想尽快融入西方社会，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世界上幅员最广大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他必须从国家的现实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如果在国家利益上出现闪失，后果不堪设想，他本人也将身败名裂。1992年上半年，“一边倒”政策给俄罗斯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降低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同时也损害了叶利钦个人在国内的声誉。以向西方借债为例，叶利钦始终坚持西方援助对俄罗斯改革至关重要，面对“休克疗法”带来的严重后果，叶利钦也慌了神。他说：我们的心情充满忧虑，“唯一的指望就押在作出许诺，告诉人们不久就会得到‘七国集团’的大宗财政援助”。 这使他遭到两种批评：“首先，人们指责他通过把俄罗斯变为一个乞讨者并允许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西方组织对俄指手划脚，使俄罗斯蒙受耻辱。其次，当西方的公报中提到的巨额资金没有到位时，他也受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