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92年是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年，其内政外交均面临严峻的考验。从年初开始，在叶利钦和代总理盖达尔的领导下，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经济改革，试图依靠西方的经济援助，稳定国内经济，走出自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已经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实现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全面过渡。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其核心是依靠西方的援助，而非俄罗斯自身的条件和实力。这样一来，叶利钦就把俄罗斯与西方捆在了一起。正如盖达尔所说：“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对俄罗斯经济大规模的贷款和投资，我们就不能克服所面临的问题。” 于是，从年初开始，叶利钦便旋风般地访问了欧美数国。通过签署协议，获得了一大笔英镑和法郎的贷款，还得到了加拿大的粮食，可谓满载而归。在参加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叶利钦还向布什提出，两国关系的优先发展方向是经济合作，美国应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帮助俄罗斯建立卢布稳定基金。不久以后，美国总统老布什代表西方国家宣布要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与此相适应，叶利钦在政治上走得更远。独立伊始，他就希望与西方结成联盟，彻底融入西方：“俄罗斯自古以来和欧洲就是一体，我们应该与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等欧洲机构联成一体，应该加入其政治和经济联盟。” 对西方的一往情深，并非出自叶利钦个人的好恶，也不仅仅在于他与西方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一是他把俄罗斯经济复兴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西方的援助上，不得不倒向西方；二是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叶利钦始终得到西方的支持，不仅有政治上的支持，还有财政上的支持。每当他在国内政坛地位不稳的关键时刻，西方总要站出来，帮助他度过难关。从某种程度上讲，叶利钦的政治命运是与西方联在一起的。由此而言，叶利钦上台并独掌大权以后推行亲西方的政策，希望一步跨入西方“大家庭”，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盖达尔是个不喜欢说话兜圈子的人，常常把叶利钦的许多政策解读得非常露骨。他直截了当地说：“对西方的恐惧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和欧洲，基本上不会给我们带来军事危险。没有任何理由将北约力量的加强视作对俄罗斯利益的威胁。相反，俄罗斯完全有必要同北约建立紧密的联盟关系。无论从意识角度来看，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都没有任何根据证明俄罗斯不能同民主大国建立牢固的军事政治联盟。这一联盟在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对俄罗斯都有利。”

　　在叶利钦和盖达尔的影响下，俄罗斯政府和议会中有相当一批人认为，既然俄罗斯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已经发生了转变，俄罗斯就应该融入西方，同样，西方世界也应该伸出双臂欢迎俄罗斯的转向。于是，他们一厢情愿地打出了“重返欧洲”和“回归文明世界”的旗帜。在俄罗斯，这批人被称为“大西洋主义派”。其代表人物就是俄罗斯联邦首任外交部长科济列夫。事实上，早在1990年10月，也就是在苏联尚未解体之前，科济列夫就已担任原苏联俄联邦外长，而他的政治观点更是在此之前就已确立。1991年8月，在庆祝“8•19胜利”的白宫广场集会上，科济列夫明确地说：“这次事件，使我们认清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只有西方民主国家才是俄国的真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