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研究的新趋势

　　近年来，对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研究呈现出研究角度多样化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等特点。学术界越来越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对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研究，许多重要的国际因素也被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轨道，如美国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日本因素和美国因素在台湾问题上的异同、日美安保体制与台湾问题等，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另外，随着日台关系的发展，学术界已经开始系统研究战后日本政界“台湾帮”和右翼势力与“台独”势力的合流情况。

　　（一）美国对日台关系影响的研究

　　美国多年来一直插手台湾事务，不断为中国统一大业设置障碍。“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日本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基本采取追随美国的态度，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同时也由于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台湾的历史渊源，以及国内政治形势等原因，日本与美国的政策又不尽相同。学术界十分关注美国对日台关系的影响，开始探讨在台湾问题上的中、美、日的互动关系。

　　陈奉林专门讨论了战后初期日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作者认为，50年代初美国的对外政策直接影响了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影响了日本对外关系的选择，可以说，日台关系就是东西方严重对峙形势下冷战与热战的产物，是对美一边倒的结果。 王公龙则从分析日本对台政策调整中的美国因素这个视角出发，认为战后日本先后三次调整对台政策，基本上是随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对台政策的变更而变更的。但是，7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虽然在总体上尽力保持与美“战略一致”，但在调整对华、对台政策时，已开始逐步丢掉被动适应的色彩，自主地决定调整的时机与幅度，从而使日本的对台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而且，日本已将争当政治大国作为战略目标，必将更多从这一目标出发自主地选择对华及对台政策，这也决定了日本不会放弃它手中的“台湾牌”，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将会更加突出。

　　刘杰分析了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因素和美国国素的异同。作者认为，从中日关系正常化到90年代中期，日本对台政策一直以美为样板，日本因素对两岸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具有从属性和隐晦性。但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提升了日台关系，在日美“新防卫指针”中提出“周边事态”的概念，为与美国联手介入台湾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日本在两岸关系中的制约作用会直追美国，美国渐趋无力单独对付中国，会越来越依赖于同日本的合作，其后果必须导致日本军事力量坐大，为日后介入台湾问题提供了实力。随着日本走向军事大国，有可能在其国内亲台势力推动下，在台湾问题上扮演一个更直接的角色。

　　张耀武对台湾问题与冷战后日美安保体制的战略目标转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冷战结束以后,日美安保体制作了相应的调整，以《东京宣言》为标志，日美两国的亚洲安全战略目标由对抗苏联转向遏制中国,及至1996年的日美《共同宣言》及1997年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这一倾向更加明显。展望21世纪围绕日美安保体制与台湾问题的东亚局势,可以说,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日美安保体制、海峡两岸的统一以及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将成为相互交错、相互作用的三角互动关系。“台独”势力就是想借助美日的力量，阻碍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寻机谋求台湾“独立”。对中国来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不承诺放弃武力”,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

　　武寅认为，日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国家利益存在着明显不同，台湾究竟是成为日本的独家势力范围，还是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颗棋子，两者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在现实中，日本却与美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在经济上对美依赖较深，而且，日美在政治利益上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日美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不过，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90年代几经修改，每一次修改都以日本的作用进一步增大，美国的控制进一步放松而结束。因此，尽管日本在综合实力上不得不受制于美国，但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目标决定了日本在必要时会把一切置之度外，也正因为如此，不能排除在特定条件下日本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不同行动的可能性。

　　宫炳成则从台湾因素对冷战后中美日关系的影响作了分析，认为，冷战后由于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美、日联合打“台湾牌”，以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意图尤为突出。台湾因素使得冷战后的美国、日本及其他大国与中国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而台湾因素的重要性也更加明显。 张爱军则简单论述了台湾问题上的中、美、日博弈。

　　（二）日本政界“台湾帮”与台湾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