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96年以来台海危机的发生和发展，台湾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尽管我们始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它国染指，但有关国家始终未停止对台湾问题的插手。这其中除了美国之外，在谋求“台湾独立”势力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日本的身影。实际上，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在冷战时期业已存在，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从来就不是一个“旁观者”。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政府以“政经分离”之名，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实；60至70年代初，日本追随美国极力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在加速谋求世界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背景下，不断调整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加快了对台湾的全面渗透。近年来，学术界针对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从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推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值得认真总结。

　　一、关于冷战时期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研究

　　中日建交前的日台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尽管学者们关注的时期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但学者们对于日本对台政策的演变和日台关系发展及其规律的研究，有助于把握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一）吉田书简以及“日台条约”的研究

　　在战后日本与台湾“建交”的20年时间里，“日台条约”是维系其相互关系的政治基础。在探讨日台关系时，总离不开吉田书简 。吉田书简作为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文件，确立了“日台条约”的基本框架，导致了中日之间20年不正常状态的持续存在，可以说是从1952年对日媾和到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为止的战后日台关系的“宪章”。近年来，有关此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

　　殷燕军针对以往大多将吉田书简作为美国特使杜勒斯施加压力的产物，对吉田书简产生过程中台湾当局的作用提出了新看法。作者认为，吉田书简的全文虽然是由杜勒斯提出的，台湾当局处于被动地位，但是其中有关条约适用范围这一重要内容的措辞是在美台事前协商中由台湾当局提出的。美国的作用是迫使台湾当局在条约适用范围条款上作出让步，以此再迫使日本在对华政策上让步，最终达到使日本不同新中国建交而同台湾当局“缔约”。而且，吉田书简不仅是日本和美国的需要，也是在台湾当局再三要求下，由美国出面让日本提出的对华外交政策文件。

　　臧佩红对“日台条约”签订的背景和过程进行了考察并作出评价。文章指出：在“条约”签订过程中，围绕条约适用范围和战争赔偿两个焦点问题，日台的交涉过程大体分为各自提出要求、互相让步及达成协议三个阶段，“缔约”过程也是双方追求各自政治、经济利益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讲，“日台条约”的签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日台条约”不同国家间的条约，具有特殊性：一是就性质而言，它并非国家间条约，而且带有很强的经济色彩；二是就影响而言，它是日本政府敌视新中国的标志，并且严重影响了后来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陈奉林从历史实证研究的角度，考察了战后“日台条约”签订的过程及内容。作者指出：“日台条约”是台湾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的产物，奠定了日台关系的基本框架，不仅对日本与台湾而且对亚太地区都发生影响。可以说，“日台条约”是战后日台关系的基础工程。从更广阔的时间范围来看，该约可以看作是蒋介石试图建立“亚洲反共联盟”的重要组织部分。“日台条约”的签订，大大便利了日本资本对台湾的大举扩张，日台经济关系进一步加深。

　　林晓光结合当时的国际关系对“吉田书简”和“日台和约”的出笼作了分析论述。作者认为，“日台和约”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日本政府避重就轻、百般回避战争责任和赔偿义务；台湾当局为了在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反攻大陆，在对日交涉中处处让步。结果台湾当局一再放弃中国作为战胜国所享有的权利，甚至“为顾及日方情感”，连战争责任及性质都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模糊处理淡化了日方在心理和感情上的战争责任及认识，对于近年来日本政要人士屡次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否定侵略罪责的“放言”不是毫无影响的。

　　张耀武则战后初期国际形势的角度分析了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作者通过对朝鲜战争与台湾问题、旧金山和约与台湾问题的探讨，揭示了国际环境对战后台湾问题形成的影响，认为台湾作为美国推行冷战战略的重要依托被利用，表明美国是战后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旧金山对日媾和后，日本与台湾当局“建交”，标志着在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台湾问题将伴随始终。

　　（二）中日建交前的日台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