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维护海洋权益，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所面临的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问题并不乐观。有学者指出，“中国是海洋国土权益形势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徐质斌：《海洋国土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中国和东盟相关国家在南海的划界问题，成为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海洋权益争端。在此争端悬而不决的情况下，中国海洋石油资源、渔业资源等被窃取和占有。而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已经是中日关系中的“定时炸弹”，日方有人公开声称钓鱼岛问题必是中日再战的导火线。\[日\]喜安幸夫著：《新日中战争——夺回尖阁诸岛》，东京：学习研究社2007年版。（喜安幸夫：『新日中戦争:尖閣諸島を奪回せよ!!』、东京:学习研究社、2007）。

　　综合上述情况，加强当代中国史学科领域中的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问题研究是时代之需，是当代史学工作者的学术使命。

　　（二）加强当代中国史学科领域中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问题研究的理论条件

　　当代中国史工作者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进行学术研究，研究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问题时也不例外。研究当代中国史学科领域中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问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汲取有益的养分。

　　1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加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数次撰文谈及新航路开辟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海上贸易和海军发展问题，为研究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随着开辟经过地峡的道路，海洋航运业也迫不及待地需要迅速发展。……老实说，自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候起，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马克思、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述评》（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8~509页。恩格斯于1860年撰写《海军》一文，他指出：“海军——一个国君或国家所拥有的军舰的总称”，“古代各国海军虽然往往有很多船只，但是在船只的大小、动力和进攻力方面则根本不能同现代海军相比。”“常备陆军产生的原因，也同样成为常备海军产生的原因，而且只有从这时起，我们才能谈到真正的海军。这时展现在一切海洋国家面前的殖民事业的时代，也就是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地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的时代。从此便开始了一个海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频繁、海军武器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成效的时期。”恩格斯：《海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82~384页。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后，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刘云山指出：“历史研究，从来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国史研究必须把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紧紧联系在一起。”《加强和深化国史研究、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2010年6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罗荣渠曾经说过，“历史学要关系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朱佳木认为在中国当代史中，有三条贯穿并左右着这段历史的主线，其中之一就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朱佳木：《对中国当代史定义、分歧、主线问题的再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3页。无论是从现实意义还是从长远战略来看，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问题都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大事；而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作为三大主线之一，理应包含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内涵。史学工作者需要发扬史学作为基础社会学科之长，在此方面的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加强国史中维护海洋权益问题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

　　2国外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问题研究领域有些成熟的理论，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海权”是较“海洋权益”出现更早的词汇。海权理论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和前苏联的谢·格·戈尔什科夫。1890年马汉的《海权论》出版，随即引起广泛关注。该书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海权的性质、地位和意义，扩大了海权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使其完全超越了军事概念的范畴，成为了代表一国海洋方向综合国力的国家概念。马汉的思想对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影响很大，而后者为美国崛起成为海军大国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日本、德国和前苏联等国家先后将马汉的海权理论作为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方向。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和对海洋价值的重新认识，前苏联海军司令戈什尔科夫元帅在《国家的海上威力》一书中，对马汉的海权理论做了补充。戈什尔科夫被西方称为“俄国的马汉”。戈什尔科夫提出：“我们把海上威力看成是一个包含各种因素的复杂的综合体，它关系到国家经济、共产党的政策、国防能力、科学、培养干部以及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实际创造一切利用海洋的条件和开辟利用海洋的途径。”\[苏\]谢·格·戈什尔科夫著、济司二部译：《国家的海上威力》，三联书店出版1977年版，第17页。

　　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家乔治·莫德尔斯基和威廉·汤普森以马汉的研究为基础，提出“1500年以来，海权是世界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长周期问题直接相关。16世纪初，全球体系转型为一个海洋体系，原因是海军技术把过去彼此隔绝的大陆联结到了一起，并为欧洲的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殖民提供了空间。此后，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分别靠主导各自时代的海军革新而成为全球性的强国，同时对维持国际秩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每一个长周期大约持续100年，而且每个时期都有一个拥有强大海军力量的国家George Moder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1993(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2)，espchaps5-8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在国际关系中，“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冲突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George Liska，Quest for Equilibrium:Americ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on Land and Sea(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Press，1977)，p4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上述理论对于当时海权的伸张与国家最高利益的追求无疑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当敏锐地注意到，追求“海权”和维护“海洋权益”具有本质的不同。“海权”从某种程度上说意味着资本的扩张，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是从防御的角度维护合法的海洋权益，反对谋求“海洋霸权”。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自身定位决定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中的和平内涵，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和谐海洋”精神，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进一步定下了基调。虽然，海权理论不能照搬，但是对其进行研究，并提取其重视海洋的合理内涵，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是不无裨益的。总体来看，中国所需要的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理论是基于国际海洋法秩序的、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目标，以和平和发展为最终诉求的理论。中国需要的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理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权”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方向是构建和谐海洋，乃至于“和谐世界”，而非扩张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