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明朝瑞州浮赋的研究和记述说起

　　1983年，笔者在主持编纂《高安县志》戴佳臻主编：《高安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期间，曾经就瑞州（治所高安）历明洪武至清顺治长达286年的浮赋问题，作为地方历史的一个专题进行研究，并写成《试述明代瑞州浮赋问题》戴佳臻：《试述明代瑞州浮赋问题》，《宜春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1993年5月，许怀林专著《江西史稿》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年版。，在第11章《明朝江西的行政区划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之三《官府的赋税与徭役》中写到浮粮时，涉及瑞州浮赋，全文如下：

　　浮粮，是江西田赋中的大问题。所谓浮粮，是明朝对南昌、瑞州、袁州三府加征的田赋。元末农民大起义后，江西曾经是陈友谅汉政权统治地区，尤其是南、瑞、袁三府为其管辖的时间更久。陈友谅为应战争所需，在此三府加征军粮若干。朱元璋灭陈友谅，以此三地“冥然为渔家子抗拒，是以忿不减赋，”即在原额田赋上再加上陈友谅多征的军粮。到清朝顺治二年，江西巡抚吴赞元上疏请除三府浮粮，“得旨，俟赋役书成议除”。顺治十年，江西袁、瑞二府呈文，报告总督马国柱、巡抚蔡士英，由他们“合疏题覆，将袁、瑞二府属七县浮粮遗累缘由，并将宋元旧志缴核。十一月三日奉旨，将袁属浮粮、浮米，瑞属浮银、浮米照数全额免。”以上两个有关明朝瑞州浮赋的研究和记述，其依据皆为清同治《瑞州府志》《瑞州府志》，清同治十二年印行，高安市档案馆藏。和《高安县志》《高安县志》，清同治十年印行，高安市档案馆藏，2009年12月高安市史志办、市档案馆重印。。清同治《高安县志》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记述尤详。其首段志文记瑞州浮赋的由来及定案情况：

　　元伪汉陈友谅部将刘伍窃据瑞州，协借饷米，高安附郭遂至溢倍。次年，明太祖灭汉，老人黎伯安希图爵赏，妄将徵借册籍冒献，遂为成数。时里民平卓叩阍陈请，太祖以版册新定，未便更改，磔伯安于市，奉有永不加派之旨。明洪武二十四年，高安田粮增至一十一万八千七百六石九斗八升五合。

　　紧接以上志文，编纂者将明嘉靖廿六年至崇祯十五年，95年间，瑞州郡守、在京高安籍官员以及高安里民为浮赋而奏请审核减免的呈文共16次（件）如实录入。同时，以更大的篇幅将清顺治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旨从原额清汰、刻石载志的经过，以及减赋疏呈和瑞州府三县（高安、宜丰、上高）为争减免粮额的呈辩及公审断案的原始文献一一载入志书之中，实为他处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笔者和许著的研究和著述皆源于此。类似这样史著源自地方志的事例，绝非此一孤例。因而引发了笔者对地方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的诸多思考，并把它注入地方志编纂之中。

　　二、中国古代地方志编纂为今日地方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源

　　什么是地方史研究？历来学者多有阐释，张黎在《2000年以来中国地方史研究评述》张黎：《2000年以来中国地方史研究评述》，《东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中认为：“地方史研究是专门考察分析某一地区历史变迁的史学工作。”郝时运在《中国地方史·区域史·民族史研究》郝时运：《中国地方史·区域史·民族史研究》，载于《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中称：“将历史学视野和方法集中于一定地域空间（行政区划、地域区划），或以通史体例编纂，或以门类事项——如自然地理、山川河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进行地方特征的专题考察。”“它突出了地方或区域的独特历史脉络，探索一定的地理空间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