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58～1965年：不断调整阶段

　　1958年提出“大地园林化”和“绿化结合生产”方针；1959年提出以“迎接建国十周年，改变园林面貌”为纲；1960年提出以“绿化美化发展生产”为纲。全国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后，1961年以“园林绿化为主，大搞生产”为方针；1962年又改为“以园林绿化为主，结合生产，加强管理，提高质量”。1963、1964两年，北京市领导再次提出大量发展花卉，大搞万紫千红，美化城市。1964年全国开展了设计革命，园林系统批判了园林设计中的“小桥流水”，此后设计不敢再谈继承、发展园林风格和特色，不敢提倡艺术创造，造成了设计思想上的混乱。1965年，开始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是年下半年，北京市领导提出要在城市里大量铺草，要求三年实现草皮化，做到“黄土不露天”。八年时间出现多种指导思想，业务方针经常摇摆不定，缺乏通盘规划，造成实际工作也不断出现曲折和大起大伏现象，如绿化植树大起大伏、绿化用地大发展和大收缩、绿化结合生产几度变化、花卉发展几起几落、育苗生产摇摆不定等等。

　　31966～1976年：停滞不前阶段

　　1966年3月11日，北京市召开春季植树造林工作会议，传达了周恩来“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的指示，号召全党全民积极动手掀起植树高潮。北京市园林局制定了《1966～1970年城市绿化规划》。提出4～5年实现城市普遍绿化，并要求1966年要“从战备需要，整顿市容需要，增加生产需要”，发动群众植树铺草。《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当年春季，由副市长崔月犁亲自指挥，在长安街原有的行道树间加种了大桧柏，树立样板，同时北京市园林局按计划组织发动群众植树。但春季工程刚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破四旧”声中，园林绿化部门首当其冲。公园的文物古迹被视为封建迷信大量受到破坏，古建筑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种树养花，被当做修正主义大加摧残。规划无人管理，公园绿地被任意侵占，树木被私伐滥砍。

　　1968年10月14日，北京市园林局被撤销，机关干部除留下6名转入市政工程局管理园林业务外，其余全部集中参加清队整党运动。直到1972年12月才恢复北京市园林局的建制。市、区园林绿化工作的主管部门和隶属关系多次更迭，机构几经变化，园林绿化事业受到严重破坏。

　　1971年后，园林部门虽然仍以绝大部分力量开展政治运动，但已多少从初期的大破坏中，逐渐有所改变。在“绿化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实行大地园林化”的方针指导下，开展了城市绿化工作。1971年，周恩来在与外国友人谈话中提出“要养成种树的习惯”。《周恩来论林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1974年北京市园林局在计划安排中提出“凡是可以绿化的地方都要种上树，做到路路有树，院院有树，实现普遍绿化”。绿化要按“落叶树与常绿树相结合、乔木与灌木相结合、快长与慢长相结合、园林与生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调整，并开始进行行道树的更新。同时，还强调各公园要种植既有观赏价值，又有经济价值的树木。1975年陶然亭公园在新山南麓栽植了竹子、柿子、连翘等27种树木。北京植物园开始了“南茶北引”和“南竹北移”的试验。苗圃繁殖苗木也开始有所恢复。1972年繁殖的树种，增加到83种，在圃苗木达到151种。1975年进行了全市绿化情况的普查，全市共有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2780多公顷。行道树、河道树1692公里（包括街巷树木510公里），共有树木9346万株。按城市人口平均每人占有公共绿地507平方米（不包括水面为387平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226％。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市政卷·园林绿化志》，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

　　从1966～1976年11年间，共植树821万株，种紫穗槐506万株。在这一阶段，虽然园林绿化工作在极谨慎的情况下有了一些进展，但“十年动乱”给园林绿化工作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的园林绿化规划

　　从1949年开始，北京就着手研究城市发展的规划方案，但是在城市规划中提出完整的园林绿地系统，则是1955～1956年在以勃得列夫为首的苏联城市规划专家组的指导下进行的。20世纪50年代初，有关城市园林绿化、改善气候卫生条件的理论从苏联传到我国；其后翻译出版了苏联《绿化建设》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城市公共绿地体系。此书成为1955～1956年制定园林绿化规划的主要参考资料。其间对城区范围内的绿地、树木现状进行了详细调查并按不同绿地类型绘入平面图供规划参考。鉴于北京的气候特点是夏热冬寒、春季干旱多风沙，1956年的规划中绿地占了很大份额；配合发展工业，安排了必要的卫生防护绿地；公园均匀分布，以便利全市居民。为了使绿地在改善气候方面获得尽可能大的效果，同时也更有效地美化城市景观，大片的公园绿地连接成绿色走廊，从市郊“楔”入城市。具体划定公共绿地时遵循的原则包括：尽量保留原有绿地、树木，并以它们为基础发展绿地系统；把古迹名胜的保护利用与建设公园绿地结合起来；把规划市区范围内的丘陵、洼地、窑坑等不宜用于建筑的地段，尽可能用于发展公园绿地；工业交通用地与生活居住区之间规划了卫生防护林带，水源井、环境卫生场站外围安排了防护绿地；结合道路、河流、引水渠等形成较宽阔的绿化网络，并结合城市边缘的环路、防风林、果园等形成包围城市的绿环，与楔形绿地系统衔接起来。

　　1956年方案共规划出公园绿地9749公顷，平均每个城市居民1722平方米，其中全市性公园3411公顷(不包括河湖水系，下同)，区域性公园3842公顷，林荫道1396公顷，居住区及小区公园1100公顷。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市政卷·园林绿化志》，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页。

　　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中共中央提出了“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号召同上书，第227页。。这一指导思想反映在1959年规划修改方案中，即城市中心区要以40%的土地进行成片的绿化，城外的成片绿地至少占土地的60％。这些绿地中除种植树木、花草之外，也要种植果木和农作物。此次方案的特点是以城墙和护城河为基础，建成宽阔的环形绿地，把附近的公园绿地串联起来，并与通向城郊的绿色走廊相衔接。建筑集团之间除安排公园和防护绿地之外，还分布着苗圃、花圃和农田。方案中的绿地总面积为568万公顷，按当时人口计，人均绿地49平方米，其中公园及林地27万公顷、苗圃和花圃1300公顷、果园3700公顷、菜地及其他农田等248万公顷同上书，第389页。。其后，市政府决定拨出50多处土地准备根据条件逐步进行绿化，但是在紧接着到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中，绿化用地不但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1月4日，北京的城市规划被暂停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