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也承袭了“史志合一”的观点。梁启超就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同上书，第6页。现代著名方志学家傅振伦先生在他的著述中多次运用“史志合一”的观点来解释、阐述史志关系，认为“地方志是包罗万象的地方类书”，并认为“方志者，地方之史也。然与国史有别。一以国为本，一以地为主；一则撰述欲其简明，一则贵乎详尽；一于记事之外兼及人物臧否，一偏重记事，本殊质异，未尽其同也”。

　　此外，在地方志兴盛发展的清代，针对方志的性质，还逐渐形成了第三种意见，即“史志分离”。备受推崇的《新安志》作者罗愿在《跋新安志》中就提出“盖郡县之志与国史不同。国史美恶兼书，志则有褒无贬，所以存忠厚也。”

　　当代一些方志学家，在深入探讨方志理论的过程中，普遍认同“史志分离”的观点，并使其成为方志编纂中的指导原则。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就坚持用“史志分离”的观点来阐述史志关系，他指出：“地方史和地方志虽然同样是以一个地区为叙述对象，二者关系极为密切，但史和志不能混为一谈，或者说是有所不同的。不同之处有三：一是地方史以记载过去为主，而地方志则以记载现在为主；二是地方史以记述这个地方的人类社会活动为主，对自然界的变化只需对特殊的大事记载一下就够了，而地方志至少是应该自然与社会双方并重，要花相当大的篇幅来记载自然方面的事物；三是地方史以记载过去为主，所以主要依靠史料，而地方志是以记载现在为主，所以主要靠调查，地方志比地方史需要的人力更多更广泛。”谭其骧：《关于编修地方志的意见》，《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6月号，第68页。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指出：“1981年中国地方志协会的成立，就意味着地方史和地方志的分开。史与志的关系，是以史贯穿志，即志中有史。一部方志中实际上就将包括若干具体的史，如河流演变史，气候演变史等。”史念海：《论方志中史与志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10月号，第49页。来新夏也认为：“志体与史体的关系虽极为密切，毕竟有所不同，必须予以区分开来，尤其是要注意与纯粹的地方史书的区别。”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陈光贻明确提出：“史、志关系相当密切，二者有其相同的方面，但也有其相异的方面。史为记事，志为述地记人。史、志的发展，各自有渊源，而史先于志。”陈光贻：《论史与志应有区别》，《图书馆杂志》1983年3月号，第34页。

　　总体而言，主张史志分离的学者普遍认为，方志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属于历史范畴，但与以纵述为主、史论结合的历史又有所不同。编修地方志不同于研究历史，不要求探索和论证规律。就地方志本身而言，它也不同于地方史，而是地方的资料全书，不是“一方之全史”。

　　二、史与志的区别和联系

　　我们认为上述第三种意见，即“史志分离”更符合当前的实情。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先看区别。

　　（一）从体例上看，史书的体例是纵排横写，志书的体例是横排纵写

　　编年体史书一般由导言、篇、章、节、目等内容组成。如何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便设序、导言、章、节几个部分。史书通常按照各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事件安排中心内容。在章节设置上，它按照时间顺序，把各时期推动或阻碍社会发展前进的重大历史事件融入历史发展过程的叙述之中，从不同侧面反映历史的发展变化。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便是从新中国的建立写起，一直写到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这段历史包括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各个阶段的历史，叙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辉煌而曲折的历史过程。

　　而志书在内容上一般分为述志、记、传、图、表、录几个部分，在章法上是“横分门类、纵述史实”。它先把各种自然和社会的事物按类划分，然后再把该类事物的发展按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如《深圳市志》便划分为经济、政党政权、社会风俗等类项。经济类项中又划分为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等类别。新出版的《深圳市志·第一二产业卷》第3卷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深圳市志·第一二产业卷》第3卷，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引自http：//wwwszbszgovcn/sz/szbzj/200611/t20061121_818041htm。即按照这种“横分门类、纵述史实”的方法，把其内容划分为14个行业，然后再分项记述每一行业的发端、发展。

　　（二）以述作而言，史是既述且作，而志是述而不作，将观点寓于叙述之中

　　史既有述又有作，不仅记述历史，还要体现编者的立场和观点，因而被称为史论。论是史书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说，史书的作者不但要昭示历史其然，还要剖析其所以然。史书编写的目的，是在掌握足够丰富的史料的基础上，去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总结出能够供后人参考借鉴的历史经验。它虽然写的是过去，但着眼点则是为了现在和将来。以何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编写为例，它除了客观记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还在最后对其意义做出了自己的评价：“实践证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繁荣了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可见，史不仅要记载事件的因果和过程，还要对此做出评价以供读者借鉴。与此同时，史书的语言也很重要，它更看重艺术性和感染力，而不仅仅是材料的堆积和平铺直叙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