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不仅结束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屈辱历史，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在国外学术界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现代中国学。而30年前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出现的变化，为这门学科注入巨大能量，使该学科发展成引人注目的显学。在国外中国学的研究中，国外中国学界的“中国观”令人关注，因为该问题不仅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连在一起，与国外对中国事务的研究和理解连在一起，与中国的海外形象和各国的对华舆论连在一起，也与各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交往方式连在一起。

　　引子：历史上日本学界的中国观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间上千年的交往，使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及事物格外关注，学界中形成的“中国观”对日本的社会发展有显著的影响。例如，古代日本崇仰中华文明，使其自隋唐时期便师于中国，以至于达到全面模仿的程度，“凡举学术、技术、文艺、音乐以及佛教和佛教庙宇的建筑、绘画以及有关服饰、器皿、生活方式等都在学习唐朝”，“只要是唐朝的东西，不论什么都要尽快地传过来——这是企图让人们看到，日本也是不亚于唐朝的文明国家”。井上清：《日本的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5、87页。

　　但到了18世纪，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开始有了变化，1799年，一本名曰《清俗纪闻》的书问世，该书是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长崎地方长官派遣数人到福建、浙江、江苏一带做过深入实地调查后撰写的，该书的“序一”中有这样一段话，“仰夫海西之国，唐虞三代亡论也，降为汉、为唐，其制度文为之隆尚，有所超轶乎万国而四方取则焉，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之土风俗尚置之不问可也”中川忠英编著，方克、孙玄龄译：《清俗纪闻》序一，中华书局2006年版。，这段记述表明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已有了很大的改变，认为中国已从“有所超轶乎万国”的地位，降为“极沦溺”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发表时值清乾隆时代，中国自认为还是强盛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已发生了变化。而到了日本整个看不起亚洲同胞，抛弃地理上的亚洲伙伴，力主“脱亚入欧”的明治时代（1868—1912年），被誉为明治维新思想家、教育家的福泽谕吉（1835—1901）干脆将中国视为“恶友”该主张出现在明治十八年（1885）3月16日日本《时事新报》一篇题为《脱亚论》的文章中，该文虽未署名，但考证为福泽谕吉撰写，后被收入石河干明编、1933—1934年岩波书店出版发行的《续福泽全集》第2卷中。，日本社会后来弥漫蔑视中国的气氛，进而发动侵华战争，妄图统治中国，造成中日关系史上不幸的一页，与当时日本学界中的这种“中国观”不无关系。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里，日本中国学界的“中国观”又是怎样呢？

　　憧憬和值得赞誉的国家

　　当新中国有如光芒四射的朝日出现在东方之初，日本学界并没有受西方国家敌视新中国风潮的影响，而是丢弃明治维新后对中国的鄙视，欢呼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8月，日本的《世界》杂志推出了“怎样看待中国的现状”专刊，仁井田升（1904—1966）、吉川幸次郎（1904—1980）、平冈武夫（1909—1995）、松本善海(1912—1974)、贝冢茂树(1904—1987）等一批著名中国学家发表了对新中国诞生的看法，很能体现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看法的转变。

　　吉川幸次郎是日本著名中国文学家，曾在北京大学就读，归国后在一段时期以着中国服装为荣。他在这集特刊中以“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为题，阐述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吉川认为，中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中国农民“第一次依靠合理的信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不合理的信仰团结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