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为了维持乡村秩序，促进乡村发展，依据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等，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活动。学者对乡村治理概念的解释有多种，此处是笔者受有关解释的启发后对乡村治理的一种理解。乡村治理的好坏，关系到乡村社会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体现了政府对乡村社会的管理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对乡村治理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经验和教训都是十分丰富的。认真地总结和记取这方面经验和教训，对于推进中国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

　　中国乡村治理的基本理论

　　（一）乡村治理的目标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农村繁荣稳定、农业持续发展、农民共同富裕，是新中国历届政府确立的治理乡村的根本目标。在这一根本目标下，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不同的具体目标。改革开放前，其具体目标大致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缩小城乡差别。毛泽东明确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农业机械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农村的伟大光明前途在农村工业化。他治理农村的理想目标是：“工人在城市里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张毅：《毛泽东与中国农业》，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20世纪60年代初，有人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农业，有觉悟、有文化的农民，农村的生活逐步同城市接近”，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目标。《王任重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乡村治理目标做了谋划，1979年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设想，并把小康社会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解释，明确了建立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方针政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邓小平的小康设想中，社会主义制度是保证，实现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是目标。在此基础上，1993年，江泽民提出9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宏伟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154页。并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做了界定。他说：“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具体表述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二）乡村治理的步骤

　　改革开放前，中国治理乡村分两大步，即：先通过社会变革实现农业集体化，再通过技术变革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思想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有明确的表述。这次会议确定了“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02页。。毛泽东设想，中国从1956年开始，用25年的时间，到1980年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同上书，第603页。为此，1966年、1971年和1978年，中央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落实这一部署。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两个飞跃”理论，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355页。这可以看作是邓小平为了建立小康社会在乡村治理方面的两大步骤。根据实现整体小康、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要求，1987年，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由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基本实现了第一步目标，在1995年又提前完成了第二步目标，于是中共十五大对“三步走”战略进行了调整，宣告21世纪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中共十六大提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围绕“三步走”战略构想，从1982年开始，中共中央先后连续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2004年起，又连续七年发布“一号文件”，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不断提出、调整乡村治理的思路、措施和具体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