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理论的先导作用，也非常注重创立新的理论。他曾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2000年印，第48~49页。建国初期，毛泽东一再号召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学习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著作，尽快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知识；同时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于1956年以后逐渐形成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理论。

　　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和指导思想的提出

　　在中国这一贫穷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答案，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只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与解决。毛泽东的探索便是从对实施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开始的。

　　从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泽东在40多天时间里，共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正值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缺点错误。这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他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国情，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个理论成果《论十大关系》，就是在这次调查研究及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

　　《论十大关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几年来的建设经验，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即应当处理好的十方面关系。这十方面关系基本上涵盖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毛泽东的精辟阐述，从理论和方针政策上提出了一系列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贯穿在其中的基本思想有两条：第一，以苏为鉴，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第二，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即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如何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新思路有别于苏联模式，体现了一种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思想。如在发展经济上，提出必须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中小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等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议用多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发展；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认为要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又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认为国防不可没有，可靠的办法是把军政费用降低到适当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快了，国防建设才有更大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关系上，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主张在巩固中央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独立性。《论十大关系》中这些新思路，反映了对中国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想。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

　　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社会主要矛盾及国家主要任务的论断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为主题的代表大会。它不仅宣告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新时期的开始，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具体表现为：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国内主要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此，明确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就是要“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342、351页。

　　由主要矛盾而确定主要任务。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社会已处于一个变革时期，转向由革命到建设，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做斗争的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也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期间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分析了斯大林错误的根源：“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39页。他认为，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使人们不恐慌。要依靠已获得解放和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

　　中共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理论，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历史转变时期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但一年后，由于对整风鸣放形势乃至整个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错误判断，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在1957年9~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标志着他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转折。而从程序上改变八大决议的论断是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这一认识的变化，导致党的工作重心未能真正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为后来发生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带来很深的负面影响。这些失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纠正。

　　三、关于“要善于学习、防止教条主义”的观点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高潮，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必须善于学习”的要求。他说：“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为了建设先进工业国，“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页。

　　对于如何学习外国经验，毛泽东有着大量精辟论述。他指出，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他阐明学习外国经验的正确态度：“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358页。在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作了全面分析：十月革命以后，如果“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18页。“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页。但对待苏联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毛泽东批评了建国初期在经济和文教工作中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本着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原则，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6页。

　　毛泽东关于学习外国经验的科学态度和观点，成为我们党所一直奉行的理论原则。

　　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及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及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矛盾学说来解答。他认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5页。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列宁说过，“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而斯大林长时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认为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到晚年他才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0页。但斯大林没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提出来。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得到了集中表述。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这些矛盾同旧社会具有不同性质，它不是对抗性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逐步完善不断得到解决。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页。我们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各种矛盾，需要根据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的情况，去不断地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完善的地方。

　　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18页。他认为现阶段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根源，人们认识的正确与否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论根源；要学会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的不当也可能发生对抗，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要求人们重视它、研究它、正确处理它，以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利于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

　　作为一个新的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自然带有其初创阶段的不完善性，如仅强调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对用法律和制度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认识不足等。尽管如此，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仍极为重大，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毛泽东首次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为一个全面性问题提出来，并首次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这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创新性意义。其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规律，对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大贡献，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解决各种复杂的矛盾问题，以至进入新时期以后的改革开放，均奠定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五、关于实践对于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重要性的论断

　　毛泽东重视理论的指导，他在建设初期的理论探索是宝贵的，但又是很不足的。到1958年冬，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较严重问题，这也暴露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于11月9日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一信，提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时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的不同点是：强调要联系中国实际，“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于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页。

　　为了把学习理论与总结经验结合起来，从1959年底到1960年2月，毛泽东带领一个读书小组集中两个月时间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毛泽东读这本书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从中国的经验与苏联的经验相比较中来探讨问题；二是独立思考，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和批评；三是结合读书考虑中国应该怎样做。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如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其改变以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提法的观点；关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理论的观点，等等。尽管并不是所有观点都完善，但这些理论认识是在总结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形成的，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不少重要启示。

　　之后，毛泽东在总结经验过程中，继续进行理论探索，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最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实践对于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重要性的论断。

　　从1960年6月写作《十年总结》，到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讲话，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他谈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他认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经验，到有较多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3页。正是根据经验教训，毛泽东否定了“大跃进”赶超战略的盲目性，提出了较为符合客观国情的要求，即用100多年时间来赶超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顺着反复实践与认识规律的思路，毛泽东从认识论的哲学角度，于1963年5月写成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名篇。他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他在对人的认识形成的两个过程、两个飞跃的分析之中，实际上突出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曲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论断，它凸显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重要内容。

　　六、对理论认识误区的简要评述

　　毛泽东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正确的认识，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但毋庸讳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问题上仍有很大局限，这便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关于社会主义构想的思维框架及苏联模式中一些定型理念的束缚，陷入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某些认识的误区，突出表现为：一是把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看作尚处于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这种认识在社会生活中造成的后果是：缩短了社会变革完成后所需要比较长的相对稳定期，使中国经济社会的生产力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二是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认识。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曾对资产阶级法权采取了分析的态度，认为要利用其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但在“文革”时期，他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断。《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4页。在其影响下盛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造成社会发展的激励机制和动力机制不足。三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造成对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深重负面影响。总之，这些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使毛泽东在观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现象时，不能不被这种理论框框所束缚。

　　为什么会产生理论误区？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当时处于起始阶段，我们党缺乏实践经验的足够积累；由于实践经验不足，才导致理论不完备和陷入某些理论误区。因此，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实践对于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重要性的正确论断，但在实践的曲折中，尚未能掌握好这一客观规律。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21页。

　　但我们必须肯定的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建树，为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些理论“确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