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中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整个历史阶段。而1956年正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6年新闻改革注：关于1956年新闻改革，学术界已有一定的介绍和研究。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中的第二十一章第五节的标题就是“1956年全国新闻事业的改革”，另外也有不少文章涉及该问题，如《“双百”方针：贯穿1956年新闻改革的历史线索》（《新闻知识》2007年第3期）、《办报要树立读者观念——1956年新闻改革回眸》（《新闻窗》1997年第2期）、《“政治家办报”——研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新闻史的一个关键词》（《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3期），等等。本文参考了以上著述。即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一、新闻改革的背景和起点：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1953年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由此，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涵义：一是从这时起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所以一切工作都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初级阶段。1956年新闻改革正是面对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进行的。

　　1956年中国经过三大改造已经基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如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由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十分落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首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为此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认识是与此前苏联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有密切关系的。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苏共在内政和外交上都较以前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苏共二十大揭露了苏联和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严重错误，给正在学习苏联经验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正视苏联斯大林模式，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社会主义道路的机会。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毛泽东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在此基础上，他还专门谈了学习外国经验的方针，尤其是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02页。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4月28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作总结发言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由此中共中央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党的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方针。

　　建国后新闻领域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事业道路势在必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苏建交和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的经验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在学习苏联方面，新闻界翻译了大批苏联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文章和书籍刊物，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苏联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际工作情况。同时，为了了解苏联新闻工作实践和新闻机构的运作情况，中国派出新闻代表团到苏联学习，并邀请苏联新闻界代表团来中国介绍经验。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给中国新闻界带来了两个重大影响。一是通过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中国新闻界系统学习了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办报实践、办报思想和新闻工作传统，并在很大程度上以此指导建成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体制。在全面借鉴苏联新闻工作的编辑、采访、写作以及经营管理和发行等业务经验过程中，中国新闻工作的业务水平普遍有了极大提高。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坚持的地方。另一方面，在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也存在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错误，也就是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只是照抄照搬苏联的新闻工作做法。例如，报刊在学习苏联《真理报》过程中，因为该报从来不登“更正”，就认为这是一张“没有错误的报纸”，因而在实践中提出“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指导思想，结果导致报纸谨小慎微，缺乏生气。再比如模仿苏联《真理报》每天一篇社论的做法，《人民日报》和全国许多报纸不论是否需要也都要求“每天一篇”社论。另外，在新闻写作和标题制作上形成一种风气，就是：凡是《真理报》的标题就是好标题，凡是塔斯社的导语就是好导语，照抄照搬苏联的一行题。国际新闻报道方面也沿袭苏联的做法，只刊登骂帝国主义和说我们好话的新闻报道，敌人骂我们的则一概不让见报。对社会主义国家只报喜不报忧，对西方国家则只说不好的。广播方面盲目照搬苏联广播经验的结果是出现了两个重大缺点，一是提出以中央台为基础、地方台为补充的办节目方针，要求地方台用较多的时间转播中央台的节目。从而影响了地方广播联系当地实际的作用，影响了地方办广播的积极性。一是限制在广播中开展批评，认为广播只能谈成绩不能讲缺点。以上林林总总这些在学习苏联新闻经验中存在的弊端是需要纠正的。所以，当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新闻界进行改革从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道路是有其客观需要的。

　　总之，正是在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开始反思苏联斯大林模式经验教训，并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背景下，1956年新闻领域进行了改革，从而迈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一步。

　　二、新闻改革的过程和内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闻事业的探索

　　1956年新闻改革是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改版开始的，随后全国报刊和广播电台也逐渐跟进。

　　《人民日报》率先进行改革。面对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要求学习外国经验要有科学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得风气之先，率先反思学习苏联《真理报》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决定进行报纸改版。1956年4月2日，人民日报编委会讨论通过《关于讨论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计划》，对改进报纸工作进行了探讨，编委会还决定成立7人小组在编委会领导下具体实施改版工作，同时编委会还决定成立8个专门问题研究小组。4月6日，报社召开全编辑部动员大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正式宣布《人民日报》改版和改进报纸工作。5月15日，编委会向中央呈送第一份报告，提出7月1日改出八个版，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改版。6月20日向中央报送了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胡绩伟等起草的第二份报告。报告认为当时《人民日报》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对党的政策宣传不及时、不系统、没有力量；二是报纸上新闻少，并且有很大的片面性，通讯内容贫乏，不能反映国内和国际生活的实际；三是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严重；四是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五是技术性错误太多。针对上述问题，报告还提出了改进意见，另外报告还第一次提出在报纸上开展自由讨论和新闻体制等重大问题。可以说，这个报告基本反映了当时报纸和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对今天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仍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在做好各种准备后，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致读者》社论，提出了改版的三个重要方面工作：第一是扩大报道范围，第二是开展自由讨论，第三是改进文风。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8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报告，希望各地党委所属的报纸也进行同样的改进报纸的工作。这样，《人民日报》改版工作迅速启动，同时也带动了全国其他报纸和广播电台的改革。

　　全国报纸积极进行改革。在《人民日报》改版工作的影响下，尤其是各新闻单位传达讨论了中共中央批转的《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的推动下，7月以后中央和各省市各级报社普遍开展报纸工作改革的讨论，积极进行新闻改革。《大公报》和《中国青年报》从改进报纸版面编排和标题制作入手，一步步深入报纸内容改革。《解放军报》检查了创刊以来所发的一百多篇社论，尝试改进文风，逐步加强评论写作。各省市地方所属报纸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批转的《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纷纷发表社论或编辑部致读者信或有关报纸改革的消息和文章，大胆尝试进行新闻改革。各报在扩大报道量、加强批评报道、开展百家争鸣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改革，并在坚持转载中央报纸重要内容基础上努力把党报的一般特点和当地地方特点相结合，大大满足了读者多方面的需求。另外，一些党外报纸，如上海《文汇报》和《新民报》晚刊则努力在保持报纸旧有传统和适应新时代需要方面进行尝试，在改革中注意将报纸办得更有特色。这样，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全国各级各类报纸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发挥自身特色和传统优势，有力促进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以新华通讯社为代表的广播事业改革蓬勃开展。随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伴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和作用的提高，新华社和中国的广播事业也面临新的挑战。1955年12月，毛泽东指出：“新华社这几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为什么不派?没有干部?中国这么大，抽不出人?是不是中宣部过去没有管?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1956年5月28日和6月19日，刘少奇就新华社工作发表了两次谈话，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新华社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也必须是有立场的；并就发挥记者积极性、新华社与报纸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370页。在毛泽东和刘少奇讲话精神要求下，1956年新华社讨论和制订了改进报道工作与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远大规划，就建设世界性通讯社、改进国内报道工作、培养和提高干部以及改善电讯设备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为此，1956年新华社从外社调进一大批新干部，从国内分社抽调一部分记者转做国际报道工作，一年内建立了十几个国外分社。与此同时，新华社还改进和加强了对外广播工作，调整对外广播时间、改善国际报道的广播内容、增加发稿字数、开辟新的广播线路，国际报道工作有了显著提高。对于国内报道工作，新华社主要采取了改进国内分社的管理、改进报道组织、提高报道质量和工作效率以及更好地为报纸和广播电台服务等措施积极进行改革和改进。经过上述努力，新华社业务迅速发展，这一年有国内分社31个，国外分社20个，采编业务干部达到了800多人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发稿业务大为增加，基本具备了全国性通讯社的规模，并逐渐向世界性通讯社发展。

　　总之，1956年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代表的新闻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工作。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介绍广播电台的改革情况了。但它们同上述两家新闻机构一样，都为适应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进行了各自的探索。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改革进行的时间并不长就遇到了挫折并很快就中断了。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开展，《人民日报》改版工作停止并重新回到改版前的老路，其他新闻机构和单位的改革也逐步终止。这样，1956年新闻改革就基本停止和结束了。

　　三、新闻改革的结果和影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闻事业提供了经验启示

　　1956年新闻改革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闻事业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1956年新闻改革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形势下的新闻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新闻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以《人民日报》为例，该报在改版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版面变化明显。改版前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都是政治新闻、会议新闻和迎来送往性新闻，改版后，为适应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头条新闻中经济新闻占到了几乎一半。据改版后第一个月统计，61篇头条新闻中，报道经济建设的31篇，文化教育的5篇，人民生活的5篇，各种会议新闻2篇，公告性新闻4篇，涉外新闻4篇。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除此之外，报纸报道的面更宽了，信息容量更大了，新闻也短了，整个报纸出现了喜人的变化。第二个变化是开始开展“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改版后的报纸刊登了许多名人学者关于“百家争鸣”的文章，并于7月21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略论百家争鸣》，推动了当时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空气的活跃。第三个变化是报纸批评得到加强。针对改版前报纸只报喜不报忧的情况，改版后的7月批评稿件就比改版前的6月增加了一倍多，8个版面平均每天保持4至5篇批评稿件，8月23日头版头条发表了《郑殿章事件暴露了什么》195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报纸发表的批评稿件而配的社论。第四个变化是国际报道更加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改版前，报纸只能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而不能报道它们存在的问题，改版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许多变化，发生了匈牙利事件等动荡。对此，《人民日报》作了客观的连续报道。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新闻改革使《人民日报》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既有对过去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扬弃，也有新闻领域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积极探索。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人民日报》上，也反映在全国其他报纸和新华社以及广播电台等其他新闻机构。所以说，当时的新闻改革是有一定成效的，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受时代所限1956年新闻改革也存在一些偏差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反思学习苏联新闻工作反对教条主义僵化思想的时候，存在全盘否定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现象，甚至发展到怀疑苏联和列宁的新闻理论。必须承认，在全面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中确实存在全盘接受的教条主义错误，但不能完全否定这个过程中的积极成分，不能否定学习苏联经验对当时新中国新闻工作的指导和帮助作用。二是对解放区形成的中共党报传统有所动摇，对旧中国报纸的办报传统则不加分析地学习和继承。也就是说，在新闻改革中存在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现象。正如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需要指出的是，1956年新闻改革虽然存在以上两个问题，但它的成绩和贡献还是第一位的，偏颇和不足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尤其是它为我们提供的经验和启示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1956年新闻改革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启示。首先，改革必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通观1956年新闻改革的历程我们发现，此次改革的出发点即是在破除僵化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自己的新闻事业，它是与当时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相一致的。而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现在并且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新闻改革，就要破除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错误做法，要在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和本国优良传统基础上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既要学习外国先进经验，也不能放弃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就形成的新闻传统，也需要吸收旧中国新闻界的一些好的做法，最主要的还是要跟当时的国情和社会实际相结合。其次，改革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认识到新闻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与党的整个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新闻改革应运而生，当1957年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遇到挫折的时候，新闻改革也被迫中断。所以说新闻工作是与党的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闻改革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理。否则，改革就走上了歧途，就会到不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再次，改革要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1957年新闻改革适逢中国实现了三大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前经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为中国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改革顺利铺开。世易时移，1957年随着国内“左”倾错误的抬头和对外关系的紧张，新闻改革也遇到挫折被迫中断。当然此次改革留给我们的经验启示不止上述三点，比如改革还要照顾到新闻工作的特殊性、改革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改革工作要深入细致和持之以恒等。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论述了。

　　四、小结

　　综上所述，1956年随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地时期的新闻传统和新中国旧有的新闻工作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同时，苏共二十大后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所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56年新中国进行了新闻工作改革。新闻改革重新认识了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的经验教训，对解放前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工作和国统区新闻工作进行了批判继承，在此基础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闻工作进行了探索。此次改革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存在一些偏颇和不足，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这些经验和启示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必须以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