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通史研究及其编纂方法

　　Research 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New China History and Its Compilation Methods

　　宋月红（Song Yuehong）

　　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兼研究所机关党委副书记；政治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国史研究，以及西藏研究、台湾问题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秘书长。代表性著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一作者）、《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当代中国的西藏政策与治理》等。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著作二等奖、论文三等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围绕关于新中国的国家理论，构建并形成国史观、国史理论和国史研究理论。国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互为思想认识基础与前提。关于新中国的国家理论，是关于什么是新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历史理论的有机统一。国史观是关于国史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属于历史哲学范畴，国史理论则是历史哲学基础上关于国史的理论形态，并指导国史研究理论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国史通史的本质内涵与特征。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基本制度、理论与实践，是国史通史的基本要义与内核。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国史通史的重要成因、内涵与构成。在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学科结构与布局中，应从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把整个国史内涵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部类，同时加强国史理论研究、党史党建研究、制度史研究和改革开放史研究，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和时代意义的国史编纂学，不断形成和发展国史特别是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体系。

　　新中国史，是正在发展着的活的历史，波澜壮阔，丰富多彩，不断进步。研究和编纂国史，不仅需要国史的阶段史、时期史、专门史和专题史，而且更需要国史的全部历史、整体历史，特别是反映和揭示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的历史，具体则集中表现为国史通史。从严格意义上说，国史主要是指国史通史。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根本意义，其学理基础蕴涵着深远的历史思维、哲学思维及其思想理论体系，研究和编纂方法也具有总体性、多重性和综合性。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国史研究和编纂围绕关于新中国的国家理论，构建并形成国史观、国史理论和国史研究理论。

　　一、新中国史通史的基本内涵与特色

　　国史是新中国历史发展中活的社会有机体，应主要从新中国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以及新中国的国体与政体、道路与制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认识和研究。其一，即使是国史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等，如果不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性出发，不把各专门史、专题史融合起来，特别是不以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与本质加以贯通，也仅仅是国史的构成。其二，在内涵与结构上，国史主要是指中央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历史，也包括地方史中具有典型代表性、国家意义的历史，如反“藏独”“疆独”史等。它与地方史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但不是地方史、部门史的单一性、机械性的集合。其三，国史是时刻在向前发展和贯通的，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而且，国史的专门史在某些时段可能会中断或终结，但国史则始终是在变化发展和进行之中的。其四，一般来说，通史的种类有多种，如专门史等也可以有“通史”，但这样的通史终究还是纵通性或时间段性的专门史，而非整体性、一体化的通史。因此，对于国史，既不能认为国史通史是不存在的，也不能认为一次性就能完成国史通史的研究和编纂。

　　国史使历史与现实最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国史问题是历史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研究和编纂国史通史，是国史自身不断发展所决定的，是国史所蕴含的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规定的。国史通史在历史内涵与历史进程上既是“全面”的、又是“贯通”的。研究和编纂国史，以“体”和“用”观之，国是“体”，史则是“用”，旨在通过国家历史，由史迄今乃至未来，以国为本、以史为鉴，认识和研究国家是什么、当今怎么样和未来怎么办。不仅如此，在历史研究和编纂中，一方面，分期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认识问题。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期一般称为“断代”“断限”，而当代史的分期则主要是指同一个时代的“时期”“阶段”等，因为当代史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更加鲜明，更富有时代特色。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史与中共党史同向融合、与时俱进。国史通史的研究和编纂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而趋向成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是：（1）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新中国即将成立3周年。该著记述了中国共产党30年历史，其中涵盖了新中国成立初期3年的国史，并融入30年党史国史的基本总结之中，由此也开创了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有机结合。（2）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将新中国成立以来32年历史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28年党史，把新中国前和后的党史国史内在地结合和统一起来，同时概括性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最初3年的历史经验，也把改革开放前和后的党史国史联系、拓展与深化开来，并推向未来发展。（3）《当代中国》大型丛书。该丛书以新中国省制史、行业史、领域史和部门史为基础，上溯古代和近代，下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系统性地研究和编纂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渊源、创立与发展，各卷集合起来，就成了首部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国史通史。（四）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5卷）。该著概述了新中国自1949年10月1日开国到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即从新中国成立到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35年间的国史。上述成果为国史通史的研究和编纂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正式的国史通史还尚未完整地确立起来。而且，国史是正在发展的，国史发展到哪里，国史通史不仅应从内涵上、时段上贯通到哪里，而且还应在学科上既融通于又相对独立于中共党史研究，构建起研究和编纂国史通史的学理和学术规范，并不断成熟和完善其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国史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历史发展主体。研究和编纂国史通史，既需要从整体、全局和深远意义上，又需要从基础和根本意义上，描述国史的总体面貌和历史进程，具体地、历史地认识和把握国史发展及其历史与逻辑关系，把国史同中共党史统一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史之中，揭示国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探寻国史发展的经验与规律，展望国家发展前景和总趋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国史通史的本质内涵与特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立新中国，奠基、开创和发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又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归结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的领导，最大的优势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和执政是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历史逻辑、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党的领导和执政、党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三位一体”，既是党史又是国史的总主题。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人民史观是国史通史的根本政治立场和哲学基础。新中国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史就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建设自己国家的历史进程。研究和编纂国史，可以是某一历史事件的纪事本末，也可以是某一历史人物的生平思想业绩，但这些事件和人物无不产生于人民群众的广泛社会实践和生产生活之中，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或与之相联系。研究和编纂国史特别是通史，必须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将人民史观贯穿始终，深刻揭示党与人民群众、与中华民族的关系。

　　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基本制度、理论与实践，是国史通史的基本要义与内核。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相继开辟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新中国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蕴涵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基本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这些虽然可以通过局部的、阶段性的历史加以反映，但唯有以新中国全部的和整体的历史，以及正在发展着的历史，才能完整体现、充分展示，并不断揭示其历史价值和深远意义。

　　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国史通史的重要成因、内涵与构成。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推动自己和世界和平发展、交流互鉴，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仅深刻改变着自己的前途命运，而且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研究和编纂国史通史，不仅要把国史与世界史相互联系和比较，而且需要把世界史作为国史发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条件。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只有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发展相联系，才能透视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

　　国史通史既具有一般通史的基础性、普遍性和规律性，又具有自身特殊性、时代性和前沿性。国史通史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也是在继承与发展中与时俱进、通向未来发展的。国史通史是国史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局部性与整体性、地方性与国家性的辩证统一，进而具体地、历史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新中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及其相互关系。

　　二、关于新中国史通史的“八重”研究和编纂法

　　在历史研究和编纂中，我国古代史学有史德、史才、史学、史识之说，近代则在考古学和考据学上倡导“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或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现当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推动中国史学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建设和发展历史哲学、历史理论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治史观念和方法。

　　国史、国史研究的综合性也决定了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多重性。概括起来，国史通史具有如下相互联系、交叉融合的“八重”研究和编纂法。

　　（一）中华民族史总体法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共同缔造了新中国，开辟并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和新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的国史就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创业史、奋斗史和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历史。新中国的国史蕴涵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而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研究和编纂中华民族发展史，实质上就是研究和编纂中华文明史、中国人民发展史。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共同团结进步和繁荣发展。从中华民族史研究和编纂国史通史，有利于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发展史、中华各民族的发展史统一于国史，巩固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精神动力。国史是中华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民族是国史的主体力量，同样国史也是需要中华民族共同编纂的。特别是在祖国尚未完全统一的条件下，从中华民族史研究和编纂国史，有利于从历史上、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充分阐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人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坚决反对和抵制“台独”，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提供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新旧中国对比法

　　国史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在于，新中国之新从何而来、新在哪里。历史地看，一是近代以来的旧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为创建新中国而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腐朽、落后的社会形态，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将新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对比新旧中国，根据历史由旧到新的变革，深刻揭示新中国坚持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新中国的“新”，关键在于社会形态的变革、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社会制度的先进性。新中国的“新”又是在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而不是停滞不前的。新旧中国对比，有利于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成就，总结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揭示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本质，展望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景，把新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联系和贯通起来。

　　（三）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时期统一法

　　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是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在研究和编纂国史中，坚持和贯彻唯物辩证法，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国史的阶段性与连续性辩证统一起来，同时彰显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关键一招，进而阐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统一起来，国史就在根本和实质意义上实现了贯通和融通。否则，所谓的国史通史也只能是历史的“组装”和“拼凑”，失去了其历史的真实面貌、内涵与精神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统一，就是奠基、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史通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史通史。

　　（四）“五位一体”统筹法

　　新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新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体布局则是“五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它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蕴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五位一体”这一结构体系中，“五位”涵盖了国史的基本构成，“一体”则反映了国史的基本逻辑关系。只有“五位”而没有“一体”，国史则成为“条条块块”的分布而彼此不相“通”。统筹“五位一体”研究和编纂国史，有利于将历史的点与面、纲与目结合起来，鲜明地反映和揭示其主体与脉络、内在机理与逻辑。

　　（五）思想、制度和实践融合法

　　历史是人类社会的思想认识、社会制度和生产生活实践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思想史、制度史和实践史。思想史、制度史和实践史是相互联系的。思想史来自生产生活，但历史上产生的思想超前或滞后，都不能转化为社会实践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制度史也产生于思想和社会活动，但制度既有实然的，又有应然的，不一定全部存在或作用于社会实践。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生活史。只有思想史或制度史，历史都是单一、片面或残缺的。研究和编纂国史通史，当然包括思想史、制度史和实践史，特别是三者的融合，才是生产生活的历史，也才是真实意义上的国史。研究和编纂国史通史，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优秀传统文化在新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对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吸收借鉴，与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体制机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融为一体，贯通于新中国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之中，并统一于人民群众不断广泛而深入的生产生活。

　　（六）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法

　　新中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行政区域划分中，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县、自治县（旗）分为乡、民族乡、镇。国史中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国家机构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史，是我国传统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应是国史研究和编纂的一条基线。新中国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史中既有普遍性，是国史的重要内容，同时又有地方特殊性，其中具有国史性和国史意义的历史则属于国史或与国史相联系。除中央国家机构的理论与实践外，如成立新中国时全国各地的解放和政权建立，地方工作和行业发展中的经验在全国的试行和推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在地方的试点及其在全国的推广，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的香港、澳门回归，以及反分裂国家的理论、政策与实践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国史的基本脉络。在国史研究和编纂中，将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起来，有利于推进国家行政建制史、祖国统一大业史、社会生活史和历史地理等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国史的内涵与特点。

　　（七）中国和世界比较法

　　根据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把中国的历史、现实和前途命运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之中。在国史中，把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充分结合起来，探寻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特别是社会主义先进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根本动因。既要描述新中国的外交史、对外国际关系史，又要讲述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以及新中国在世界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及其比较中，探讨新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水平，从历史大视野中分析新中国发展道路和制度的优势与特点，彰显新中国的独立自主与和平发展。发展海外中国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八）党史国史一体法

　　中共党史与国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是辩证统一的。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中，国史是这一历史的基核，中共党史则是这一历史的内核。党史国史的融合和贯通，不仅构成国史通史的基本内涵，而且彰显了国史通史的本质特征。在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中，把党史、国史结合起来，以党史研究引领和推动国史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一体化、系统化地构建党史国史的价值体系、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同时，遵循国史研究的规律与特点，推动国史研究科学化、规范化，该党史的突出党史研究，而该国史的则要着重国史研究，推动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既相互联系又区别开来。

　　在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学科结构与布局中，应从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把整个国史内涵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部类，同时加强国史理论研究、党史党建研究、制度史研究和改革开放史研究，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和时代意义的国史编纂学，不断形成和发展国史特别是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