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中国的城乡关系模式不断发生变化，城乡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背离化”趋势，乡村危机就是其必然结果，是城市发展和繁荣的“负效应”。城乡失衡和“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探索中，通过从“新农村建设”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逐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国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独特道路，并在历史性超越中创造了独有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现代化；“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从34项具体措施入手，强调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支撑；提出到2035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无论从区位结构还是从社会—文化结构来看，乡村始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正所谓“乡村治则天下安”。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乡村社会亦占据重要地位，“且建设中国必从农村做起，方不致落空”。新中国成立后，开启了乡村建设与发展的新篇章。新时代以来，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既是对百年来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性超越，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乡村现代化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时代性创新。通过回溯百余年来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从中体悟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文化内涵，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乡村发展的脉络，把握乡村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 

近代的艰辛探索：乡村危机显现 

　　近代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谓“大变局”，其实质是由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即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有学者曾提出：“我国机器工业，肇始于同光，建设于清季”。以大机器为生产手段的近代工业的引入，不仅意味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且导致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变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一开始就呈现出一路“向西”的基本取向。洋务运动中，曾国藩等对西学有倡导之功，由此“光气大开，西学日盛。南北濒海各直省，开局设厂，制造舟舰枪炮，一以泰西为法”。由此时移势易，风向飙变。 

　　如上所述，中国历史发展取向上的根本性变动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因同文馆而引发的“中西之争”。有学者指出，这场争论的实际意义，在于通过主张引进西学和反对引进西学之争，把如何处理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提上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日程。显然，洋务运动的“中西之争”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命题，也是影响此后历史走向的关键选择。它体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由此形成的路径也决定着中国未来的选择。“凡属诸西方者罔不善，属诸本国者罔不当改”的时风一路前行，从曾国藩、李鸿章到康有为、梁启超，以至于清末新政的接续努力，“天下士人咸知变法，风气大开，而推进中国的西化入于一个新阶段”。但问题在于，如果严格照搬西方的方式走现代化之路，中国可能面临着五千年文明史中断的危机，而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恰恰是基于农耕经济、以乡村为重要载体的文明。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何在追赶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能保证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又能完成追赶西方现代化的任务，成为近代以来困扰中国的悖论和难题。”这一历史悖论和难题突出地体现为近代中国城市与乡村的“背离化”发展态势，与此同时，“三农”问题不断累积和加剧。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孙中山在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十三年来，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界对于现代化的“西向”选择也开始深入反思：从洋务运动到现在，我们一直是在朝着“欧化”的路上走，但事实上几十年努力的结果，不仅未能“致中国于富强之境”，反而给予了我们以不少的痛苦……这样长期失败的经验，使得许多人对于“欧化”的趋势，慢慢都失掉了信赖，于是“我们今后究竟应当怎样走呢？”便成了当时社会的一大疑问。故此，30年代前后与中国本位文化重建并时而起的还有乡村建设运动，这既启发整个社会开始更多地专注于中国社会文化内在的省思，同时也引导着全社会对于农村问题的聚焦。 

　　古人云：“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乡村治则天下安”乃中国文化根系之所在，这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截然不同。近代以前，中国历代中央政府“皆以重农主义，为立国之大本”的发展定式，随着“工商立国思潮，渐次伸张其势力，重农思想，遂成为陈腐之学说矣”。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道路整体上依循“以都市支配农村”的方向展开，这一取向逆转了传统中国社会运行的路线，城乡“背离化”趋势隐然发生，农村问题或乡村危机日益凸显，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的焦点。一切社会问题都是因时代而不同，农村问题当然也不例外。不难判断，农村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有学者所指出的，这是“中国旧社会构造遭到破坏”之后，“文化失调——极其严重的文化失调”问题。这种全方位的农村衰落状态亦被称为乡村危机。 

　　持续发生的乡村危机显然不只是农业本身的问题，而是对应于工业化或城市化而生成的社会问题。其实质是发生在乡村或农业领域的特定区位性危机，可称之为城乡“背离化”发展危机。这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城乡区位或工农业领域中出现严重背离化态势的结果，是与现代化相伴相生的问题。乡村危机显然也是传统中国城乡关系瓦解后的必然结果，是城市发展和繁荣的“负效应”。正如著名史学家周谷城所指出的：“中国目前都市正在方兴未艾地发展，都市文化，也正在方兴未艾的发展。但农村却仍是寂寞荒凉。这便构成现在一般人所谓是中国社会之畸形的发展。”可见，关于乡村危机，不仅是各政治党派要考虑的问题，也是知识界关注的焦点。  

　　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危机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显现，其最突出的表征包括：农民逃亡、农业衰落（或农地荒废）、农村破产。揆诸史实不难理解，此后所面临的“三农”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的呈现，而且还是近代以来相关问题的累积、叠加而成的时代性困境。  

“新农村建设”：命题的萌生与发展   

　　把“三农”问题置于近代以来的历史长程中审视就不难发现，“新农村建设”试图解决的“三农”问题，其实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矛盾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是长达百余年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最关键的、带有连续性特点的矛盾问题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它凸显为现实问题的同时，也叠加了历史累积的问题。这决定了当代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三农”之困，既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 

　　就思想或话语演进脉络而言，“新农村建设”可追溯到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村”设想，其代表性主张是法国和日本的“新村主义”。它幻想通过“和平的社会改造的办法”，通过“共产村”试验，最终实现“理想的社会——新村”。时人所称“新农村建设”一说，乃对应于旧农村而言。五四时期这一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开始传播，尤其在青年知识群体中引起轰动和共鸣。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村主义”的农村建设尝试失败后，“新农村建设”的理想仍是仁人志士改造中国社会的一种渴望、一种探索。例如，1926年，在大革命高潮之际，王骏声较早提出“建设中国的新农村”的命题，认为“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工商业问题，是农业问题。所以要建设新中国，先决问题在于建设新农村”。40年代后，唐瑛等人又对“新农村建设”问题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探讨，此后相关议题时起时兴，绵延相续。当时的“新农村建设”构想十分粗疏简略，所引起的思想论争和社会影响也相当有限。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得到了强大的政权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重建过程中，“如何改造落后的小农经济，开始成为土地改革以后的主要问题”。随着“一化三改”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农村建设”构想开始孕育。1956年中共八大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发展道路的探索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始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1957年4月、8月，刘少奇、邓子恢分别著文提出并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新农村建设”的构想和规划得到了制度性支撑，同时，它的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战略融为一体。例如，早在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就明确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再次明确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新农村建设”的诉求被纳入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因此，无论是从根本制度、时代内容来看，还是从道路发展上看，都实现了对民国时期“新农村建设”构想的历史性超越。 

　　跨入21世纪不久，在新的历史背景下，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提出到推进，我国的乡村现代化建设被赋予了更为深远的意义，提出了更加全面的要求。 

　　21世纪的“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或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虽然“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成为新时期农村发展的一般追求，但“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却并不局限于此。尽管对其内涵的认识存在多种多样的理解，但更多人还是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推进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最终实现缩小城乡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既包含了农村经济基础，也包括农村上层建筑，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在内的全面建设，是一个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和的多元化目标体系。 

　　21世纪的“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面临的崭新课题，是时代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随着《若干意见》的科学制定，各地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把“新农村建设”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使之成为党和政府战略布局中的重中之重。例如，21世纪之后的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主线都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贯彻中共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 

　　随着“三农”问题的呈现和国家应对政策的落实，“新农村建设”命题至2005年再度聚焦，成为全面推进“三农”工作的“总纲领”。更重要的是，“新农村建设”构想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即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为内容，完成了其近百年来思想演变的时代性跨越。 

乡村振兴：超越性发展的战略指向 

　　“新农村建设”思想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完善，并在新时代的战略规划中达到了新的高度。进入新时代，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齐头并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并未掉队，并最终支持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不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起来，不把农业现代化搞上去，现代化事业就有缺失，全面小康就没有达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关乎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乡村，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思想新的时代内涵。 

　　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强调要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并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系统阐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总方针、总要求和制度保障。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部署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乡村振兴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了“新农村建设”思想和理论的时代升华。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  如前文所述，“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对此，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中共中央为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做出的重大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的一项重要战略原则和政策导向，也是一个重大理论和政策创新。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如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总体安排和部署，强调“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更大决心、更精准思路、更有力措施，采取超常举措，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确保按期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些重要论述把过去单纯的农业现代化概念拓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更加丰富、科学，更加符合新时代要求，其核心是把城市和农村看成一个有机整体或者说发展共同体，通过城乡要素、产业、居民、社会和生态等的全面融合，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工农城乡共建共享。这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进入新时代，我国城乡利益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变化。这些都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乡村振兴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强调“要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这为振兴乡村、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人  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强调：“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方面，通过提升能力、组织联合、拓展服务、开拓功能、抵御风险等途径，千方百计让广大农民共享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果，让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成为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强技能培训，提升广大农民能力素质，把农户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总之，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广大农民主体地位得到充分肯定，已成为乡村建设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党和政府不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这是新征程上中共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比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论述又有了升华。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底色的中国新农村建设目标正在变成现实。   

余论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动而发生的，首先开始于新的城市体系的重建。中国近代经济的产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经过60年的发展到1920年时，据学者估计，包括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在内，全部近代经济总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不到8%。亦即，国民经济中90%以上仍是旧式的农业和手工业；全国绝大多数人口仍属于小农经济，仍旧以家庭或家族为主要生产单位。从社会结构上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近代化的主体力量，而这个力量在中国不但数量微小，而且受到传统思想观念的拘牵。从区位结构上看，新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生活方式的巨大结构性变动，几乎都集中发生在城市社会里，尤其是在通商口岸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伴随着城市尤其是沿海通商口岸和区域中心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动及新的城市体系的重构，中国现代化进程引发了城市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引起了城市社会分层及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等各社会阶层受到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开始分化。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二元特征与趋势，深刻地诠释着近代城乡分离的基本格局和社会矛盾、冲突的时代特征：“中国近年来经济上最大之危机是都市膨胀，农村偏枯。都市中苦感现金的过多，只得注意力于公债与地皮之投机事业，而内地农村中则最低之生产资本亦不可得，真成一文莫名！”乡土中国的历史动因及其文化取向，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被动地消极地听命于这一工业化进程所决定的命运。在对历史的省悟中，近代先贤以乡土重建、中国本位文化重建等路径选择的种种努力，既是对现代化“西向”选择的反思，也是针对持续不绝的乡村危机或“三农”困境的救治举措。 

　　传统中国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是乡土中国历史演进的一般特征。颠覆这一历史周期节律的不是乡土结构本身，而是进入近代历史之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动力，以及由此打破乡土社会单一动因要素的“大变局”。它将乡土社会的治乱循环转变为城乡中国“荣枯相关”的背离化发展进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失衡和“三农”问题，显然并非社会结构尤其是制度建构形成的本质性矛盾冲突，而是现代化进程“发展中矛盾”问题的呈现。城乡共赢共进才是分析和解决乡村危机问题的根本所在，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城乡社会共进协调发展。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深刻道理和内在逻辑，清晰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中。 

　　“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百余年历史进程中的艰难探索和曲折道路，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探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逐步形成既不同于西化道路也不复归于传统治乱循环模式的时代性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深扎于百年中国不断探索的历史实践进程之中，同时也在历史性超越中创造了独有的时代价值。 

　　［作者简介］王先明，历史学博士，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