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深邃的眼光看到了眼花缭乱的政治纷争和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最终决定因素——生产方式，并从生产方式的演变中，看到了生产力是决定因素。但是，在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对生产力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科技进步的研究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往往把它视为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的自然产物，而忽略了生产力本身发展的规律。

新中国前30年历史学最突出的成果是“五朵金花”，其中之一是探索“资本主义萌芽”，应该说推进了中国古代史对经济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研究，但是其重心仍然是生产关系，对解释所谓的“李约瑟之谜”推进不多。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一方面继续沿着宏大叙事前进，另一方面则走向微观和个案研究，但是这两个方面也都对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技术进步本身关注不够。

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之所以取得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是与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力推进工业化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重视以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为标志的物质生产。同样，改革开放以来的技术引进、消化和低成本的技术扩散，也成为中国外延性扩张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

但是，反观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重要分支的历史学，则对生产力的核心技术进步历史研究很不够。专门研究生产力发展历史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少，而且基本上集中于产业部门和企业。因此，当历史学者研究历史时，多关注政治史、经济制度和政策史、文化史、社会史就不奇怪了，其研究的局限性也就不言自明了。这方面的事例非常多。如新中国成立64年来农业的经营规模似乎没有多少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经过20多年的集体化，又回到了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但是，农业本身的技术进步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我们许多学者对新中国64年来的农业技术进步，像品种改良，水利建设，电力、机械、化肥、农药普遍应用等，缺乏研究和量化分析，因此，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发展，就很难讲清楚哪些是体制的作用，哪些是科技进步的作用，农业现代化究竟要求什么样的改革。又如中国的钢铁、石油和化工、电子、机械制造、汽车等产业的技术进步历史，研究成果基本上来自产业部门，经济史专业的学者很少涉及，结果研究往往是就制度讲制度，就政策讲政策，很难从细节上去深入研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究竟是怎样互动的，因此研究就很难进一步深入，使得成果要么局限于制度细节的考察，要么用功于个案研究，对目前的发展方式转变和“创新驱动”很难提供历史借鉴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