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范畴，从本质上讲，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理论范畴是一致的。比如其中都有历史发展的动力、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目的性与客观性、确定性与选择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连续性与阶段性、人民群众的作用与杰出人物的作用，以及整体与局部、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等基本概念。只不过这些范畴拿到当代史研究中，会有一些内容和表述的变化。我过去在当代史的理论研究中，比较多地是讲这一研究的属性，以及当代史的分期、主线、主流和发展原因等等。这些概念，实际上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范畴在当代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一、关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属性

　　这个问题涉及当代史的概念和学科。中国历史教学中的中国近现代史，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是把现代史上限定在1919年，下限延伸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如果说这种界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已经10年、20年、30年之后仍然这样界定，问题就大了。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标志是社会形态的演化。而1919年对于中国来说，只是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发生变化，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但社会形态并没有变，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形态发生变化，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事情。因此，把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线，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理论，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范畴。应当把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把1949年后的历史称为现代史，并把它与人们为避开中国近现代史原有概念而设立的当代中国史学科合并。至于再过若干年，现代史中是否需要分出一个独立的当代史，是那个时候研究的问题，可以留待那时解决。

　　当人们提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应当改革，把现代史独立出来，设立中国现代史或当代中国史学科时，出现了另外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和做法。比如，认为中共历史与当代史大同小异，主张不必另外再设什么当代史学科；或者把当代史与现代史合并后，仍放在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作为其中一个部分。我认为这些看法和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理论，同样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范畴。

　　毫无疑问，中共历史在当代中国史中具有核心地位，当代中国史研究绝对离不开党史研究。党史毕竟是当代史的一个部分，尽管这个部分在当代史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党史研究毕竟属于专史性质，与作为通史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之间在研究角度、范围、重点上都有很大不同，即使在学科理论与方法上也有一定差别。因此，应当说当代中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各有各的属性，谁也代替不了谁。现在有些当代中国史的著作与党史著作之间存在内容近似的问题，并不表明当代中国史研究可有可无，而恰恰反映这两门学科在各自学科建设上都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问题。至于把当代史和现代史合并后仍放在近现代史专业中，这种做法就更不合适了。因为，这在客观上会淡化新中国成立在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混淆了两种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当代史、现代史与新中国史三者概念的联系与区别的问题。应当说，当代史、现代史就是新中国的国史。但说到编研，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史编研与当代史、现代史编研的内涵、外延是一致的，但狭义国史编研专指对新中国历史的宏观性、整体性编研，一般不涉及地方史、部门史、行业史，除非这些历史中的某些内容与国史全局有关。然而，当代史和现代史编研是包括地方史、部门史、行业史等各种专史的。目前出版的国史，无论叫什么名字，大多属于狭义国史编研的范畴，即人们平时说的通史著作。

　　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史距离现实太近，研究者、著史者容易受到现实利益和认识上的局限，难以客观公正，所以，古人有“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说法。还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史由政府设立的机构编撰也是难以客观公正的，所以，欧美一些国家的历史都由历史学家个人独立编撰。对此，我的看法是：首先，古人所说的当代、前代是以帝王姓氏为标志的朝代来划分的。在那种专制社会里，史家要写当朝史，当然颇多忌讳，所以一般只有等到改朝换代后才写前朝史。当代中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制度，古人写当朝史的那些忌讳已不存在，相反，人们迫切需要通过当代史编研了解历史、总结经验。而且，交通、通讯、印刷、信息技术的发达，使史料的收集、鉴别、传递、运用比起古代不知要便利多少倍，这就更为当代人写当代史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其次，即使在古代，也并非完全不写当代史，《史记》《三国志》《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都有那时的当代史内容；每个朝代写的实录、起居注、国史、志书等等，也都是当代史，只不过有的是史书的半成品罢了。

　　至于当代史究竟应当由政府机构还是史家个人编撰，这个问题不仅与社会制度有关，也涉及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并非史书能否客观公正的决定因素。中国自古就有官修历史的传统，而且正是这一传统，使中华文明在少数几个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过。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也有一些至今仍由政府机构负责国史编撰。事实说明，只要尊重历史，政府机构编撰的史书照样可以客观公正，反之，即使由学者个人编撰，照样难以做到客观公正。例如，由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台独”思想严重的学者独立写史，要做到客观公正就很难。

　　说到客观公正，还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问题。在国家和阶级存在的社会，不可能有超国家、超阶级的客观公正。比如，“述而不论”是修志的一条原则，但即便如此，站在不同国家和阶级的立场上，对同一件事的记述，遣词用字也会不同。例如，对“八一五”事件，站在中国立场上肯定会写“日本宣布投降”或“抗日战争胜利”，而站在日本立场上往往会写“终战”或“战败”。再如，对解放战争中傅作义将军打开北平城门这件事，站在共产党和人民立场上肯定会写“北平和平解放”，而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立场上肯定会写“北平沦陷”或“落入共军之手”。

　　当代中国史作为史学的分支学科，不仅有一般史学所具备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突出的认识功能、社会功能等学科特点，而且由于它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历史，相对于当今世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属于“另类”的历史，因此，其意识形态属性势必更强，社会功能也会更大。

　　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在阶级社会中是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是史学特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功能所决定的。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永久霸占中国东三省和台湾，曾在教科书中把东北和台湾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去。今天“台独”分子要搞“台独”，也是采取先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剥离，再把没有台湾史的中国史放入世界史中的办法。这种把历史当做“灭人之国”工具的现象，在当代史研究领域显得尤为突出。我们常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亡我”的策略之一，同样是用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的办法，诋毁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以此动摇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心和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提醒：“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他还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①]这些都说明对历史特别是对国家史的解释，在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正因为当代史有这种特殊性质，所以“八九”风波之后，中央决定设立专事国史编研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共中央更是反复强调加强对党史国史的教育。2019年7月，中央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又专门发文要求把学习党史和新中国史与主题教育相结合。也正因为当代中国史有这种特殊性质，所以我曾提出：国史编研除了有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之外，还有“护国”的功能；既然敌人要“灭我之国，必先毁其史”，我们也可以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做到“卫己之国，必先护其史”。

　　二、关于当代中国史的分期

　　这个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范畴。学界对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与当代史的划分，根据的都是社会形态的变迁来确定，而对每个历史里不同时期的划分，则往往根据带有阶段性特征的事件来确定。至于哪些事件带有阶段性特征，不同学者由于持有不同的史观和不同的编研目的，站在不同的角度，拥有不同的学识，看法是会有所不同的。当代史至今只有70年，时间并不长，但学者为了便于自己研究和引导人们学习、认识历史，同样在进行分期或断限工作，而且同样存在不同的分期方法。其原因除了在史观、研究目的、分析问题的角度和学识上存在差异之外，与这个历史还在不断成长发展，学者进行分期或断限时所处的时间节点有先有后，也是不无关系的。

　　从目前已有的上百部当代中国史著作看，分期或断限的方法不下几十种。这些不同的分期，大多是学术性的，应当在学术范围里讨论切磋。比如，我在2003年论述当代中国史分期时，曾主张分为五个时期：即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共八大之前的7年，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共八大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其中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不成功的或失败的探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四大之前，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中共十四大到中共十六大之前，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中共十六大之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时期。中共十八大之后，我重新审视了这种分期，感到前四个时期的划分方法仍然是站得住脚的，但对第五个时期的起点，却产生了新的认识。原因在于，中共十六大之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虽然具有标志性，但10年走下来，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所以历史上未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中共十八大之后的几年，无论是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上，还是在治国方略上，都有很大变化，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所以2015年我将第四、五两个时期的分界线作了调整，把第五个阶段的起点由中共十六大改为了中共十八大之后。

　　不过，也要看到，在当代中国史分期方法上的不同意见中，不完全都是学术问题。有人打着历史分期的幌子，实际表达的却是反对或曲解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例如，有人说中国自1911年以后的历史应以1978年为界，分为共和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还有人说，应当把1949年至1978年的历史称为现代史，把1978年以后的历史称为当代史。这两种所谓分期方法，在政治上都把改革开放同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在理论上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形态历史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范畴，因此都是不可取的。

　　三、关于当代中国史发展的主线

　　这个概念在一般史学研究中比较少见，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根据历史发展的目的性与客观性、确定性与选择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理论范畴所创造出来的，旨在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认清历史发展的走势。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②]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③]我在这里所说的当代中国史主线，就是在人的各种动机中，贯穿当代中国史迄今为止全部历史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动机及其结果。

　　当代中国史主线究竟有几条，都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各种不同看法。我的看法是，影响当代中国史发展结果的动机虽然有许多，但基本上是三个：即第一，坚持、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第二，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第三，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三个动机虽然互有联系，但不能相互代替，因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只用一个动机是解释不通的。比如，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动机，就不能用坚持、建设和探索社会主义来解释，否则就变成了为搞社会主义而提前进入社会主义。事实上，作出这一决策的动机是为了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再有，我们曾在边境地区进行过几次自卫反击战，这个动机也很难单纯用坚持、建设和探索社会主义或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来解释，否则就可能产生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和工业化就要同周边国家，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仗的问题。事实上，作出这些决策的原因，是受到另一个动机的支配，即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述三大动机及其结果就是贯穿当代中国史的三条主线。当代中国迄今为止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可以从这三条主线中找到答案。抓住了这三条主线，不仅可以认清当代中国史发展的主要脉络，而且可以大致预测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基本走向。

　　四、关于当代中国史发展的主流

　　这个问题实际是对历史的价值判断，在其他的分支史学研究中很少使用这个概念。当代中国史研究之所以使用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遇到了如何看待“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长时段错误的问题。就是说，对出现严重错误的时期应当如何评价，是以正面评价为主，还是以负面评价为主。当代中国史学者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历史主流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整体与局部、本质与现象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等范畴而提出的。就是说，在评价一段历史时，必须分清哪些是整体和本质，哪些是局部和现象，并要把不同阶段联系起来看。

　　对当代史的评价，当代史学者的多数都是以正面为主。但说到对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由于其中存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曲折，不少人感到拿不准，或明或暗地认为应以负面评价为主，甚至有个别人认为应当全盘否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把犯错误与犯错误的时期混淆了。改革开放前长达近30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足其中一半，而且这两个错误也只是这两个时段中的一部分内容，其中还有各项建设，以及这些建设尽管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但仍然取得许多巨大成就的内容。例如，“大跃进”中的水利建设，“文化大革命”中的铁路建设和航天事业。只要把包括这两个犯错误时期的改革开放前30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这些错误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孰主孰次就会一目了然。

　　对于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作过明确的论述：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他还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④]这些论述清楚地回答了应当如何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问题。

　　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评价，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在有的情况下也是政治问题。事实说明，凡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往往会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凡是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的人，也往往会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凡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新民主主义回归”“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看成“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也必然会把这两个时期的加以割裂和对立。可见，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不仅决定了能否正确评价当代中国史的主流，也决定着能否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学术性、政治性都很强的问题。

　　五、关于当代中国史发展的原因

　　历史现象的原因和结果，是史学研究中普遍应用的范畴，只不过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这一范畴与社会基本矛盾、历史运动的规律性、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决定性与选择性、人民群众与个人作用等范畴，是相互联系的。

　　前面讲到当代中国史的主流是成就，具体说，这些成就包括新中国用了不到30年时间，就在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用了不到50年，就使钢产量由60万吨攀升到1亿吨，又用不到10年攀升到8亿吨，占世界钢产量一半；用了仅仅40年就使GDP由世界各国排名之外进入前10名，又用了10年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更是由不足50美元，仅用70年就达到了1万美元。在短短70年里，新中国由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又开始跨进信息化社会。这种时空跨越，超过了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变化，也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近代三四百年的变化。可以说，这样的变化速度，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没有过。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即这种发展变化的原因何在？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史，不能不分析这个问题。

　　任何历史发展的原因都不可能是单一的，何况当代中国史的成就如此之大、发展如此之快，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基本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新中国走了一条既不同于当代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完全相同于当年苏联和许多东欧国家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改革开放后，更走出了一条日益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优越性，说到底就在于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继续秉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向人类最美好社会共产主义前进的理想，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国际形势的实际，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动力的观点，创造并自觉运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的学说，充分发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历史能动性、主动性、选择性、创造性，从而呈现了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完美统一。

　　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集中攻击新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制度，这从反面说明，它恰恰是新中国成功的主要原因，说明我们做对了。那些人之所以指责它违背“普世价值”，“不民主”“不合法”“专制”，因为是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尺子来衡量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它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新中国之所以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制度而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其根源就在于它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而不是由多个大财团为主导的资本家所有制。在这个经济基础上，人民内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许有任何势力破坏这种利益的一致性。过去，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是采用宪法序言叙述中国革命过程的形式加以体现的。中共在十八大后，进一步认识到，中共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因此，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写进了宪法修正案总纲第一条。可见，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仅有理可据，也是有法可依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之所以最适合经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关键在于这种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政治内耗，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调动资源、集中力量，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加快建设效率，以此弥补自己的后进劣势。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历史上长期存在封建割据、民族分裂、一盘散沙的国家，如果不实行这种制度，力量更不容易得到集中。中国共产党在实行这种政治制度的同时，十分注意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且重视处理党和非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比如：创立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注意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地方权力，发挥地方积极性；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正是这些做法，更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在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中，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威力。

　　当然，实行这种政治制度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并确保自身不谋私利、不脱离群众、不改变颜色。改革开放前，中共接二连三地搞党内整风和政治运动，尽管其中有的存在简单、粗暴、扩大化的错误，但目的正在于此。改革开放后，中共总结了经验教训，不再采取政治运动的形式，但整党和各种主题的党内集中教育一直没有停止，目的也在于此。

　　当代中国史成就大、发展快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经济体制。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相应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改造。但由于缺少经验、要求过急，致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一统天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经营的多样性、灵活性和群众的积极性。后来，虽然也提出来要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实行以国家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为主体，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为补充的体制，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很好做到，有的完全没有做到。改革开放后，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允许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不断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始终坚持把土地、矿藏等重要自然资源和金融、交通、通讯、能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牢牢掌握在国家和国有企业手中，坚持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这种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一方面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快速反映社会需求，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有利于弥补市场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局限性的不足，防止资本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左右政策的制定，抵制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有利于保证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共同富裕，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

　　当前，探寻和总结当代中国史发展的原因，不仅是当代中国史学者的研究课题，也是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探讨的问题；不仅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也引起许多发达国家学者的兴趣，成为世界性的课题，有人甚至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我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普世的发展模式，不赞成中国照搬别国经验，也不赞成别国照搬中国经验。如果说有一个“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种模式。如果说这种“模式”具有普适的意义，这个意义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准确地说，“中国模式”应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当代中国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发展的基本经验。

　　六、关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论

　　关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论，我认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法论也是基本一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统一体，是史学研究在这种历史观指导下形成的有关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历史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结果，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在这种历史观指导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论必然会主张：分析不同时期的理论和社会思潮的变化，要注意分析那个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以及群众生活的状况；分析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要注意分析那个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状况；分析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要注意实事求是地进行阶级分析等等。

　　为了进一步说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论的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这里再举两个具体例子。

　　第一，关于为什么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然而，新中国建立前夕和初期，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表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可能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先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少则10年，多则15年。可是，新中国成立刚3年，毛泽东就提出要立即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用10年到15年时间过渡完。这个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改革开放后，有人认为是毛泽东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情结，想尽快实现社会主义；还有人认为毛泽东有民粹主义思想，想跃过工业化搞社会主义。我认为，这些看法既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实际，也违背了历史变动最深刻根源在于经济而不在于人的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

　　还有一些看法，虽然作了一定的经济分析，但并没有能揭示出这一变化最直接的经济原因。例如，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激化了阶级矛盾，促使新民主主义中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被突出，导致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再如，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恢复工作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效，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超过了一半，国营工商业的产值和收入超过了私营工商业，农业合作化运动形势迅猛，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超过了个体农户，因此，具备了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条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然而，这些分析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原本之所以决定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的根据，是资金、物资、技术力量匮乏，需要利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做准备工作。而当1952年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这种匮乏的情况并没有因为阶级矛盾的激化、经济恢复时期任务的完成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一点从“一五”建设开始后，资金、物资、技术力量的供求紧张状况，也可以得到印证。

　　那么，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分析这个问题，涉及当代中国史研究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终极的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⑤]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只要按照这个观点分析就会看到，提前过渡的决定并不是毛泽东从自己主观愿望出发提出的，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华民族当时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他头脑中反映的结果。这个机遇就是斯大林通过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改变了过去对中国党半信半疑的态度，在中国政府考虑提前开展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五年计划建设并请求苏联给予援助时，答应从资源勘察到设备设计、制造，技术资料提供和派遣专家、培养留学者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援助。如果当年苏联不答应援助，或者仅仅在某一方面援助，中国势必仍然按照原有设想，进行以轻工业为重点的五年计划经济，并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为今后进行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建设准备条件。然而，苏联既然答应了全面援助，中国在政策上就需要做出调整，以便适应这个变化，比如借鉴苏联工业化时期用过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资金、物资、技术力量集中起来使用。要这样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就不能再实行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必须通过公私合营，将私营企业逐步改造为国营企业。这当然就不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政策了。所以，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最深刻的原因，是为了适应工业化的需要。当年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一化”是主题、“三改”是两翼，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关于如何评价统购统销政策？

　　在新中国历史上，粮棉油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推而广之，还有某些副食品的计划供应，某些轻工业品的统一分配制度，实行过很长时间。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不少人的诟病，比如有人认为中国“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出现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都缘于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因此这是错误的政策。对此究竟应当如何看，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运用当代中国史研究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把历史问题放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析。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⑥]而这个观点，正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关于一切历史事物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产物的基本观点。

　　前面提到，当新中国决定抓住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建设时，中国资金、物资、技术力量匮乏的状况并没有缓解。相反，由于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这一矛盾显得更加尖锐，其中最紧缺的物资就是农产品中的粮棉油。历史上中国虽然是农业国，但农业生产条件并不好，单位面积产量一直不高，加之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商品粮率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自然也不可能多，旧中国有时还要进口。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2200亿斤，亩产平均137斤，黄河以北还不到100斤，人均不过400斤。1953年，粮食总产量虽然提高到了3200亿斤，但人口增加更快，三年累计比1949年多出3000多万人。实行土改后，农民不用再向地主交租，本可以拿出更多的商品粮，但由于自己也要改善生活，还要多留储备粮，所以除了缴公粮，能拿出交易的并不多。另外，过去的旧政权不管人民死活，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人民的吃饭问题，人民政府都要管。那时，约有1.5亿从事经济作物种植、从事渔业、牧业、盐业、林业、受灾和缺粮的农民，以及船工的口粮，需要政府返销，约占总销售量的三分之一。加上抗美援朝战争还没结束，军粮需求庞大。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的，粮食供应怎么可能不紧张。

　　搞工业就要建工厂，要招收工人，还要从国外进口设备。这势必扩大城市人口，仅1953年一年就增加了600万人，必须相应增加城市商品粮和各种副食品以及棉布、油料的供应。苏联答应援助，但设备不是无偿援助，需要用出口矿产品、农产品来换。这些说到底，都离不开粮食。那时的粮食虽然基本上由国家经营，但由于实行新民主主义，允许小商小贩在农村收购粮食，也允许私人经营粮店和粮食加工、食品加工。在粮食紧张时，他们自然会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顺利进行和物价基本稳定，当时在七八种应对办法中选择了统购统销。这种办法在征购数量和价格上，既考虑到国家的需要，也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可以说是最佳选择，也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原本设想统销是暂时措施，但后来由于工业化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人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致使粮棉油乃至其他农副产品的供需矛盾持续尖锐，统销政策不仅取消不了，而且品种不断增加。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下决心大量进口粮食，减少征购，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变农村政策，推广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层经营体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改革开放前持续不断的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化肥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从而逐渐缓解了供需矛盾，使统购统销政策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消费类轻工业品的供需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工业化建设初期，职工队伍不大，工资水平也不高，对消费品的需求还不很旺盛。但随着工业化建设规模的扩大，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然而，那时无论在生产能力还是原材料上，主要保证的是重工业，轻工业在次要地位，消费品更在其次。比如，那时木材首先要满足铁路枕木、煤矿坑木的需要，剩下边角料才分配给家具厂制作家具。钢材也是首先保障设备制造用，每年只能拨出有限的钢材分给自行车厂。这就造成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比如家具、自行车的供需紧张。解决问题的办法无非三种，放开价格，随行就市，实际上是谁钱多谁买；先来后到，卖完为止，实际上是谁有时间排队谁买；发放票证，自报公议，实际上是谁需要谁买。三种办法比较，显然第三种相对公平。现在有些人对此冷嘲热讽，这是没有把问题放到特定历史条件下来看的缘故。当然，后来票证越发越多，而且持续时间过长，也有工作中失误的原因，需要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总结教训。但从总的方面说，应当把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在消费领域的抑制措施，放在为工业化打基础这个大背景下来分析和评价。

　　当代中国史研究在史学分支学科中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因此，它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但也要看到，与其他学科相比，当代中国史研究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史料相对丰富，有开展口述史研究的有利条件，研究者往往是历史的经历者，学术上更容易具备中国特色，社会功能更容易得到发挥，等等。所以，只要有志者潜心研究，加强交流，夯实基础，勇于创新，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经验，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三大体系”，是一定可以建立起来的。

　　（本文选自《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年第1期，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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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5页。

　　[④]《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7-798页。

　　[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