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上，马克思主义一贯强调其唯物性和辩证性，并将这种唯物的辩证的认识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本质上是科学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即符合自然、社会、思维等方面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这些优点，它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发展问题所形成的总的理论观点和基本方法。

　　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性、真理性等理论品格，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在2004年2月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温家宝受中央委托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这段话清楚地表明，科学发展观不仅可以指导人们改造自然、改革社会，而且对文化建设、学科发展等方面，都具有指导意义，它是一个宏观层面上指导社会各方面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就中共历史学科的发展而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精髓，贯彻到对中共历史各方面的具体研究中，按照这些理论精髓，重新审视中共历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在研究内容上，不仅要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社会主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历史研究，而且也应该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历史研究。

　　一、“发展是第一要义”与中共历史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发展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指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由旧事物到新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事物发展的根源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即事物的内因。由事物内因引起的向前的、进步的运动即是发展。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即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根据发展这一概念的哲学内涵，将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对中共历史研究至少有如下几点启发。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党史研究者要大力加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或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各方面发展过程的研究。具体而言，这些过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也包括党自身的发展过程。对这诸多方面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过程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层面的向前的、进步的运动过程，另一个是精神层面的向前的、进步的过程。就加强物质层面发展过程的研究而言，又包括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过程，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等等；就精神层面的发展过程而言，又包括党推动思想进步的过程，推动文化繁荣的过程，等等。在对这些具体发展过程展开研究时，研究者应该注意到，各个历史时期这些具体方面处于何种发展状态，旧事物是何种状况，新事物“新”在哪里，新事物为什么会代替旧事物，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替代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采取了哪些举措，这些举措的出发点与最后的实践结果是否一致，等等。在对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展开研究时，研究者都应该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有准确的把握。另外，这里还应该注意，在对由中国共产党主导或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这些向前的、进步的运动展开研究的同时，是否需要对中共历史上一些倒退的变化和运动展开研究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汲取教训的角度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倒退，这种倒退对后来的发展有何借鉴?这也是研究者需要认真关注的。比如，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央领导集体犯了“左”倾错误，按其出发点并不是要损害革命而是要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但是，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所用的办法不对头，不是科学的。他们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盲目进攻，拼命战斗，不讲策略。结果，形势不但没有发展，而且革命受到挫折，出现了危机。如果对此不展开及时的研究和总结，将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更大挫折。

　　第二，在对研究者的要求上，党史研究工作者要树立问题意识，永葆创新精神，在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优化自己的思维方式以研究者自身的发展来推动研究工作的进步。将“发展是第一要义”的基本精神贯彻到中共历史研究中，必须首先注重研究主体的自身发展问题。研究者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问题的研究其观点的形成和结论的得出，通常是由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资料占有、立场与经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影响因素中，资料的发掘总会存在一定限度，立场与经历是个体长期社会实践的结果，一旦形成，改变起来也很困难。在此种情形下，更新知识结构和优化思维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长期以来，党史界一直把中国共产党历史看做一门政治学科，这是因为它在1958年就被列为高校政治理论课。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认识提高了，随即提出问题，为什么同样作为高校政治理论课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并不被人看做政治学科呢?党史工作者改变了思维方式认识到把一门学科列为高校政治理论课并不能改变该学科的性质。虽然中国共产党历史政治性很强，但它同任何一种历史一样，仍应该属于历史学科。可见，党史工作者要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必须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自觉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优化思维方式。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必须学会辨别主次矛盾，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科学发展观将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主要是就发展的重要地位而言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某一历史时期可能会遇到许多“要义”，要解决许多矛盾，但面对众多矛盾时，我们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该要有个轻重缓急。同理，中共历史学科的发展，研究者对中共历史的研究，也时常会面临诸多“要义”，要解决许多矛盾。这时，研究主体也应抓住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找出诸多要义中第一位需要解决的矛盾。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论述的那样：”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中共历史研究主体，也应该掌握这一研究方法。

　　二、“以人为本”与中共历史研究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要做到“以人为本”，就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个体和群体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上。个体既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与大家一同起作用，又单独起到别人不能起到的作用；群体作用则是在相互协调的、相互支撑的、相互补充的过程中合力而成的。在中共历史研究中，既要研究个体的独特贡献，又要研究群体的合力作用，在关注精英人物研究的同时也应关注普通人物及其群体行为、群体特征、群体意识的研究。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研究普通民众在中共历史上对反帝反封建和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事业，他们为革命任务的完成和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从当前的党史著作来看，对群体作用方面的研究很薄弱。现有的群体研究，往往是从与革命进程直接有关的角度考察，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至于那些与革命运动关系不直接的群体，如医务工作者群体、教育工作者群体、科技工作者群体等等，则很少有人去研究。而对这些群体的研究和记叙，意义也很重大。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个根据地以及军队中，都设置了许多卫生防疫机构，配备了相当数量的卫生防疫人员，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救治战场上的伤员，而且要防控疫病的流行，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没有他们的存在，根据地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卫生防疫模式，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目前很少见到相关成果。

　　另外，对普通民众个体的研究，目前也很不够。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使人了解到历史丰富多彩的一面。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普通民众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悲壮剧。《抗战》三日刊中有这么两段记载：16岁女青年刘汉生，当临汾危急之时，不肯逃回湖北老家，毅然参加了山西抗敌决死队。她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中说：“在这紧急的中华民国存亡关头，每个中华的儿女应立刻尽他所学贡献国家，我虽没有什么学识，但我愿将所能贡献出来。”另外，江苏一佚名老人在家乡陷落后，困于上海，但在如此危难之际，却把自己沿街乞讨来的钱送到银行捐做救国金。中共历史上这样的平民活动举不胜举。将普通民众及其所在群体的这些事迹记载下来，其意义至少有二：一是这些普通民众的言行可以反映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二是对历史研究本身来说，这意味着搜集历史素材范围的扩大和研究思路的转变。对一些看来不起眼甚至和历史无关的一手材料，以前很少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在平民史视角中，它们都是构成历史的“血”与“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