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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薄发:集体化时期资料的若干问题
发布时间: 2019-10-11    作者:张瑜 张俊峰    来源:国史网 2019-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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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积薄发:集体化时期资料的若干问题

  ——基于当前理论、方法和成果的思考

  近年来,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自2007年田居俭发文倡导“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1]到2016年李文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2]一书的出版,短短数年时间,其学科建设速度之快令人振奋。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向当代史领域的延伸,[3]其研究资料、视角与方法的运用为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体系建立和研究走向深入开辟了新途径。

  集体化时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富有鲜明特色的时期,与此相对应的是,近十多年来,学界对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关注,使集体化时期的研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焦点与热点。[4] 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资料的丰富与拓展,“一个新的史学思潮的形成和实践,往往是通过更新有关史料的认知和运用方法而得以实现的”。[5]放眼全球,从德国兰克学派强调对史料的考证,到法国年鉴学派对史料范围的重新界定,再到当前新文化史对史料语境及其背后含义的关注,凡是具有影响力的史学流派或是成果突出的研究领域,必然在认识和运用史料方面有独到之处。

  集体化时期的史料具有鲜明的特色,时代记忆被保留在农村基层的大量档案中,这些资料内容庞杂、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包括以文字形式记录的各类档案资料、以录音形式记录的口述资料和以其他形式(如宣传册、画册)存在的资料。它们一部分被保存在档案馆中,一部分则被遗留在村庄中。这些档案为自下而上的开展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研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6]

  需要说明的是,强调这些基层档案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忽视中央、省、市一级的文件,而是在社会史的理论范式下,“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首先应当从资料的收集做起,这是深入研究的基本出发点”。[7]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农村的基层档案,纷纷参与搜集、整理、研究的工作。[相关研究回顾有胡英泽:《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与当代中国史研究——侧重于资料运用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邓群刚:《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现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常利兵:《资料、视角与写法: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郑清坡:《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建设的现状与反思》,《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年第4期;等等。] 然而,“没有出色理论背景观照下的史料收集,只能更加忽略历史的真相和常态,即使琐碎也可能琐碎得不是地方”[8],这就提醒研究者在收集和利用史料时,应当有理论分析和问题意识的自觉性。因此,本文将在回顾集体化时期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梳理目前学界关于集体化时期资料的收集方法和利用情况,进而思考深化集体化时期研究的路径和方法。挂一漏万之处,敬请指正。

  一、研究方法的探索

  改革开放后,对集体化时期的研究迅速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在理论范式的探讨和资料的收集、运用方面都出现了新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国外学者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研究地方史的学术路径,影响了国内学界对于集体化时期农村问题的认识。例如美国学者弗里曼等人的“挑战—应战”模式,黄宗智的“表达与实践、结构与主体”四维模式等。国内学界在对这些理论反思、批判的基础上,产生了张乐天的“外部冲击—村落传统的互动”、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和郭于华的“仪式和象征”等理论分析模式。

  美国学者弗里曼等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是较早关注中国革命和乡村社会的著作,该书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较长时段的变迁。就资料而言,作者尽可能选择多方面的史料,包括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和美国的档案、文集、报纸、广播等各类资料,结合“数千小时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访问和讨论”形成的口述资料,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就研究方法而言,作者由革命话语叙事转向以市场、税制为中心的叙事模式,由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具体的研究,由政策方针转向对传统连续性的研究,由对精英的关注转向对普通农民的关注,近距离感知一个村庄的变迁。尽管这些方法的转向都是建立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之上,但是作者也坦言:“本书的中心内容正是国家—社会的关系,而非农村本身”。正是在这一理论模式的主导下,作者“不仅想要按时间顺序来表述这些不寻常事件对农民的影响,也想理解农民如何去影响或对付这些事件”。[9]对此,刘一皋认为,这是另一种“挑战—应战”模式。[10]

  与《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的作者一样,黄宗智把注意力“集中于客观结构和表达结构的相互关联上,以及客观性行动和表达性心态的相互关联上”,[11]用表达与实践、结构与主体这四个维度的框架分析集体化时期农村的阶级斗争。他在选择数据时侧重“来自于解放前完成的人类学实地调查” [11](p.73)以及自己在上海市松江县华阳桥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认为从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表达与实践的距离愈发偏离。[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采用的也是在上海市松江县华阳桥乡的薛家埭等6个自然村的调查资料。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 尽管黄宗智的结论带有二元对立的倾向,但是他建构的理论框架和对资料来源的选择成为解释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的模式之一。

  如何避免二元对立倾向的弊端引发了国内社会学研究者的讨论。张乐天提出并应用了“外部冲击—村落传统的互动模式”:一是强调“互动模式”,“外部输入的东西与传统的东西之间的张力。二者的碰撞、冲突、融合、转化、消长”“决定了农村演化的历史走向” [12];二是该理论模式建立在作者的生活经历、长期的田野调查与大量村庄原始档案的基础之上。不同的是,郭于华分别以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和乡村仪式作为切入点,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考察了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避免在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时容易导致的研究视域和思考上的二元对立,理解在不同逻辑下社会生活的变迁,郭于华从“仪式和象征”的角度探讨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13],认为“集体化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许多政治运动”,“不是凭空的建构,而是融合了农民生活世界中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基本要求,因而在其施加过程中,被支配者不仅接受、认可了它,而且对它做了创造性的理解和解释”。[14]

  相比之下,孙立平在考察乡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将其看作是“中国农村中乡镇、村庄和农民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进而提出了“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模式,他强调:“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其应用则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动态的、流动的”理论假定的前提之下。[15]“过程—事件分析”研究模式的提出避免了以往研究中“国家中心论”与本土性视角的对立,特别是给如何理解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提供了借鉴。

  以上对于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研究方法的探索,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在收集资料方面,研究者尽可能“参与观察”,实地获得档案或口述资料。遗憾的是,以上讨论都倾向于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路径,缺乏以历史学为本位的思考。不过,这种状况近年来已发生变化,史学界对于如何深化党史和国史的理论与资料运用也给予较多关注,如2017年5月13日由《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和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了“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学术座谈会,“注重史料的多元化收集和利用”、“以学术研究的逻辑来重建档案”等方法被认为是消除地域史研究弊端的基本途径,会后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刊发的一系列关于地域史研究的论文,将地域史研究方法上升到史学理论的层次。[16]这样的讨论不仅是对已有研究的反思,更是对如何深化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考量,这其中仍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二、资料的搜集与利用

  不可否认,学科的理论体系需要建立在广泛、准确的史料基础之上。自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兴起以来,曾经被忽视或遗忘的各类基层档案如今备受关注,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场“资料革命”,当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也需要一场‘资料革命’”。[17]目前学界在搜集和利用集体化时期资料所倚重的方法各有侧重,或独辟蹊径或博采众长,以下将对这些方法及其取得的成果进行分类探讨。

  (一)田野调查基础上的资料建设

  田野调查不仅可以使研究者处于真实的历史场景中,而且大大丰富了史料的来源。集体化时期虽然距今并不久远,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时期的资料仍需要“抢救式”地收集,田野调查成为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也是研究者采用最多的方法。

  国内已有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这方面进行了实践。《侯家营文书》是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一套完整的集体化时期村级文书资料,收藏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华北文书研究室。在对《侯家营文书》搜集、整理、利用、研究的过程中,张思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侯家营派”研究风格:在研究方法上,深入乡村社会,展现农民对于国家各项政策的感受、经历和行为,并挖掘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力图形成“一部由一个个极具个性的村民与村庄自己来‘编写’的、活生生的现当代中国历史”[18]。在研究理念上,秉承“请农民讲述中国现代史”的旨趣,提倡“研究者要脱出预设的解释模式和价值评判体系”,并将此浓缩为“三脱主义”,“即在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与集体化时代研究中所要亟待解决的方法论课题——脱西方、脱主流、脱精英(意识)”。[19]张思将其所运用的理念、方法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概括为“田野历史学”,它“以对当代中国乡村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解读见长,致力于请农民讲述自己的历史,强调要书写一部从田野出发,利用农民自己形成的文献资料,用他们的感受、体验和经历来讲述的历史”。[20]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张乐天在他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市联民村及周边村落搜集到一整套集体化时期的原始资料,这批资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农村基本情况和经济情况的资料”,“另一类是涉及农村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大量文书资料”。[12](p.11)其中,最具特色的非《周生康日记》莫属,这是海宁市联民大队一位干部从1954年到1982年的一整套工作笔记,共70余本,其内容包括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农村社会生活史”。[21] 张乐天还用这批资料与曹锦清、陈中亚合作,完成了长达50万字的著作——《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22],展现了包含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值得一提的是,这批资料如今已电子化,建立了“村庄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于2015年正式运行。除此之外,由张乐天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苏浙赣黔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也即将推出新成果——“当代中国农民的脚印”丛书(8卷)。复旦大学出版社还与荷兰学术出版机构博睿(Brill)出版社合作,联合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资料长编”。[23]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的资料搜集范围则兼顾城乡,包括日记、笔记、记录、信函、小报、表格、账册、课本等。迄今为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已陆续整理出版了《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系列,共计18册,“反映社会底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个人境遇等内容,为读者提供记录社会基层历史变迁的原始资料”。[24]《集刊》1中涉及集体化时期的史料有河北省冀县门庄公社门庄大队9个生产队的档案资料,其中以门庄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四清运动中社员讨论记录”最为完整。《集刊》5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了集体化时期一个普通大队——花坪公社花岭大队的基本情况[25];《集刊》6上刊载了河北省赤城县苏寺村支部书记于1967~1992年任职期间的35本工作日记,反映了集体化时期中后期至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社会变迁[26];《集刊》8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1966年驻湖北省郧县细峪公社“四清”工作队记录;二是一家国营工厂科室主要负责人的“四清”材料。[27]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秉承“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注重集体化时期史料的收集工作。他们收集了200多个村庄、数以万计的集体化时期的基层资料。10多年来,该中心从多方面入手,在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批资料。2008年创建了“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展览馆,以图片和实物形式展现了以山西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农村集体化时期的历史。在研究成果方面,《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28]汇集了该中心近年来公开发表的论文,反映了山西农村在集体化时期基层社会的变迁。2011年推出了《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29]一书,精选典型史料,以图配文,勾勒出北方农村半个世纪的发展史。2012年,由行龙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山西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立项,以此为契机,2014年1月,该中心正式开展山西农村基层档案的扫描工作,目前已完成了平遥县道备村等5个大队(公社)资料的电子化,总计近12万页。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计划以影印形式出版资料集50~100册,为建立和完善“山西大学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档案数据库”打下基础。

  (二)口述史资料的运用

  当前,口述历史的发展方兴未艾,将口述史的方法应用到集体化时期资料的搜集和运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有研究者指出:“当代社会史是最适宜运用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基于‘自下而上’历史理论的口述史学可以在对民间社会的问讯中探讨民众生活世界与国家力量的互动过程,并以这种民间社会的自主性和生命历程来重建这段存活于记忆中的历史。”[30]学者们的成功实践即是明证。

  而社会学研究者在这方面有着先天优势。2006年,孙立平、郭于华依托大型研究项目“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运用口述史方法与人类学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国不同地区选择6个村庄,对亲身经历20世纪下半期农村社会变迁的农民、农村基层干部、介入过农村社会生活的城市人进行详细的访谈”,[31]搜集了大量反映集体化时期至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民生活和思想变迁的口述资料。长期的实践使郭于华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其中以口述史方法搜集到的资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口述史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记忆、他们的讲述和评价至少应该与官方的、正式的、文字的历史有着同样真实和重要的内涵与意义”。[32]

  李放春利用土地改革史料和党史资料,结合他在陕北骥村收集到的口述史与个人生活史访谈资料,以“革命”与“生产”的矛盾为线索,对北方土地改革的进程以及“革命”的现代性含义做了研究。他认为口述资料与文献档案资料不是简单的相互验证和补充的关系,强调“口述史感受与文献感受的交互启示”,二者的方法论关系是“相互碰撞出一些洞见历史的崭新可能性”。[33]应星将柳坪村[该书是根据作者对中国西南一个普通的汉族山村的田野调查写成的。作者把这个村落取名为“柳坪村”。参见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导论第2页。]作为研究个案,在口述史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法院刑事审判案卷与干部惩戒档案,解释了集体化时期国家如何在乡村社会中“塑造新人”以及这种塑造与传统和现代之间发生的碰撞。[34]

  除了具体研究外,一些学者还出版了口述史料丛书,如《西沟口述史及档案史料(1938~2014)》(全10卷),内容涵盖历史名人口述(如申纪兰等)、群体口述和原始档案史料等,[35]为研究集体化时期的典型村庄提供了史料基础。王俊斌通过对山西省保德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亲历者进行访谈,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以农民的视角再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场景和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农民的真实心态。[36]

  (三)微观视角的村庄研究和个案分析

  集体化时期的资料林林总总,反映的社会面貌方方面面,研究者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除了对宏观问题要有整体把握外,李怀印认为,要了解中国乡村社会,仅有区域研究和中层理论还不够,需要引入微观视野,“把握好制度、话语、权力之间的互动,会有助于我们从微观的角度重新认识集体化时期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更加宏观的经济社会问题”。[37]其著作《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的主旨,就是要“以微观史的角度探究中国农民的行为模式,以及国家与乡村的复杂关系”。[38]

  选择以微观视角揭示集体化时期的一个面向,体现了从宏大叙事到中层理论再到微观视角的方法论转变。马维强和邓宏琴运用山西省平遥县双口村档案资料,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对农民谋生的具体过程进行了实证性的探讨。[39]常利兵通过对山西省晋阳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和刘村大队“四清”经验的分析,展现了从公社到大队“四清”运动的实践过程。[28](pp.241~274)

  用微观视角进行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专题研究,以利用经济类档案(工分记录、账册)和上级通知居多。张江华用一个生产队的大量会计资料讨论了工分制下农户的经济行为,为在中国验证20世纪初俄国农民学家恰亚诺夫以俄国为对象所提出的农户劳动—消费均衡假说提供了个案补充。[40]另外,他还对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进行了研究,对经济学家有关集体化时期集体经济效率低下所给予的解释提出了反证。[41]徐卫国利用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保存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个生产队的实物账资料,探讨了人民公社时期工分制下农户劳动报酬与劳动激励的关系。[42]孙敏结合口述史资料,探讨了J小队“工分制”实践的演进和具体运行模式,发现社员的行动逻辑不仅受制度本身的影响,而且受乡土社会中的熟人关系、地方性共识等因素的制约。[43]黄英伟等人通过对原始账本的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受家庭中人口生命周期等的影响,处在不同生命周期中的人口分化是家庭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44]他还以江苏祖堂大队集体化时期的经济分配档案,详细展示了经济分配方案、归户计算表和工分及基本肥结算表所涵盖的信息量。[45]

  上级通知也是集体化时期资料中比较重要和保存比较完整的部分。谢淑娟通过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北水村保存的北水大队接收公社下达的2169个通知记录的解读,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基层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特点。[46]她还利用该村保存完好的账本和大队公文,将现代经济学投入产出比的动态比较分析方法运用到对广东基塘农业特征的研究中,认为“人民公社时期的25年基本处于传统农业的末后期,属于广义的传统基塘农业生态系统范畴”。[47]满永结合中央文献和地方文件,从微观层面考察了各地政府举办的以推进农业合作化为目的的乡村干部训练班。[48]

  (四)量化数据库研究模式和数据分析方法

  自2013年始,学术研究与大数据的结合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由大数据促成的史学领域研究方法、路径的深刻变革,引发了学界的讨论和关注。[49]梁晨等认为,量化数据库研究模式在历史学中的应用有其特有的优势:“在有效扩展研究史料范围和转变研究驱动模式的同时,帮助历史学家从更普遍、更基层的角度发现隐藏的史实与规律,开展更具普遍意义的国际比较,实现史学研究的突破与转变。”[50]但是,由于国内量化数据库研究模式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在史学界并未被广泛应用,依托于大规模量化数据库的学术研究更是屈指可数。

  集体化时期保存的农村档案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阶级成分登记表、会计凭证、账册、报表和“四清”运动档案,这一类统计型档案为建立数据库和运用量化数据库研究模式进行研究提供了基础。2014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量化史学团队合作建立了“四清档案数据库”,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36个大队、179个生产队、7741户的数据库建设。此外,还有“10余县份、60多个村庄、近300个生产大队超过10000户(家庭)”的阶级成分登记表。[17]

  同样对数据和数据库感兴趣的还有曹树基和他的研究团队,自2006年起,他们搜寻档案的范围从上海郊县扩展到周边的50多个县市,并根据这些资料完成了多篇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对20世纪50年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化的基本认识。例如,他们从粮食角度研究土地改革,得出“对于‘统购统销’的研究,对于农业合作化的研究,都可以放在‘粮食立国’的框架中立论”,其分析方法“是从有关数据及相关记载入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探究真相,建构制度。这种基于历史学而非经济学的数据分析与制度分析的方法,可以称为‘社会经济史’”。[51]

  (五)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强调参与观察,采用人类学方法开展搜集资料和研究工作,能够更加细腻地揭示集体化时期人们的心态和行为,具有实践的可行性。如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就是针对中国东南部的农民生活所做的、以历史为主干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到政府如何尝试改变农民心态,并以土地和经济的集体化来促使国家现代化”。[52]阎云翔根据自己曾在黑龙江省下岬村的生活经历和近11年对该村的追踪调查,关注村民的私人生活与情感问题以及他们在社会变化中个人生活的变迁。[53]现在,越来越多的专业甚至是非专业的研究团体和个人加入民间文献史料的收集工作当中,[54]他们注重搜集民间史料,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或田野调查或口述访谈或运用综合方法,以留存那段时期的历史记忆。

  三、对档案运用走向深化的思考

  当然,学界对集体化时期的研究兴起较晚,其理论分析模式和资料建设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还很不成熟,甚至存在一些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将集体化时期资料的运用与研究推向深入。

  (一)以心理、心态史作为实现长时段研究的突破口

  由于村庄档案的时空限制,尽管以村庄为中心的同质化的学术成果大量涌现,这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家乡历史学”,[55]但为了避免这种只发掘史料而忽视理论研究的弊端,需要有总体史的问题意识和重新发现人的主体性,以便回归到具有思想和灵魂的历史书写方式上去。[56]

  在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研究中,如何凸显社会史研究具有整体和长时段特性的同时又兼顾人的主体性,大众心态与心理研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正如有学者所称“要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生存状态、心理情绪角度来表现新中国人民群众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在工业化和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中付出怎样的心血和力量,从而推动历史前进”,[57]可以说,目前关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的研究较多,但是缺乏对普通民众心态与情绪的专题研究。之所以强调心态与情绪的重要性,是因为“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的变迁是缓慢而滞后的,不可能出现一夜之间泾渭分明的历史现象,因此,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必须瞻前顾后”。[57]

  (二)以分类的专题研究重建宏观叙事

  尽管村庄档案繁多的分类和内容为微观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以微观视角为切入点的个案成果出版后,我们不禁要问:它们的典型性和差异性在哪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和“碎片化”的质疑也随之而来。

  进行分类后总结共性不失为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途径,如对集体化时期的专题性研究:就人物来说,有干部、知青、教员、接生婆、赤脚医生等;就事件来说,有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文化大革命”等;就集体记忆来说,有“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公共食堂等。每个专题下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既有上级调派的干部,也有本土出身的干部;既有有文化的干部,也有目不识丁的干部;既有男性干部,也有女性干部,这些不同类型的干部在处理村庄事务和沟通上下级之间的方式上必然有所不同,如能将他们进行分类比较、总结共性,进而形成新的宏观叙事,就能避免“钻到树林里出不来”的尴尬。

  (三)以档案作为回归“历史学本位”的立足点

  如前所述,无论是集体化时期的资料搜集方法还是研究成果,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显而易见,与之不同的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工作是要突出历史学研究对于地方社会变迁进程的理性关怀”[7](p.95),而以历史学为本位出发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还是凤毛麟角。历史研究就是求真的过程,从尘封的档案材料中追寻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历史研究者的一项重大使命。无论怎样借鉴社会学的理论、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和心理学的视角,研究者都要以独立而又包容的态度,以正确的理论和思想为引导,踏踏实实地搜集档案、研读档案。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研究终究是要回归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也是重视档案史料的题中之义。

  [参引文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