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实践理性转向

 超越理论理性的立场:辩证法的现代哲学转向

　　在哲学史上,辩证法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理论和思维方式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古代,有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辩证法,在近代,有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辩证法。它们虽然在具体内涵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却分享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理解和阐释辩证法的理论性质及其主题的。

　　这里所谓“理论理性”,又称为“思辨理性”,是指区别于实践理性的、以认识世界总体和终极存在等形而上学对象为目标的理性。它具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它是一种以理论认识和思维能力为中心的理性;第二,它认为理论认识具有把握世界总体和终极存在的无限力量。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一直到黑格尔达到顶峰,对理论理性的推崇形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海德格尔曾说道,整部西方哲学史在根本上就是“柏拉图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而“柏拉图主义”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对理论理性把握超感性实体的迷恋,当柏拉图强调只有“理性灵魂”才能与“理念”同在,黑格尔把“理念”视为“主体”和“绝对”的时候,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理论理性至上的立场。因此,无论柏拉图的辩证法,还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都是“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

　　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在哲学史上无疑有其重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重大缺陷。这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它赖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即理论理性的无限性设定是不成立的。在马克思之前,康德就曾通过“理性批判”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在康德看来,试图通过理论理性去获得关于存在本身的终极知识,其结果必然导致“先验幻象”和“二律背反”,因此,“理论理性”在本性上具有“有限性”,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实质上是以“有限”追求“无限”,在此意义上,康德把理论理性意义上的辩证法称为“幻象的逻辑”,认为要避免这种“幻象的逻辑”,就必须通过对纯粹理论理性的批判,自觉意识到有限度与范围,防止其僭越,并承认实践理性相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自觉到“自在之物”不应是理论理性的对象,而是实践理性的对象。

　　综观现当代哲学,批判并超越上述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已成为辩证法研究的一个重大趋势。以卢卡奇为代表的“历史辩证法”,以法兰克福学派阿道尔诺等人为代表的“否定的辩证法”,以南斯拉夫实践派为代表的“实践辩证法”,以伽达默尔等人为代表的“对话辩证法”等等,都对传统辩证法理论的根本支柱,即理论理性优先性信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试图摆脱传统辩证法思辨的理论理性的羁绊,在新的思想视域来重新理解和阐释辩证法。卢卡奇用“社会存在”和“社会历史”取代了作为理论理性对象的“绝对精神”,阿道尔诺用“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取代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南斯拉夫实践派用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具体存在取代了“理念”的自我运动,伽达默尔则以生活世界的“对话逻辑”取代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我驯服”,虽然各自的理论取向并不完全相同,但都自觉地意识到了柏拉图、黑格尔等人代表的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的深层困境,并为超越和扬弃这种形态的辩证法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