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史学界发起旨在邀请中国学者访日的“中国学术代表团招请运动”。该运动与日本左翼学者反思“东洋停滞论”，批判美国舶来的“近代化论”，并强调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关系密切。同时，1961年日本史学界组织的抵制美国基金会运动加强了各高校、学会间的联结，激发了日本学者与中国开展学术交流的意愿，为“招请运动”做好了组织和观念上的准备。在各方努力下，“招请运动”大获成功，中国学术代表团于1963年11月底至12月底顺利访日。其间，刘大年、侯外庐、夏鼐发表数十次演讲，在介绍新中国学术成果的同时，亦鼓励日本学者密切联系民众，积极参与反对美国基金会的斗争。“招请运动”及后续的访日活动体现了中日史学家通过学术交流活动互相支持，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的意愿。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刘大年；日本战后中国研究

　　日本史学家野泽丰2000年撰文悼念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年时，忆及1963年初次结识的往事：“那年11月，刘大年先生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访问了日本。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同时，“日本学界同仁为了实现这次日中学术界的大交流，在京都，用了三年的时间，在东京花了一年的时间，展开长时间的‘邀请运动’。因此，可以说，1963年中国学术代表团的访日，从日本国内来说，实在是自下而上促成的”。野泽丰所述及的这次访日活动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夜两国学者开展学术交流的有益尝试。其中，日本史学家“自下而上”发起的为期三年之久的“招请运动”颇为值得注意，借此可以管窥日本史学家筹备中日学术交流活动的情况。

　　关于“招请运动”，野泽丰的记录特别简短：“在基层积极支持‘邀请运动’的是参加从1962年开始的‘A·F斗争’（反对美国的亚洲财团、菲德勒财团对日本的中国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援助）的年轻学者和学生们。当时，我担任‘A·F问题’关东方面的联络事务，将事务局设在东京教育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室。继‘A·F问题’之后，又展开了‘邀请运动’。1962年9月成立了由150余名与会者推选的欢迎委员会。我在欢迎委员会里参与了历史领域方面的欢迎准备工作”。短短百余字的回忆，揭示了“招请运动”超越学术交流的面向，表明当时日本学者邀请中国学术代表团访日与抵制美国的基金会干涉日本学界的运动（以下简称“反对AF运动”）实际存在很大关联。由此，讨论“招请运动”时，有必要关照美国的基金会对日本学界所施加的影响以及日本学界的因应情况。

　　当下中国学界尚未关注到“招请运动”，从日文材料、日本学界视角出发探究该时期中日史学界交流的研究成果亦较少。日本学者在论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日史学交流时，以1955年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访日以及1962年日本学界反对美国基金会资助东洋文库两大议题为讨论重点。遗憾的是，其研究甚少涉及“招请运动”，且在分析“反对AF运动”时，过于重视运动本身，并未注意到“反对AF运动”“招请运动”以及中国学术代表团访日三大事件之间的联动情况，同时对日本学界内部存在的理念分歧亦关注不够。

　　因此，关于这一段历史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尚有许多：“招请运动”为何发生？与“反对AF运动”究竟有何联系？日本史学家在“招请运动”中发挥何种作用？这场运动反映了当时怎样的时代氛围？本研究将结合中日史料探究上述问题，以期进一步深化学界对中日史学界互动乃至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潮联动情形的认知。

　　1959年，日本国内爆发反对签订《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以下简称安保斗争）。其间，许多日本学者反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要求加强与中国的联系。有学者指出，安保斗争后“中日关系的现状确实迎来了新的局面”，“现在人们也普遍认识到，这场斗争强化了日本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是一场旨在促进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斗争”。日中友好协会访问团到访中国科学院时亦表示：“在今年安保斗争后的日本公众舆论中，占压倒性多数的是希望中日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声音。”可见，安保斗争一方面激起了日本知识界的反美情绪，另一方面密切了中日两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动。安保斗争之余波影响及日本史学界，形成了“反对AF运动”。

　　1961年，美国的基金会拟出资赞助东洋文库的近代中国研究，该计划消息一出，便引起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反对。京都、大阪、神户三地学者开会讨论此事，计划发起抵制运动。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学者小野信尔发表《现代中国研究中的安保体制：巧言令色鲜矣仁》一文，抨击美国基金会的资助行为，同时细致地揭露了这批资金的功用，其中包括：向东洋文库拨款17.3万美元以支持该机构开展“二十世纪中国研究”五年计划、设立参考文献室、成立研究中心、向大学院学生和青年研究者提供奖学金、为首都圈外的学者提供查阅资料的差旅费、资助学生参加暑期课程、赞助日本学者赴美搜集关于近现代中国的资料等。对此，小野信尔指出，美国资助东洋文库的目的有三个：“第一，阻止研究人员与他们所强烈期望的中国交流，同时为了转移其不满情绪，鼓励他们与美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交流以作为奖励，从而培养他们研究中的反共性和无国籍性；第二，动员他们研究中国和东南亚，从而为复活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第三，将日本研究人员直接整合到美国的分支研究中。”

　　小野信尔的文章产生了广泛影响，继而日中友好协会、京都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会（以下简称民科历史部会）、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会等十余个研究机构、学会专门开会讨论此事，谋划发起“反对AF运动”。在会议上，学者们围绕“AF问题”的性质、目的、后果以及是否接纳资助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会的号召下，各学术团体又组建了“中国研究者·研究团体联络会议”（以下简称联络会），并鼓励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其中。

　　日本学者依托联络会的平台，于1962年7月召开“关于亚洲·福特基金会资金问题全体中国研究者研讨会”，对美国基金会的资金问题展开激烈讨论，随后出版会议纪要。当时，出席研讨会的学者分为基金会赞成派和反对派两大阵营，其中反对派占据胜场。赞成派以东洋文库的市古宙三为代表，他因赞成接受资助而闻名于学界，以至于“一部分学者一提到市古先生，便会联想到AF问题”。市古宙三认为，日本各大学间研究经费差距甚大，文部省的科研资助大多赞助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名校的学者，其他地方的高校所得资助很少，以至于不得不向基金会寻求援助。在他看来，“AF问题”归根究底是科研资金分配问题，倘能妥善利用资助，并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对此，基金会反对派与他针锋相对，更强调资助背后的政治意图。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手近藤邦康的观点代表了反对派的态度，他说：“参阅福特基金会的介绍可知，这一资助计划具有为美国、日本、（中国）台湾三角同盟提供政策决定事实基础的目的”，这样一来，通过基金会资助，美国有将日本的中国研究整合进其全球战略的可能。与近藤邦康持相似观点者不少，他们提出三个代表性问题：其一，如何看待这笔资金的政治意图，尤其是为美国政策制定提供基础数据这一方面；其二，这笔资金具有固化乃至恶化当下不正常中日关系的风险；其三，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条件恶劣，引入资助可能会使研究者进一步丧失其独立性。

　　总结双方观点可知，赞成派认为日本科研经费分配不均，故而弱势机构及研究者需要寻求美国援助，而反对派强调接受资助会使日本的中国研究界丧失独立性，存在被美国东亚研究界收编为仆从的风险，进而批评接受资助会引发反华政治倾向主导学术、强化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等问题。反对派的担忧折射出一部分日本史学家的焦虑，这种不安与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步衰落、美国舶来的“近代化论”勃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前日本盛行的“东洋停滞论”出现复苏迹象关系密切。

　　马克思主义是二战后日本颇具影响力的思潮。在二战期间，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激烈而执着地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二战后，被捕的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领袖德田球一出狱，流亡中国的野坂参三也回到日本，两人在日本社会威望极高。可以说，“战败帮助确立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自身成为明确的、现世的、普遍的理论源泉，超越了帝国主义国家破坏性的、排他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也因此在日本各学术领域盛行一时。

　　不过，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其复兴之初便已暗藏危机。195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公然批评日共的和平过渡路线，导致其内部出现纷争，这无疑削弱了日共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此外，美国政府的干涉亦不可忽视。随着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深入，美国政府改变了一直以来所实行的力图将日本重建为“民主、爱好和平”国家的方针，确立了“让日本成为美国的‘亚洲工厂’和‘应对共产主义的防洪堤’的新目标”。在历史学领域，为对抗日本日益高涨的马克思主义影响，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应“挑选两至三名有能力有勇气的日本历史研究者，资助他们重新彻底地研究日本历史，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相抗衡”。同时，鼓励日本历史学家研究和撰写高质量的政治家传记以宣扬个人主义价值观。

　　1956年后，日共第六次全国协议会、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事件、“昭和史论争”等政治、学术事件更进一步地冲击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地位。日本社会科学界亦从学理层面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适用性。《思想》杂志上发表文章《史的唯物论与现代》，介绍主流的批评唯物史观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总是在“独占真理”的前提下进行学术讨论，或明或暗地隐含着教条主义的倾向。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界遭受质疑，致使日本学界弥漫着“理论空虚感”的气氛，欧美的政治学、社会学理论乘虚而入，开始占据理论界，美国驻日大使、东亚研究专家赖肖尔的“近代化论”即是其代表。赖肖尔在《日本和中国的近代化》一文中表示：“促使日本在19世纪迅速现代化的许多因素，一般认为与欧洲的现代化中的因素相同，而且其肇因皆在于过去的封建制度，这一事实可为国家现代化的一般性问题提供颇具兴味的见解。”一言以蔽之，赖肖尔将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归因于与欧洲相似的封建制度。这种强调日本与西欧相似性的阐释模式难免使人想起二战前东洋史学鼓吹日本近代化与西欧一样优越、贬低中国难以实现近代化的“东洋停滞论”。这一言论很快便引起日本诸多历史学家的反击。恰好此时美国的基金会资助东洋文库一事被曝光，这更加激化了日本学界对美国干涉日本学术研究乃至二战前史学思潮死灰复燃的担忧。东京都立大学的旗田巍在《日本东洋史学的传统》一文中揭露了二战前东洋史学的侵略特性，指责该学科曾与“满铁”之类的侵略机构联系密切。当论及“AF问题”时，他表示：“我认为这笔资金的问题并不单单是研究条件的问题，而是与日本亚洲研究、中国研究的传统性质相关联的问题”，其所言“传统性质”即为二战前突出日本优越、强调“中国停滞”的史学观点。

　　由此可见，此时的日本史学家确实有反对美国干涉日本中国研究的一面，但是他们所担忧的并不仅仅是美国的资金和理论，美国舶来的“近代化论”使他们注意到二战前东洋史学复苏的风险，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式微心怀忧虑。可以说，日本史学家反对美国的基金会实则体现了他们对自身学术脉络的反思以及对未来学术思潮走势的担忧。也正因此，他们在抵制基金会资助的同时，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中国，越来越期待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展学术交流。

　　日本战败后，一些日本史学家批判东洋史学界盛行“近代主义”思潮的同时，转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视作理想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如沟口雄三所言，那时日本学界“一方面对日本的所谓‘脱亚’的近代主义进行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把中国推向和日本相反的另一个极端，看做是亚洲理想的未来而憧憬不已。简而言之，我们的中国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憧憬’出发的”。正是这种憧憬，促使日本史学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学术思想抱有极大的兴趣，对与中国史学家开展学术交流心怀期待。这一倾向在日本史学界“反对AF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反对AF运动”期间，联络会发出的告示曾提出反对美国的基金会输资日本学界、反省东洋史学和中国研究、检讨日本学术体制三点诉求。此外，还呼吁“反对当下不正常的中日关系继续恶化，推动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及文化交流的运动”。在反对基金会的集会上，小野信尔指出：“目前在日本发展汉学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什么限制了它的自由？这就是我们当下自由进出中国被日本当局封锁，甚至交换学术材料存在困难的状态”，进而强调促进中日人员互访、资料交换的重要性。东京教育大学的小林一美亦表示：“反对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东洋文库只是一个方面，这次活动所揭示的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开展学术交流、保证独立研究的必要性才是我们要着手实现的，它们也是我们今后运动的目的”，并提出“开展招请中国历史学家活动”“促进国内研究者间的学术交流”“开放各研究所、大学的图书，实行民主化运营”三条建议。

　　由上述学者的诉求可知，推进中日学术交流活动以至邀请中国历史学家访日是参与“反对AF运动”学者关注的焦点。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学生枥木利夫总结称：“1955年到1963年这8年，不仅岁月在流逝，而且日本人民的社会运动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亚洲·福特基金会问题对每一位研究者社会责任的叩问转化为促成中日学术交流的能量”。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小林一美提出的“招请中国历史学家活动”。相似的呼声亦见于小野信尔的文章，其中提出：“为了积极应对未来日益加剧的美元攻势，我们学术界正在绝地反击，当下正拟统一行动，开展中国学术代表团（文、史、哲）招请运动”。这表明，在“反对AF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招请运动”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需要注意的是，早在1957年中日两国史学家互访时，日本史学界便已萌生了邀请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想法。1957年夏，日中友好协会京都府联合会（以下简称日中友协京都府联）派遣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科学院，并与中方约定“尽最大努力互派学者访问与讲学”。同年12月，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达访日，两国历史学家就时代分期、资本主义萌芽、民族解放等论题展开讨论。上述问题是双方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经过数次研讨，日本方面不仅基于讨论会成果出版了《中国史的时代区分》一书，还萌生了再度邀请中国历史学家访日的想法。京都大学东洋史专家贝塚茂树事后说：“我们现在建议邀请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的专家，是为了给1957年并不充分的讨论提供充足的时间，更好地了解彼此的观点，今后两国学者携手推进中日两国文化的研究”。不幸的是，1958年5月日本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随后中日关系迅速恶化，致使中日学术、文化交流活动一度停滞，日本史学界的计划亦被迫搁置。

　　1961年起，中日两国关系回暖，为学术交流的重启创造了可能。是时，“反对AF运动”激起了日本史学界的反美情绪，唤起了与中国交流的热忱，学术代表团访问筹备活动因此被日本史学界赋予了更多意义，将日中友协京都府联提出的邀请计划一举升级为全国性的“招请运动”。当时正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就读的狭间直树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反对AF运动”前后的心态变化：“去年春天以来，在京都发起了中国学术代表团（文史哲）‘招请运动’。实话说我虽然忝列发起人名单，但对运动并不热心。不过，在‘反对AF运动’中，我理解了‘招请运动’的意义，在反省自己怠惰的同时，坚信我们通过自身力量所推行的‘招请运动’必定会成功。”这说明，“反对AF运动”爆发后，日本学者进一步意识到与中国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从这时开始，“反对AF运动”与“招请运动”走向联合。

　　与野泽丰、狭间直树类似，躬与其役者多强调“反对AF运动”对“招请运动”的促进作用。京都大学中国语言学、文学研究室学生提出的诉求中即有“由所有研究中国之人员进一步推动去年开始的中国学术代表团招请运动”一语。招请运动关东历史事务局亦认为，明确说明并广泛宣传“反对AF运动”的立场，在中国学术代表团招请运动中是有意义的。这里强调的是“反对AF运动”对凝聚“招请运动”共识的意义。民科历史部会的吉田晶说：“这两种形式的运动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针对美日反动势力的科学运动的两个方面”，在其认识中“反对AF运动”和“招请运动”两个事件次第发展，其目标是相近的。

　　除却政治诉求，发起“招请运动”的学者同时还怀有深入了解中国现实情况、前往中国考察乃至留学的希冀。据狭间直树回忆，当年小野信尔等师长之所以发起“招请运动”，是因为当时日中关系致使“研究人员被迫远离研究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放弃了研究。因此，自行邀请代表团的构想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并作为研究者自发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这些言论反映了当时日本青年学者希望排除政治干涉以了解中国的热忱。

　　除思想观念上的准备外，“反对AF运动”的推进还为“招请运动”作了组织机构方面的准备。招请运动关东历史关系事务局的一份文件中有这样一句话：“‘反对AF运动’和‘招请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种继承关系，即‘反对AF运动’的核心机构即是‘招请运动’的核心机构”，该事务局此前还表示：“至今‘招请运动’的核心组织是以积极推进‘反对AF运动’的学生和年轻人为中心的群体。‘招请运动’也是以这些学生和年轻人的团体为核心，在普罗大众的基础上组织推进。通过‘反对AF运动’，我们在当下所面对及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一方面达成共识，之前研究者间孤立分散的状态被打破，并积累了各团体组织活动的经验，形成了‘中国研究者·研究团体联络会议’这样的组织。”

　　正是“反对AF运动”期间形成的地区之间、学科之间、高校之间、学会之间的广泛联结，促使日本从事东洋史研究的学者间联系更加紧密。东京教育大学的稻田正次在中国学术代表团访日致辞时就提道：“以我所在的大学为例，研习中国学问的东洋史和汉文的学生不仅在学术上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难以谋面。历史学科也分为东洋史、日本史和西洋史，问题意识、方法论和研究成果各不相同，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然而，‘招请运动’极大地改变了这种孤立分散的局面。”揆诸史实可知，京都方面发起“招请运动”后不久，东京教育大学的联络会成员很快公开表示声援，进而推动了关东地区“招请运动”的发展。同时，向来被认为“孤立分散”的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方向的青年学者和学生在筹备代表团来访一事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据当时还是该校文学研究科学生的久保田文次回忆：“当时以关西、关东的大学院生和‘中国研究会’的学生为中心推进运动。我当时在读的东京教育大学的东洋史、汉文、教育学方向的大学院生们一同参加了‘招请运动’，并担任了东京教育大学欢迎委员会的事务局次长”，他提到学生们“担心右翼的干扰和警察的破坏，以至于不得不考虑住宿地点和代表团成员的安保问题”。

　　这表明，日本东洋史研究者之间的广泛联结有力地推动了“招请运动”的进程，中国学术代表团访日的筹备工作正是在青年研究者的通力合作下完成的。其中，反对美国的基金会干涉日本学界、增进对华学术交流的思想共识以及因“反对AF运动”而形成的组织机构和人际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1年10月，“招请运动”正式开始，筹备者在关西和关东地区分别成立了京都筹备委员会和东京筹备事务局，同时开展工作。其中京都筹备委员会成立较早，该委员会成立后转而呼吁日本各地建立筹备委员会，以建立全国性的招请组织。11月，京都筹备委员会在杂志《大安》上发表《招请要纲案》，向全国学者发出呼吁。1962年6月，该委员会又印刷简报《招请运动新闻》，介绍中国学界的动向和“招请运动”的情况。

　　东京方面的学者在发起“招请运动”后不久即成立了招请运动关东实行委员会筹备事务局（以下简称关东事务局），其中囊括了日中友好协会、东京大学东洋史学部、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会、历史学研究会等十余个团体。继而，学者们依托关东事务局开展工作，他们寻找场地、发行简报并开展学习交流活动。随之关东地区的“招请运动”逐步展开。1963年1月，日中友好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签订协议，将中国学术代表团访日列入1963年中日文化交流计划。自此，“招请运动”从联络阶段转入筹备访日阶段。

　　最初，在拟定的中国学术代表团名单中侯外庐、夏鼐二人皆为古代史专家，近代史专家刘大年直到代表团访日前夕才临时加入。据刘大年记载，他参加访日团系临时受命：“赴日访问事，几年以前就议论过。这次是十一月底出发。十一月七八号才最后决定的。因日本方面要求有近代史方面的人员”。刘大年加入代表团的决定受到日方的热烈欢迎，关东历史关系事务局表示：“我们从中方获悉，近代史专家刘大年先生将参加代表团，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很快，日方重新调整日程，将刘大年的学术讲演纳入学术交流计划中。

　　另外，中国学术代表团到访日本前两个月，日本各学会、高校纷纷组织研讨会，介绍、研读刘大年和侯外庐的学术成果。青年中国史家会议在1963年10月底举办了旨在了解侯外庐学术思想的研讨会。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举行了三次学习会，其中一次围绕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此外，历史学研究会近代史分科会将刘大年的学术成果分为三类：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及分期论争、太平天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任务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针对以上议题及相关文章，近代史分科会的学者展开讨论。各学会的杂志还大量刊载介绍两位史学家学术生涯及研究观点的文章，增进了日本学界对他们治学风格的了解。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代表团成员也开始筹备访日的准备工作。1963年9月3日，代表团成员夏鼐“上午赴学部，在张友渔主任办公室讨论，游国恩、丁声树一起商谈讲学题目”，此类讨论曾进行过多次。确定讲学题目后，夏鼐从10月底开始准备赴日讲学的讲稿，直到11月8日将撰成的讲稿送审：“代表团成员就8个专业准备20篇论文，分别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科学院党组进行审查”。

　　在代表团文稿送审之际，日方曾多次来信协商讲学内容。刘大年“应日本方面来信要求，赶写历史研究如何为群众服务的问题的文章”，以备在日讲学之用。另外，日本学者杉村勇造还曾两度致信夏鼐，列出12条日本学界意欲了解的中国考古学进展情况，提出“以上各项题目，若有工夫，请先预备答回稿子”的诉求，夏鼐接到请求后认为“这些问题，有些需要预备一下，有些只好临时对付”。针对日方希望看到考古照片的诉求，夏鼐在出发当天上午“将所中的幻灯片，选取三分之一，约200片，以便带往日本作讲演之用”。

　　除审定讲稿，中国学术代表团还数次开会讨论访日期间的政治方针。1963年10月12日、25日、31日及11月1—14日期间，代表团多次召开筹备会议，并两度听取关于日本政治、经济概况的讲座。11月14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廖承志指示代表团：“访日代表团只宜谈学术，不宜对当前斗争的尖锐问题发言。目的是对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工作，通过讲学术成就，多交朋友。政治方面，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所有的讲话、工作，都应注意广大的中间分子，要到中间分子中去讲话，以他们为桥梁，面向多数。讲中日友好本身就带有战斗意义，既有反美性质又有反修性质，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旗子，学术味道越浓越好。学术上首先不要轻敌，谈问题采取老实的态度，没有结论就如实说出”。可以看到，这次学术代表团主要以学术交流为主，但政治意图也非常明确。希望争取日本的中间分子，谈中日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等议题，以实现联合日本知识界反美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代表团的政治方针与日本知识分子在“反对AF运动”中的普遍诉求是基本一致的。

　　在一切准备完毕后，中国学术代表团自北京出发，经由中国香港赴日。因本次代表团访日活动由日本各高校的青年学者、学生筹备，故日本主流媒体对活动经过报道极少。如今可通过阅读夏鼐和刘大年的日记了解其行程情况。此外，代表团归国后提交的《中国学术代表团访日工作总结报告》亦对访日经过作了总结。参考上述材料即可了解代表团访日期间的活动情形，本研究不再多作赘述。值得申说的是侯外庐、刘大年在访日期间发表演讲声援日本历史学界反美活动的情况。

　　侯外庐和刘大年在访日期间着力向日本学界介绍1949年后中国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刘大年的演讲主要涉及“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介绍”以及“中国革命中的知识分子作用”三个方面，而侯外庐的演讲主要集中于“唐宋之际农民战争”“封建社会前期的哲学流派”以及“柳宗元的哲学和社会思想”三个论题。同时，部分演讲也带有一定战斗性，宣传历史学家应该密切联系革命群众、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观念。可以想见，中方团结日本中间分子的目标以及两国学者共同的反美目标，使学术交流带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因是，中国学术代表团成员对“反对AF运动”给予积极回应。到达次日（11月31日），“侯外庐副团长参加教育大学的座谈会，据云参加者约六十余人，为反对美帝文化侵略，主张不接受美国津贴”，其中“反对美帝文化侵略”的活动是东京教育大学举行的反对美国基金会资助东洋文库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日本学者向侯外庐解释了美国基金会的政治意图、日本科研体制的问题以及当下反对美国基金会斗争运动的情况后，侯外庐用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与国民党当局开展文化斗争的案例说明抵制国内外反动势力文化“围剿”的策略。他说：“日本和中国似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动派正在改写历史。他们想通过歪曲历史的真相来为他们的阶级服务。而且他们否认阶级斗争，提倡阶级妥协。它让外国的、腐败的资本主义思想大行其道，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进而他号召日本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与学生运动互相声援，冲破美国和日本政府的文化“围剿”。

　　刘大年的演讲内容在反对美国基金会之上更进一步，他肯定了日本人民在安保斗争和反对艾森豪威尔访日斗争中体现出来的斗争精神和取得的实际效果，表示“在我们面前存在着人为的障碍，阻碍着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发展。这便是美帝国主义所造成的障碍”。此外，刘大年还鼓励日本知识分子密切联系革命群众，与他们一同参加反美斗争。在东京教育大学发表演说时，他勉励道：“我相信，日本的革命知识分子也肩负着这一光荣的任务。这一任务便是站在与工农大众相同的立场上参加革命斗争。”在回答关于学生运动斗争经验的问题时，他说：“如果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在斗争中接近人民。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在斗争中即使是地主阶级的人也可以毫无阻碍地接近人民”，“那时我们的任务是防止中国灭亡，知识分子必须深入人民之中，才能走正确的道路。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在实际斗争中，才能接近马克思主义”。

　　总体而言，刘大年和侯外庐两位学者对日本历史学家发动的“反对AF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以亲身经历为据，强调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抵抗美国文化渗透的重要性，客观上声援了日本学者抵制美国基金会的运动。这表明，“反对AF运动”“招请运动”“中国学术代表团访日”三大事件能够层层递进，两国学者反对美国干涉别国学术独立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的共识在其中所起的凝聚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中国历史学家访日期间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声援日本学界的反美斗争，无疑呼应了他们发起“招请运动”的初衷，同时收获了扩大中日史学交流、传达反美政治立场的预期效果。

　　通过上文对“招请运动”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这次特殊的中日史学交流活动背后的复杂意义。其中，中日两国关系之变化、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地位之消长、美国舶来的“近代化论”之流行、日本学者对本国学术体制的反思乃至美国的基金会输资日本学界皆会影响到中日学术交流的走向。可以说，“自下而上”的“招请运动”之所以大获成功，一方面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日关系缓和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与安保斗争后日本各高校、各学会的学者团结起来抵制美国的基金会运动关系密切。

　　1959年安保斗争爆发后，日本民众反美情绪高涨。1961年，美国的基金会输资东洋文库事发，日本历史学界发起抵制运动。其间，日本学者成立联络会，合力反对美国基金会干涉日本学界。进而，参与这场运动的学者开始反思日本学术体制的弊端，着力于加强各高校、各学会学者间的联结，同时激发了日本学者与中国开展学术交流的意愿，为“招请运动”做好了组织和观念上的准备。在推进“招请运动”的过程中，日本学者以京都和东京为中心分别成立筹备机构，发布运动大纲、印刷简报、制定访问行程，并召开研讨会集体研究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为随后开展学术交流做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亦着手筹备访日活动，他们多次召开筹备会议、撰写演讲稿、听取日本国情讲座、学习访日期间的政治原则，并尽可能满足日方提出的讲学要求。访日期间，刘大年、侯外庐、夏鼐三位历史学家在各高校、学会发表数十次演讲，介绍学术成果、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同时，亦鼓励日本学者密切联系民众，积极参与反对美国基金会干预日本学术界的斗争。

　　“招请运动”之兴起与发展既彰显了日本左翼史学家对二战前军国主义史观的批判和反思，又体现了他们对美国学术思潮影响日本学术界的排斥心理。在抗拒美国“文化冷战”政策的同时，日本史学界试图通过团结本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扩大与中国历史学界交流的方式，以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本国史学研究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在此意义上，应邀而来的中国学术代表团实际扮演了日本史学界思想外援的角色。代表团在日本的交流活动及其传达的学术观念和政治立场，无形中是对介入日本学界的美国基金会及其所代表的学术范式、政治意图的明确反击，显示了冷战背景下中日史学家希望通过这类学术交流活动互相支持，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共同对抗美国“文化冷战”政策的意愿。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