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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鹏 武力:新中国初期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研究
发布时间: 2020-05-12    作者:张林鹏 武力    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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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中国来说,中苏关系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对外关系,它的起伏之大,它对中国影响之深远,它与百姓关系之密切,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中苏关系十分特殊,又十分复杂。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苏联引进技术是中国加快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重要手段,并且取得很好效果,但是瑕不掩瑜,其间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并得到纠正。诚然,中苏关系已成为历史,似乎与中国当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关系不大,但是,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过去中苏关系的曲折发展中,人们无疑可以汲取许多极为重要、极为有益的经验教训。本文试图从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的视角,探讨中国在学习外国和技术引进方面的历史经验。

  一、新中国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的历史进程

  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进行的。中国学习苏联和从苏联引进技术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决定站在社会主义正营一边,而当时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的经济发展是比较靠后的。这主要是因为旧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后,能够代表经济发展能力的工业经济发展非常缓慢且长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统计,旧中国在近代的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2.3%,而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重仅占5.5%。加上连年战争对工业生产的破坏,工业经济根本无法发展。就算是侥幸躲过战争破坏的工业企业因为设备不成龙配套、厂区厂房分布不合理以及原料和产品供销不通畅,导致其设备利用率、工业产出率异常低下。而农业生产、交通运输业等同样落后,同时又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根本无法依靠自己来发展经济。因此,学习苏联和引进技术就成为新中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毛泽东曾就这一问题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1.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的起始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北平秘密访问苏联。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加强两国、两党的关系,争取得到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及建设等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并了解和学习苏联各方面的建设情况及经验。1949年7月6日,刘少奇以书面形式致信苏共中央、斯大林,提出想利用在苏联访问的短暂时间学习苏联,并罗列了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方式以及希望苏联帮助新中国培养建设管理人才等愿景。学习内容主要包括苏联的国家组织运转情况、苏联经济社会运转的计划和管理情况、苏联的科教文卫方面的情况以及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情况等。学习方式是请苏联各方面负责的同志与代表团的同志进行座谈。另外,还请求实地参观和考察苏联若干工厂、学校、农场。这些要求,均得到了满足。中方代表团在访苏期间访问了苏联计划委员会及各政府主要部门,并逐一参观了包括斯大林汽车厂、莫斯科大学、煤炭工业展览馆等在内的学校、工矿业企业等单位。在与斯大林的商谈中,斯大林回应了培养人才一事,提出可以在莫斯科办一所中国大学,派出各方面的教授到中国工作等。商谈后决定,中国大学在北平办,由苏联专家帮助建设。访问结束后,刘少奇率领代表团顺利返回,继续开展新中国成立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3日,刘少奇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指出,“苏联要派大批专家来,中国的同志要同他们搞好关系,要善于向他们学习,保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好。”在当时的情况下,学习苏联,引进先进技术显得极为紧迫。随后,在毛泽东亲自访苏后签订的一系列同盟条约和协定,为引进技术提供了法律上和程序上的依据。

  建国初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积贫积弱的国民经济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加之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有些甚至是空白,以国防为主的重工业尤其落后,从工业发展水平来看,应该说建国初期的水平高于建国前的水平,但是由于战争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建国初期的大多数工业产品产量低于建国前的水平。与同一时期部分国家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相比较,代表工业技术综合水平的汽车工业,中国是空白;代表工业化水平的现代能源电力工业,中国非常落后,而且布局也极不均衡;另外地质勘探工作是重工业发展的基础,同样,中国的地质勘探工作也非常落后,基本上没有做多少事情。就在新中国着手战后恢复建设的时候,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被迫卷入战争,并且不得不和美国直接对抗,同时,还要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威胁。这种国际国内环境和历史教训都迫使中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必须发展重工业,必须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则是急需学习苏联并大规模的引进苏联先进的技术。1951年5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向徐向前交代去苏联谈判的任务:第一条是购买武器装备;第二条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毛泽东还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发展意图,向苏联学习和引进技术逐步上路了。

  近代以来,中国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式是“外来技术的本土化”,建国初期也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在向苏联学习和技术引进的过程中,苏联专家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1948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向斯大林求助,希望向中国东北派出铁路专家组帮助中国共产党,其中包括抢修铁路的工程师50名、技师52名,另有技术员和熟练工人220名。苏方向中方派出技术援助专家组,一方面可以直接参与中方相关领域的抢修、维护和建设,另一方面可以为中方培训专家和技术人员。经过大约一个夏季的工作,这支铁路专家组帮助中国共产党培训铁路专家和技术人员共计4600余名。在以后的科学技术援助中,也大多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中苏双方进行技术交流和合作。新中国成立之后,苏方派来的专家逐渐增多,到1952年底,苏联已有近1000名专家在中国帮助工作,为新中国出力。

  此外,向苏联索要各个领域的科学技术资料也成为这个阶段向苏联学习重要举措。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科学技术资料,在中苏两国没正式签订专门的科学技术协定之前,主要通过图书资料交换和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获得。1949年1月初,“经互会”在莫斯科成立,随后在索菲亚召开的“经互会”第二次会议上,确定了会员国之间无偿交换科学技术等图书资料的原则。中国虽然不是“经互会”的成员国,但苏联比照这一原则,通过各大图书馆、研究所、与中国相应单位进行交换,提供了大量基础性科技情报材料、图书和杂志。据统计,截止1953年,新中国共有包括31个大型图书馆在内的300余个机关单位接收了苏联提供的各类科学技术出版物。可以看出,在中国索求科学技术资料的过程中,苏联还是积极努力的给予帮助。对于苏联援建新中国的各类工程或者新中国特别提出的具体项目和设备的资料,苏方也是尽可能满足。

  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向苏联学习和技术引进的程度,尤其是苏联专家和科学技术资料的引进还不算大,真正大规模的向苏联学习和技术引进是在中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之后。但是,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说成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的起始阶段是不为过的。

  2.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的高潮阶段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恢复发展情况良好,内外贸易的恢复和发展,财政金融状况的根本好转,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的恢复和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为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高潮的到来奠定和铺设了物质基础和实施条件。朝鲜战争有望停战,世界以美苏为首的全球性“争霸”持续升温,国际国内情形都发生了变化,中苏关系持续“暧昧”,并有望升级,于是,更加广泛的技术引进接踵到来,新中国也迎来了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的高潮。

  从1952年起,“一五计划”的宏伟目标就提上了中央的日程。这是新中国首次编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因为缺乏经验,不会搞,五年计划的编制尽管备受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但还是不得不求教于苏联,向苏联学习。此外,五年计划拟建的许多重要项目,中国也搞不了,一是没生产设备,二是没人懂,也就是没技术,三是没钱搞。面对这一切能搞不会搞,想搞搞不了的现状,求教于苏联显得极为迫切。故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将“一五”计划草案带到莫斯科,一方面征询苏方对草案的意见,另一方面与苏方商谈,落实从苏联引进的项目,以及引进的科学技术。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经过李富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近十个月的辛勤工作,通过多次反复认真的协商,中国政府代表团终于圆满完成了它所担负的历史重任。这次商谈的具体成果主要是:中苏共签订了一百五十六个建设项目,成为五十年代中国工业建设的中心和骨干。为了服务156个建设项目,中国从苏联引进了大批苏联专家和大量的科学技术资料。“156项工程”的建设过程全部实行苏联标准。苏联专家几乎参加了所有建设项目的全部过程,从拟建工厂的地质勘测、厂址选择,到建筑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再到产品设计和生产,都有苏联专家及苏联技术人员的身影。在他们耳濡目染的影响下,中方从管理骨干到生产技术员工都接受到了良好熏陶。一方面是苏联专家不吝赐教,鼓励鼓舞中方人员学习进步,另一方面是中方人员不放过每一次向苏联专家学习的机会,从而使得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的效率大大提升,中方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能力也逐渐提升。按照这样的思路,中国开始大规模学习苏联和引进苏联技术。

  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为了尽快掌握经济建设知识和技术,毛泽东一再强调:“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从1953年起,全国掀起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

  在学习苏联热潮的过程中,因为多种因素交织在其中,也出现了一些盲目学习、不顾国情照搬的偏差。学习苏联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过程中却出现了偏差。

  二、中国在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过程中的偏差及纠正

  在向苏联的学习过程中小的偏差一直存在,也一直在纠正偏差,中央高层领导一直表态,以苏为鉴,学习其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行业从全面学习苏联这个极端跑到了全盘否定苏联的另一个极端。

  1.?偏差存在,在所难免

  在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中,偏差的存在是难免的。从中苏合作的历史上看,尽管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大的方面来看,中苏双方是一致的,而且有极为广泛的共同利益可以共处。但是对于新中国建立后如何搞建设,中方没有一点经验,必须重新探索,必须向苏联学习。因为在这个方面,苏联有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加之,苏共二十大以前,尤其是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很多弊病还被掩盖着,尚未公开暴露出来,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对此产生怀疑。就在中共中央的倡议和动员下,轰轰烈烈的学习苏联“老大哥”的运动极速席卷全国,家喻户晓。但是,怎么学,学什么,并没有特定的文件指示,尽管有,也被淹没在狂热的学习苏联的洪流之中。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偏差,究其原因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首先,严重的依赖心理。在学习的过程中,从中方的角度来讲,是希望直接将苏联的科学技术成果拿来就用,而不是所有事情都从头做起,这样一来,使得很多人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心理。依赖思想的成型,一方面来自对苏联先进经验和技术的盲目推崇,另一方面也受到当时急于求成的大环境的影响。从1953年开始,伴随着“一五”计划火热进行,全民深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上级来的任务重,下达的急,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个人,没经验,不会搞,只能依靠苏联“老大哥”,渐渐的把这种依靠演变成过于迷信,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生搬硬套,甚至把已经暴露出来的缺点也照搬照抄过来,提出所谓的“技术一边倒”口号。相反,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对学习和合理选择先进技术产生了消极影响。正是这种依赖心理,使得中方很少了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技术更新情况,人们依旧痴迷于推崇或迷信苏联技术。事实上,苏联也受制与本国的发展的情况,尽管有比较先进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也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及时帮助中国。

  其次,对于本土专家的不重视。中国专家在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是苏联技术的直接学习者,另一方面,他们最知道中国国情。而在唯“苏联专家”马首是瞻,迷信苏联技术,一股脑的投入到“苏联模式”的热潮中时,即使中国专家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未必被采纳。有的技术人员因与苏联“老大哥”争执技术业务问题而受到政治上的排挤和打压。最典型的是炼钢采用平炉还是转炉的例子,当时冶金部的领导因为迷信苏联专家的意见,坚持以平炉炼钢而拒绝一些中国专家建议的转炉炼钢技术,后来事实证明,还是转炉炼钢符合中国国情。

  第三,苏联经验“一家独大”。在“一五”计划的制定中,中国政府一直在征求苏方的意见,苏方也竭尽全力的帮助中国想办法,出主意,解决问题。但就在一些具体的中国的问题的解决上,出现了偏差。或许是出于好心,但是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而盲目尊崇苏联经验,正是偏差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偏差一旦发生,就会酿成很严重的后果,这又会反过来刺激当时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也为以后全盘否定苏联经验埋下伏笔。三门峡工程的上马及其效应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苏联专家并未根据黄河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是按照自己的经验,认为利用水土保持加拦泥库的办法可以使黄河变清,进行‘梯级开发’。他们还肯定在三门峡可以修大坝”。后来的事实证明,三门峡工程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苏联被尊为“老大哥”、政治“一边倒”的氛围里,普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不敢轻易提出与苏联经验和苏联专家意见相左的观点。在很多情况下,中方人员在苏联专家面前小心谨慎,对苏联专家的意见,多是照搬照抄,而不会经过仔细的考虑和认真的讨论。这种倾向自然导致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中的偏差越来越大。

  2.苏共二十大:“揭盖子”和“捅娄子”

  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一开始就重视对苏联技术的学习问题。1952年12月5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六十一次政务会议时提出,对于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要认真、谦虚的学习,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间不能保守,也不能急躁,还要避免苏联已经发生过的错误和缺点,少走弯路 。1954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朱德准备1月26日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闭幕词时注意到罗瑞卿关于向苏联学习的一段批注:“拒绝学习苏联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反对。但脱离我军的实际去高谈学习苏联,也是一种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因而就一定会是学不好的。”毛泽东就罗瑞卿的批注建议向朱德复电,表示赞同。

  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斯大林的颂扬达到了前所未有、无以复加的程度,神话斯大林的运动也发展到了顶峰。一直到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秘密报告”揭开了这层窗户纸,等到一切都和长期的崇拜相反时,人们的思想混乱了,总觉得这很突然。正是这个秘密报告,不但在苏共二十大的代表中,也在全苏联激起了千层浪,后来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全世界产生了“爆炸性效应”。自然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毛泽东曾评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时说,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把斯大林捧上了一万米,“秘密报告”之后,又把斯大林贬低到地下九千米,还说赫鲁晓夫这次“既揭了盖子,又捅了篓子。”他还强调,“不要再照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这表明,经过苏共二十大,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以苏为鉴,反思如何纠正偏差了。

  当苏联和斯大林一贯正确的神化被打破后,同时也打破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对苏共和苏联的迷信,从而大大削弱了苏共和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大大的促进了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和独立思考。对于苏联专家的迷信和对于苏联技术的迷信也随之降温,有的甚至借此逐渐从全面学习走上了全盘否定。给技术接受国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变成了盲目的排外,走上了全盘否定的另一个极端。当然,随着迷信的破除,也从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各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尤其对于中国而言,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客观上对于自力更生的掌握技术起到了促进作用。

  3.《论十大关系》和八大前后的纠偏

  中苏两党虽然在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因为分歧暂时尚属于局部性质,故当时并未立即对中苏关系产生大的影响。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错误,对于正在寻求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警示。党和国家领导人深深的认识到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外国,建设道路同样不能照搬外国。

  而《论十大关系》的出台,一方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3年多实践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是对学习苏联以来总结的经验教训的反思。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的那样:“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借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此外,《论十大关系》还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走自己的道路。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对于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中的偏差着手进行纠正。

  这一时期,随着蒙蔽双眼的面纱被揭开,人们更多的注意到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我国的科学技术仍处于初创阶段,科技人才在数量、质量上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为此,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周恩来代表中央郑重发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动员令。毛泽东也提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论十大关系》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提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内容并且开始纠偏。这无疑为破除苏联迷信、教条起到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同时也为八大继续纠偏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及影响逐步增强,帝国主义已不敢轻易动武,我国的对外关系趋于缓和。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八大前后,党开始对过去奉若真理、坚决实施的苏联工业化模式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探索,并着手纠偏,试图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避免苏联所走弯路的工业化道路。

  从《论十大关系》到八大的胜利召开,更准确的说是在思想层面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对“如何走自己的路”的探索,确是解放了思想,开启了探索中国道路的新时期。但就中苏关系方面来讲,尽管磕磕碰碰,已经是充满了分歧和矛盾,但是,向苏联学习和科学技术引进方面的合作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升华,做了几件比较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其中一项就是苏方帮助中方制定出台《全国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希望中国的科技水平在已有的基础上有更大的提高。加之这一时期,中共领导高层更加重视了科技工作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使得中苏在技术交流、工厂建设、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及建立科研院所等多个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有了新的进展。

  三、历史启示

  综上所述,建国头七年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比较系统、比较完整、效果较好的一次尝试,几乎是产学研三种渠道相互配合的技术引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不常见的和有特点的。向苏联学习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如何学,学什么,以及如何处理学习苏联与学西方等国家的关系等。毋庸讳言,在这方面确有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

  首先,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奠定了新中国现代技术与工业的基础。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并且怎么说都不为过。从50年代开始,借助着“156项工程”的建设,中国从苏联成套的引进了煤炭、石油、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学、机械、轻工业、医药、军事工业设备及技术,填补了部分基础技术的缺环,使中国初步拥有了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能力,能够大量生产机电设备、钢铁、玻璃、有色金属等产品的能力;同时,这些基础制造能力的拥有为其他技术和工业发展又奠定了一定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还引进了过去没有或基础很差又急需要的设备和技术,如一些精密的量具刃具、机械设备、大型矿山设备等。这些举措为推动中国现代技术体制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的过程中,不断的完善技术研究、开发、设计的科研院所等机构,加强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其次,不得不承认在向苏联学习和技术引进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偏差,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仿照苏联,建立了单一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经济建设时期确确实实有它特有的优势,在这里不做赘述,但是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它的缺陷也日益明显,很多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受到打击,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等等。而这又大大阻碍了对于引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只是停留在照搬照抄层面。这就启示我们在以后的技术引进过程中务必要结合中国实际,投入足够的精力去培植强有力的研发机构,从事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进行技术革新和升级,而不是一直停留在盲目的照搬照抄层面。除此之外,还要营造稳定的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稳定的国内经济秩序,这对于引进和消化先进科学技术,培植和发展本国科学技术研发能力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要和那些掌握先进技术的国家之间进行大规模的交流和合作。对于中国而言,要用发展的眼光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引进先进的技术。随着国际合作的日益加深,越往后发展,每个国际成员越不是孤立的,都需要加入到国际化的分工和合作中,而技术进步在这里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新中国初期碍于这样那样的国际国内环境,没能加入到国际技术交流中,而只能“依赖”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疑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是有利的。但是,从某些角度来讲,也确实走了很多弯路,存在很多问题。在进入新时期,尤其面临当今的世界发展新趋势,我们需要做的是,积极融入国际技术交流合作,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孤立起来。

  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

  1. 新中国初期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研究_张林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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