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布莱克威尔德教授对中国进行地质调查后指出：“中国是一个贫油的国家”。同期，美孚石油公司在陕北寻找石油也无功而返。自此，“中国贫油论”广泛流行。［1］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就一直强调石油工业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曾多次指示要加强石油勘探工作。［2］在借助苏联、日本、法国等国技术和设备的同时，中国更注重自力更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不仅开发建设了克拉玛依油田和冷湖油田及四川油、气田，扩大了玉门油田，初步形成了甘肃、新疆、青海、四川４个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还集中人力物力开展了大庆石油会战、华北石油会战，发现和开发了黑龙江大庆、山东胜利、天津大港等油田，开辟了渤海湾石油勘探新领域。“这对从根本上改变石油工业的全局面貌，打破‘中国贫油论’，实现石油自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1973年，中国开始向日本等亚洲邻国出口原油，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能源生产能力刮目相看。［4］同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旋即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引发了第一次全球性石油危机。曾被认为贫油的中国，成了西方世界眼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石油输出国，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近海的石油资源将可能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沙特阿拉伯。当时美国能源安全研究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探讨作为一个潜在的石油出口大国对美国供应石油的意义。由于长期缺乏交往，美国并不了解中国的石油蕴藏量和石油工业状况，但一些学者依然期待中国能成为美国石油进口的新来源国。［5］在双方的努力下，中国石油不久就进入了美国市场。尽管所占比例很小，但是，石油贸易及相关技术合作对中美关系的意义非同寻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维护、改善和提升中美关系的润滑剂。（目前，对20世纪70年代中美石油贸易和技术合作的研究成果较少，一些学者仅在研究中国能源对全球能源的影响时略有涉及。代表性成果有：KimWoodward,TheInternationalEnergyRelationsof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0；LaurenceJ.C.Ma,OilfromtheWellsofChina,GeographicalReview,Vol.70,No.1（January1980）；薛力等：《中国的能源外交与国际能源合作（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周琪等：《美国能源安全政策与美国对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勘探和生产石油，中国从苏联进口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石油技术设备，先后聘请了434名苏联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3］（p.214）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又从日本、法国等国购买了一些技术和设备。［6］但是，石油工业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突破却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尤其是中国的钻井设备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一方面，中国在渤海湾、东海近海以及南海大陆架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资源，另一方面又受限于技术和设备而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开采利用。［7］而美国在石油开采方面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经验。［8］因此，中美关系一解冻，中国就有意购买美国的石油勘探设备。1971年，中国通过罗马尼亚向美国石油协会表达了引进石油勘探设备和钻井技术的意向，同时希望美国石油协会访问北京并讨论相关事宜。［9］从中外贸易的整体态势来看，由于中国大量进口小麦和工业设备，特别是1973年以后，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出现了严重的逆差。要解决逆差问题，中国领导人认为，只能在石油出口上做文章，希望石油能成为平衡贸易、换取外汇的重要产品。［10］

　　为获取更先进的石油生产设备和技术，1973年１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方案（即“四三方案”）中，就包括３套石油化工设备。［11］随后，对外贸易部发布指令，要求扩展与美国的贸易类别，包括“机器、成套设备、高新技术，特别是与石油生产、电信和电子工具有关的技术”［12］。可见，中国已把引进美国的石油设备和技术作为中美贸易的重中之重。在1973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上，中国向美国钢铁集团公司明确表示了引进石油钻机等设备的兴趣。［13］5月，美国孟山都公司和美国环球油品公司技术主管应邀访问北京，与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讨论了石油设备及技术合作事宜。与此同时，中方与美国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签署了价值800万美元的石油技术采购合同。［14］9月，中方再次邀请美国环球油品公司相关技术人员访问中国。［15］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对引进美国石油生产技术和设备的浓厚兴趣。

　　其实，美国关注中国的石油资源由来已久。根据1968年底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进行的一项海洋调查，美国有关部门认为，中国东海的“浅海底”“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层，甚至比波斯湾地区的资源更丰富”。［16］1972年8月，美国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访华结束时，曾提出可将“陆地和海上矿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设备”作为美国的潜在产品出口给中国。［17］1973年，中国宣布石油产量达5000万吨［18］，并出口到日本等亚洲邻国，这似乎印证了美国方面的判断，中国可能成为“另一个中东”。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预测，在此后的5年间中国每年出口的石油产品金额将达10亿美元，而在10年内还将翻一番。［19］1973年4月25日，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罗杰·沙利文向白宫递交了一份向中国出口石油技术设备的备忘录，指出中国有“大量的石油储备，因而将迅速地、持续不断地扩大石油出口”，到1977年出口可能达到每天20万桶。美国方面还了解到，中国已开始与日本石油公司商谈购买技术设备，并先行购买了一些日本制造的钻探设备。美国参谋长联席委员会认为，美国拥有最先进的设备，而且中国也已与美国石油公司进行了接触，中国未来非常有可能从美国进口石油设备。［20］而支持全球的石油开采与生产，总体而言也符合美国的政策和利益。然而，能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向中国出售石油技术和设备，美国决策者还必须考量其军事战略意义以及是否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输出国迅速采取联合行动，将石油作为斗争武器。到当年圣诞节前夕，短短2个月石油价格就涨了4倍。石油价格的疯涨很快便抵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5年内西方国家积存起来的贸易顺差。虽然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石油的依赖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严重，但美国对石油的需求量是世界最大的。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消耗的石油量与日俱增。1968~1973年，美国石油日消耗量从1308.5万桶增加到1687万桶，5年增长了28.9%。当时，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消耗着全世界1/3的能源。［21］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突然抬高石油价格，这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1973年11月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关于能源危机的讲话，承认美国正在走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最严重的能源不足时期。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的石油禁运政策，很快影响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整个经济也发生了连锁反应，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道·琼斯股票指数第一次跌破600点大关。［22］

　　严重的能源危机促使美国开始考虑除通过自身解决问题外，还希望有新的石油进口来源。而此时中国石油产量的提高及输出，自然受到美国的格外关注。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如果帮助中国进一步在蕴藏量丰富的渤海湾开采石油，中国势必会大大增加出口量，由此可减轻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石油的依赖，从而缓解其能源危机。

　　面对石油价格高涨带来的国内国际问题，美国不得不加快调整对外战略。是时，中美关系的大门刚刚打开，但美国对中国石油出口前景的乐观估计使其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1973年10月，美国政府同意放宽美国石油公司在中国及其近海水域的业务限制。［23］从双边关系来看，正在加强工业建设的中国需要美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全球性石油危机则增强了美国同中国进行石油合作的迫切性。

　　二

　　现实和战略的考量促使中美两国务实地寻求合作。1973年11月4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的邀请下首次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双方就石油领域的合作举行了会谈。随行的美国州际石油运输公司总裁安德鲁·吉普森指出：美国的石油进出口商已注意到中国的石油资源潜力，希望能协助中国进行陆地和海上的石油勘探，并可向中国提供石油开采和炼油设施。对此，美国政府表示支持，正在考虑制定与之相关的新政策；而对美出口石油也将十分有利于中国平衡对美贸易的逆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唐

　　纳德·伯翰坦率地表示：目前美国正遭遇严重的石油危机，能源问题成了一件大事，在当前情况下增加美国石油供应的途径之一便是进口中国石油。美国十分乐意向中国提供石油勘探及开采技术以扩大石油生产，并表示希望在尊重中国所有权的前提下，与中国进行深度合作，共同开发利用。［24］

　　尽管双方都有强烈的合作意愿，但原则上的分歧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弥合。对美方希望进口中国石油及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石油资源开发的意向，中国贸促会会长王耀庭回应道：中国石油的开采刚起步，主要是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因而出口十分有限；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如果能帮助中国获得相关技术和设备，势必会增加中国的石油产量，是中方十分欢迎的；只要走“商业渠道”，中国将准备大量进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海上石油开采设备。分管外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也明确表示，中国主要想通过“商业渠道”从美国购买机器设备，还未考虑采用合资的方式来联合开发石油资源，中国目前的石油储量并不清楚，希望中美之间能在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石油技术往来，美国需尊重中国的主权。［25］显然，中国对于美国直接插手资源开发持审慎态度。

　　对美方来说，仅仅出售石油技术和设备给中方意义不大，他们一再强调希望中美双方以合作或合资的方式共同开发中国海上石油资源。［25］出于对外国干涉的警惕，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在会谈时做了充分解释，中国一直在努力规避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干预，也力图避免产生外债。对此，美方向中方承诺，这两种情况在两国联合开发海上石油资源时都可以避免：中美合作后会增加中国的石油产量，5年内中国石油日产量可达到100万桶；将石油出口美国，能为中国带来巨额外汇；更重要的是，中国石油工业在美国帮助下迅速发展，将给两国关系带来积极影响。［25］黄华回应时强调，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本国经济”；对于石油，必须首先满足自己国内的需要，确保中国不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在满足了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出口美国是没有问题的。［26］显而易见，中国对与美国的石油贸易和合作，不仅仅当作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上升为涉及独立自主的政治问题。政治上的分歧和思想上的顾虑最终使合作未能达成。不过，美方对于中美石油合作的前景依然十分乐观，认为“石油公司将成为连接中美两国贸易往来的主要纽带”［27］。

　　三

　　1975年初，邓小平复出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提出进行整顿、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一些”，赚取外汇，“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28］为此，中国开始大规模地从美国进口相关设备。3月，中国远洋集团与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签署了进口油轮润滑剂及油舱的合同，并与海湾石油公司及埃克森公司达成购买油舱的协议。［29］9月，国家计委根据邓小平指示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要求采取灵活的进出口贸易形式，“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适合需要的现代化的成套设备”。［30］从此，中国加速了从海外尤其是美国采购石油设备的进程。10月，中国从凯洛格公司购买了石油勘探设备。［31］在同年秋季广交会期间，中国还邀请美国贝克贸易公司、德莱赛公司、利顿资源公司、洛克威尔自动化公司等公司的代表前往北京，商谈“石油钻井与勘探设备”的进口事宜。［32］1975年11~12月，中国与美国因特数据公司、卡梅隆钢铁公司、卡特彼勒公司、道威尔公司签署了价值3000万美元的油田设备采购合同，同时还与利顿资源公司达成了购买海上勘探设备的协议。［33］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尚处于停滞状态，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也搁浅了，但是，美方对于中方采购石油设备给予了积极配合和支持。在整个中美经贸领域，围绕着石油展开的交往和贸易可谓一枝独秀。在中美石油代表团实现互访之后，1976年4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其下还专门成立了石油设备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石油技术工业的发展，组织中美间有关石油问题的交流和贸易，评估中美双方石油市场，并为美国相关企业提供建议和意见，以利于扩大中国石油技术市场，同时负责与中国讨论石油技术合作及石油工业产品展览等。［34］这个委员会一成立就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关注与兴趣（1976年5月，菲利普斯访华时专门向中国贸促会介绍了这一委员会。参见：TheNationalCouncilforUnitedStates-ChinaTrade-PetroleumEquipmentCommittee,May26,1976；ExportCommittees:Agriculture-Finance,Box86,NationalCouncilforUS-ChinaTradeBusinessAdvisoryServicesImporterServices,GeraldR.FordLibrary,AnnArbor,Michigan。）。不久，中方即邀请美中贸易委员会派石油设备委员会代表访华。［35］6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协同石油设备供应商协会和休斯敦世界贸易协会在休斯敦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石油工业发展问题，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工业大国”，而“石油将是决定中国在工业发展这条路上能走多远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美国商界跃跃欲试，准备大显身手。1975年以后，中国从美国进口石油设备及引进技术费用占从美国进口总额的70%~80%。［36］这无疑让美国企业家觉得向中国出口石油技术设备是最能获利的。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美国商务部相关人士注意到，中国新的领导人十分支持对外贸易，在对待外国技术和设备问题上采取了“讲求实际的态度”，尤其重视进口整套技术设备。据此，美国商务部预计，中国将会加大购买美国石油工业设备的力度，1977年美国的对华出口总额有望达到1.35亿美元。（《1977年中美关系简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1977年编印，第17~18、35~37页。）美国远东太平洋公司的副总裁也满怀信心地表示：“无论中美关系是否实现正常化，中国都将进口美国的石油技术设备”。［37］

　　然而，此时美国的战略考量却出现了微妙变化。卡特总统上台伊始就谋求同苏联签订限制核武器发展的协定，缓和美苏关系。（《1977年中美关系简报》，第3~4页。）因此，中美关系难免受到影响，也波及了石油贸易和技术合作。卡特政府再度严格管控对华技术出口，包括石油领域的一些技术设备。1977年5月，中方拟从美国西部地球物理公司采购石油勘探所用的现代齿轮，美国国防部因其有潜在的军事用途而表示反对。［38］IBM公司拟将一台370/138式电脑出售给中国沈阳的一家工厂时，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及军备控制裁军机构都认为此项交易可行，而能源部和国防部则同样以中国可能用于军事用途而反对。［39］另一家美国公司本已与中国签订了数百万美元的合同，准备向中国提供测量地震的计算机系统设备，但美国政府以属于“高度精密”技术设备为由叫停了此项交易。［40］

　　可见，尽管当时中美实力悬殊，美国依然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从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美国企图垄断技术的心态。因此，在与中国交往时，一方面，美国从战略平衡的角度不得不输出一些技术设备，让中国有所发展，而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又不能影响、危及美国的核心利益。如何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令美国相关部门和决策人士犹豫不决，从而造成中美关系的摇摆不定。时冷时热就成为当时中美关系的一种常态。

　　四

　　当时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苏关系。一方面，美国担心对华技术出口可能有助于中国增强抗衡苏联的军事能力，将会引起苏联的负面反应；另一方面，美国又想利用中国牵制苏联，把对华关系当作一个筹码来迫使苏联尽可能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妥协。当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破裂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迅速发生了变化。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建议卡特总统向中国发出可转让中国需要的某些技术、设备的信号，试图通过与中国发展战略关系来遏制苏联的影响，特别是使苏联“在处理有关美国的利益方面懂得节制”。［41］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也表示支持。对美国而言，战略上的现实需要有助于打消一些长远的潜在的顾虑。

　　当然，中国的变化是美国态度变化的一个主要考量因素。1977年7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除抓紧“四三方案”在建项目的投产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总额为65亿美元。这一方案得到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准。自此，中国多次派出代表团出国考察。其中，考察的重点之一就是美国的石油技术。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联合派出了10名代表在美国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访问，集中考察了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俄克拉荷马州、阿拉斯加州等地的47家石油公司，尤其对钻井平台、地震测量设备与船舶、测井系统、井下装置等设备兴趣浓厚。［42］两个月后，中国又派出了一个更高级别的石油代表团访美。

　　1977年10月，美国总统科学和技术顾问弗兰克·普雷斯提交报告指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连续派出技术代表团对西欧、日本和美国进行了访问，加之出台的一系列相关举措，表明发展技术正成为中国最优先考虑的事项。此间，中国一再表示十分需要美国的技术，尤其是石油方面的技术，但是若美国政府仍然坚持限制出口，中国就会从其他国家购买。弗兰克·普雷斯提醒卡特总统，应该抓住与中国合作的机遇，以美国技术推动中国出口石油，这也将有助于亚洲的政治稳定。［39］这从侧面反映了美国的战略意图之一，就是发挥中国在亚洲的作用，以遏制苏联在亚洲的扩张。［43］

　　1977年11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也向中国派出了一个石油设备代表团，参观考察了胜利油田、北京石化总厂、北京钢铁厂、上海第一石油机械厂和石油提炼厂，还与中国专家举行了石油技术学术研讨会。美方特意向中方介绍了一系列颇具吸引力的石油设备，诸如深水钻井、高容量地下抽水、深井固井、计量和流量控制、油气井完井等。［44］到1977年底，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开始在实际的贸易中发挥影响，尤其是大大增加了对中国先进技术设备的出口，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与石油勘探和生产相关的设备（《1977年中美关系简报》，第61~63页。），包括价值15万~20万美元的海上钻井平台、370万美元的地震测量设备、1700万美元的钻头和铣刀工具等。［45］

　　对于中国而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石油正成为对外开放的一种润滑剂。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没有进一步的石油资源开发，就不会有更多的石油出口，中国就不会有足够的外汇来换取现代工业和军事所需设备。［46］显然，邓小平试图以石油工业来促进整个现代化的建设。1978年新年伊始，中国石油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孙敬文就带领相关部门领导和各大油田主要负责人赴美国考察，以进一步了解海洋石油开发的历史和现状，并探讨进行石油技术合作的可行性。［47］这次考察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中国国务院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直接与美国的石油公司建立商务联系，加快中国海上石油勘探开发。［48］与此同时，中国从美国联合石油公司引入了加氢裂化工艺（加氢裂化，是石化工业中的一种工艺，即石油炼制过程中在较高的压力和温度下，氢气经催化剂作用使重质油发生加氢、裂化和异构化反应，转化为轻质油（汽油、煤油、柴油或催化裂化、裂解制烯烃的原料）的加工过程。加氢裂化具有轻质油收率高、产品质量好的突出特点。），这一工艺可将廉价的重油转化为石脑油和馏分油（重油是原油提取汽油、柴油后的剩余重质油，其特点是分子量大、黏度高。石脑油是石油产品之一，又叫化工轻油，是以原油或其他原料加工生产的用于化工原料的轻质油，主要用作化工原料。馏分油指原油蒸馏时分离出的具有一定馏程（沸点范围）的油品，如汽油、煤油、柴油等，它们需要进一步加工才能成为满足各类规格要求的石油产品。）。不久，该公司还在南京附近帮助中国建立了价值900万美元的残留热裂解工厂。接着，中国邀请美国彭斯、埃克森、联合石油和菲利普斯石油4家石油公司负责人到中国探讨联合勘探和开发海上石油资源事宜。［49］1978年8月，中国贸促会再次邀请美国4家石油公司来华，正式签订了联合开发海上石油的协议。［50］“引进来”开始逐步落到实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此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放松对中国出口限制的措施［51］，并鼓励本国石油公司加强与中国往来。［52］1978年10月底，美国还派施莱辛格作为总统代表率能源代表团访问中国，试图以石油贸易为基础扩大两国的能源合作。［53］中方表现了浓厚的合作兴趣。［54］不久，中国又与美国相关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合同，如与格列柯罗公司签订了价值680万美元的合同，用来购买蜡机以从原油中提炼石蜡；与凯洛格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由其提供技术设备协助中国建立一个化工厂；与福陆工程和建设公司达成多个项目，为中国的石油加工厂提供工程设计、设备和材料采购、管理和技术咨询服务等。［55］

　　可见，自1977年第四季度以后，中美围绕石油工业展开的交往、贸易与合作逐渐达到了一个高潮，双方代表团互访频繁，贸易往来密切。中国不但购买了大量的美国技术设备，而且开始以贷款的方式引进美国的资金，并同意美方人员来中国联合作业，鼓励中国企业采用美国的管理方式，派专家到美国接受培训。［56］

　　中美关系在1972年破冰之后的发展并不顺利，但是，由于全球性石油危机的爆发，石油问题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了润滑剂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力图引进美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强石油勘探、开采，促进能源生产系统的升级，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对美国而言，主要是借中美石油贸易和合作，缓解苏联联合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对美禁运所造成的能源压力。但是，中美双方国内的政局、对外战略、国际关系等因素的变化都制约着两国石油贸易与合作。总体而言，1973年以后，中美石油贸易与技术合作，既受整体性双边关系的影响，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双方围绕石油工业展开的交往和联系，始终没有中断，并且日益活跃。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达到1亿吨，不但“缓解了国家能源紧张的状况”，而且很快出口美国，成为世界石油输出国。

［参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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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TheNationalCouncilforUnitedStates-ChinaTrade-PetroleumEquipment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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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US-ChinaTradeandtheNationalCouncil,byChristopherH.Phillips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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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Conferences-February1975,NewYorkBanksConference,Box118,NationalCouncilforUS-ChinaTrade,

PublicationsandResearchDepartment,AdministrativeFile,GeraldR.FordLibrary,AnnArbor,Michigan.

　　［36］China’sPoliticalScene,byMichelOksenberg,June23,1976,ConferenceonChina’sOilIndustryandthe

ProspectfortheUnitedStatesTrade,Houston,6/20/76,Speeches,Box118,USCBC,GFL.

　　［37］FoxButterfield,TheChinaTrade:HopesforGrowth,NewYorkTimes,January30,1977.

　　［38］MemorandumtoDr.ZbigniewBrzezinskifromFrankPress,May25,1977,Folder: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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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PRCAccesstoUSTechnology,MemorandumfromthePresident’sSpecialAdviserforScienceand

Technology(Press)toPresidentCarter,October14,1977,FRUS,1977~1980,vol.XIII,pp.256~257.

　　［40］ChineseOil,Undated,Folder:9-10/77,BrzezinskiMaterial-CountryFile,Box41,

NationalSecurityAffairs,PresidentialPapersofJimmyCarter,Atlanta,Georgia.

　　［41］InitiativesofImprovingRelationswithChina,MemorandumfromthePresident’sAssistantfroNational

SecurityAffairs(Brzezinski)toPresidentCarter,June14,1977,FRUS,1977~1980,vol.XIII,p.95.

　　［42］ChinesePetroleumEquipmentDelegation,DelegationsFiles:June1977-PetroleumEquipmentCables-In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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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陈兼：《全球冷战与中国“漫长的崛起”》，《冷战国际史研究》2013年第1期。

　　［44］USPetroleumEquipmentDelegationtoChina,December6,1977,Folder:BoardofDirectors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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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ChinesePetroleumExpertsVisittheUnitedStates,December1978,ChinaExchange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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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86(3),Box140,H.GuyfordSteverPapers,1930~1990,GeraldR.FordLibrary,AnnArbor,Michigan.

　　［46］《李先念传（1949~1992）》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1~1042页。

　　［47］MinutesMeetingoftheBoardofDirectors,December6,1977,Folder:BoardofDirectors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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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中国石油钻井（综合卷）》，石油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95、100页。

　　［49］LarryAuldridge,WatchingtheWorld,TheOilandGasJournal,September4,1978.

　　［50］《外事往来》，《人民日报》1978年7月15日；《外事往来》，《人民日报》1978年9月11日。

　　［51］ReportonTechnicalDiscussionsonEnergyCooperationwithChina,Memorandumfrom

SecretaryofEnergySchlesingertoPresidentCarter,November27,1978,FRUS,1977~1980,vol.XIII,pp.603~604.

　　［52］ProposalforanEnergy-OrientedTriptoChinabySecretaryCharlesW.Duncan,Jr.October20,

1980,File:China,10/80-1/81,Box10,CountryFile,China4-7/80throughreactiontonormalization,

12/29-31/78,NationalSecurityAffairs,BrzezinskiMaterial,CountryFile,PresidentialPapersofJimmyCarter,Atlanta,Georgia.

　　［53］《宋振明部长举行宴会欢迎施莱辛格和他率领的美国能源代表团》，《人民日报》1978年10月25日。

　　［54］周琪等：《美国能源安全政策与美国对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8页。

　　［55］PetroleumProcessing:SummaryofRecentDevelopmentswithChina,March8,1979,

ExporterCommittees:Agriculture-Finance,Box86,NationalCouncilforUS-ChinaTrade-BusinessAdvisory

Services-ImporterServices,GeraldR.FordLibrary,AnnArbor,Michigan.

　　［5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338~340页。

　　［责任编辑：叶张瑜、周进］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邓峥云，历史学博士，在站博士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0087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亚冷战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17ASS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