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开始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从欧洲向亚洲转移。21世纪能否成为“亚洲的世纪”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其中关键问题就在于能否出现一个较为明晰的东亚一体化格局。
东亚：利益交织下的一体化之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成为世界并行发展的两大重要趋势，欧洲、北美和东亚的一体化合作被认为是当今世界区域合作的三个典型案例。其中，欧洲一体化进程最为成功，东亚一体化建设也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
2010年3月7日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指出：关于亚太区域合作，中方不仅全面参与，而且是积极予以推动的，我们提出了许多倡议和主张，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今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全面启动，是一项双赢的制度安排。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台伊始，更是再次提出了构建“东亚共同体”的主张。伴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开始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从欧洲向亚洲转移。21世纪能否成为“亚洲的世纪”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其中关键问题就在于能否出现一个较为明晰的东亚一体化格局。
生存与发展：东亚一体化的“前世今生”
东亚在地理上是由东北亚和东南亚两部分组成，即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东北亚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 ASEAN）10国。其一体化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显著标志是东盟的成立和发展；第二阶段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因为冷战的结束，国家架构得以重新组合和调整，各类区域合作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20世纪60年代中期，面对美国、苏联对东南亚的激烈争夺，东南亚部分国家决定成立一个摆脱外国统治和影响的区域合作联盟，用集体的力量谋生存、求发展。1967年8月8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东盟的成立标志着区域合作机制在东南亚的正式形成，也彰显着东亚一体化在东南亚次区域的萌芽。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5国先后加入东盟，使东盟终于实现了囊括东南亚所有国家的“大东盟”目标，为东南亚一体化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也为东亚一体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充分认识到彼此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明确了区域内国家加强协调与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自1997年12月起，东盟—中国、日本、韩国（10+3）和3个“10+1”（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都会定期举行首脑非正式会晤。1999年11月28日，在马尼拉举行的“10+3”领导人会议发表了《关于东亚地区合作的共同声明》，将原有东盟框架所涉及的贸易、投资等议题拓展到货币金融、社会文化、科技开发以及安全保障等新的领域。2000年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ARF）举行期间，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首次举行外长级正式会谈，这是“10+3”在地区合作框架中单独发挥作用的显示。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提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东亚共同体。2005年12月，在吉隆坡的会议上，一个新的机制“东亚峰会” （10+3+3）成立，与“10+3”首脑会议并行召开，东亚峰会被定位为支持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战略论坛。2007年，东亚“10+3”机制发布今后10年的合作规划和行动计划。2009年6月3日，泰国总理阿披实经东亚峰会国家领导人授权发表《东亚峰会关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联合新闻声明》，呼吁区域各国加强合作，有效应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2009年10月25日，东亚合作系列峰会在泰国华欣开幕，各国领导人就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加强东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这些都为东亚国家之间增进信任、加强合作开辟了一个新的渠道，对于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与代表区域合作最高水平的欧盟相比，东亚的一体化建设任重而道远。东亚各国不仅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民族、宗教、历史以及文化传统也无法达到如欧盟般的高度一致。作为迄今为止依旧留有冷战残余的地区，东亚的一体化发展还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不利因素与风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不期而遇，阻碍了东亚一体化的纵深性推进。究竟应该由谁来扮演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与核心角色？如何理解东亚地区的美国因素？东亚一体化又会走向何方？从欧洲和东亚的比较中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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