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于1949年4月，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海军不断发展壮大，其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苏联的援助。目前学术界关于苏联对华援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及技术方面，军事援助的相关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人民海军的研究则比较薄弱，仅仅进行了初步探索（目前关于苏联援建中国海军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当代中国海军》（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赵阳辉的《苏联对中国海军技术教育的援助——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为例（1952-1956年）》（《中国科技史杂志》2006年第1期）；杨爱华、刘一鸣的《苏联对中国海军实施技术援助探微》（《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11期）；李嘉豪、肖瑜的《苏联对华提供海军援助的历史考察（1949-1953）》（《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7年第1期）；等等。）。苏联档案的解密为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细致爬梳，对苏联给予中国人民海军的装备及技术援助、苏联海军专家顾问对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贡献、苏联援建与中国人民海军的自主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推进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苏联对华海军装备及技术援助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建立海军这一现代化的军种，既无条件，也无可能”［1］。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在1949-1950年组成一支能够“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的目标。［2］在国民党起义海军的基础上，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正式成立，揭开了人民海军发展的序幕，但“那时我们拥有的一些舰艇、船只，无论是从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过来的，还是利用商船改装，或是从香港等地买来的，大都破旧不堪”［3］。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中国人民海军要发展只能向苏联寻求援助。

　　（一）斯大林时期对华海军援助

　　1949年6-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在双方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捞那些军用和商用的沉船，并帮助把他们修理好”，“也可以提供扫雷艇”。［4］中苏双方就苏联海军援华达成了初步共识。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国民党海军不断侵扰、袭击、进犯大陆沿海地区。为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卫，中国计划先从苏联引进一批小型防御舰艇。1950年4月，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布尔加宁，1947-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年3月至1955年2月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提出一批急需的海军舰艇、飞机和海岸炮的订单，要求苏方在一九五〇年夏天或至迟一九五一年春天前发来中国”［5］。苏联很快做出批复，援助中国6艘鱼雷快艇，并于当年8月运抵青岛。［6］

　　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了3亿美元的贷款协定，［7］原计划将其中一部分拨给海军。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巩固中国国防，海军领导机关于8月制订了《海军建设三年计划》，“准备向苏联购买和在国内制造战斗舰艇205艘（55300吨）、各种飞机420架，以及36个海岸炮连等装备”。［8］10月27日，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中国急需苏联提供鱼雷快艇、漂雷和海军岸炮等武器装备，并拟派海军司令萧劲光和顾问库兹明赴莫斯科，“以便就申领上述武器装备问题及中国海军未来建设问题同苏联海军负责同志进行谈判”。［9］斯大林隔日复电同意。

　　11月，萧劲光等人抵达苏联，与苏方洽谈《海军建设三年计划》的援助问题，但谈判并不顺利，苏方担心向中方提供海军舰艇会刺激美国，因水面舰艇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旅顺港，再由旅顺到青岛，无法避开美军的侦察，所以，苏联只答应通过陆路运输小型舰船及器材。［8］（p.55）11月28日，周恩来致电萧劲光、罗舜初（罗舜初，1950年6月任海军参谋长，1952年3月任海军第二副司令。）：“如果三年计划一时不易谈定，最好只谈明年度最少限度的并只能用车运的海军防御设备。”［5］（p.101）中苏仅就1951年海军援助达成共识。

　　1951年3月27日，周恩来再次致电斯大林：“1951年请领物资如下：鱼雷快艇12艘，加上1950年供货计划所列的18艘。”［9］（p.262）5月16日，苏联在旅顺向中国交付了1950年供货计划所列的18艘鱼雷快艇；26日，苏联按照周恩来所开列的1951年的海军供货清单，在塘沽港移交给中国12艘鱼雷快艇。［10］

　　为了支援朝鲜战事，须从苏联大量购置飞机与大炮，而中国外汇有限，中央决定缩减海军经费。1951年11月，中央军委整编工作会议就海军建设计划做出决定：一要缩小，二要推迟。海军的三年建设计划要到1955年完成，即将三年计划改为五年计划，而且数量上还要减少。会后，海军将三年计划改为《海军五年建设计划》，并大大减少了购置舰艇、飞机和岸炮等装备的数量，缩小了部队基础建设规模。［11］1950年和1951年，海军“只开支了约2000万美元”。［3］（p.225）12月15日，毛泽东就海军1952年订货问题致电斯大林，请他“考虑可否将若干种舰艇蓝图转交我们，并在中国尚不能解决主要造船材料时，供给我们以主要机器和武器，并派出造船专家帮助我们制造”［12］。

　　斯大林于1951年12月22日和1952年1月28日曾两次致电中方，建议中方海军建设计划“应扩大一些”。针对斯大林的建议，毛泽东回电称：“我们进行了初步计算并得出结论，需要向苏联订货的总额约为18亿卢布。为了完成中国海军人员训练计划，上述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但中国政府在这3年内无力偿还这笔外汇。因此我们请苏联政府对中国国防建设包括海军在内以提供贷款的方式予以援助”。［13］

　　1952年4月，萧劲光、罗舜初率中国海军代表团赴莫斯科，以《海军五年建设计划》为中心与苏方展开谈判。在谈判中，苏联坚持用外汇现款，而中方要求以贷款方式，因付款方式的分歧，谈判一度陷入停顿。同年8-9月，周恩来率团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贷款40亿卢布的要求，其中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13］（p.279）。对于贷款的总额，斯大林表示“不可能贷40亿”，究竟贷多少，“要经过计算”才能确定。［14］

　　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准备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军事进攻，毛泽东预计“敌人将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发动登陆作战”［13］（p.302）。1953年1月7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当敌人在安东至平壤一线的朝鲜西海岸地区实施登陆战役时，我们准备向朝鲜派出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作为志愿军”，并希望斯大林给予援助，提供18艘鱼雷快艇、105架飞机、60门海岸炮（100毫米火炮与130毫米火炮各12门、37毫米火炮36门）及其一定数量的鱼雷、水雷、炮弹等。［13］（pp.310-311）鉴于朝鲜战场的形势，1月27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拨给中国10艘鱼雷艇、83架飞机、26门37毫米火炮和8门130毫米火炮，“鱼雷、水雷、空投炸弹及其他军需品均按您的电报拨给”，［13］（p.319）其援助数量打了一定“折扣”。

　　1949-1952年，受朝鲜战争的影响，苏联对中国人民海军的援助虽然相对较少，但为人民海军的创建与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同时也为保卫中国海疆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六四协定”与“二四协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双方关于海军援助的问题基本采取一年一议的方式，一般由毛泽东或周恩来向斯大林提出援助订单，苏联就中方要求提供援助。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罗舜初赴苏参加吊唁活动后，重提被搁置的海军援华方案，苏联新上任的领导人马林科夫等人不知有此计划。经过罗舜初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副部长朱可夫、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海军参谋长法金的沟通，苏方才重启斯大林时期的海军援华方案。鉴于以上情况，罗舜初向周恩来等报告，判断苏方可能给不了太多援助，我们要有所准备，“因为计划可能缩小，海军的发展，主要靠本国工业的发展，为了推动和提高我国造船工业和学会技术，我们所需舰只，除少部分快艇、潜艇供给若干现成品外，其他则由我们现有船厂添设必要设备，并请苏方供给蓝图及一切材料，并派专家指导进行装配船只”。［15］

　　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谈判，1953年6月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以下简称“六四协定”）。该协定包括三个附件：一是关于1953-1955年苏方供应的成品舰艇、武器和其他物资；二是关于1955年应交付的造船材料；三是关于供应的技术资料及苏方派遣专家来华和代为培训中方实习生。根据该协定，1953-1955年中国人民海军从苏联进口的武器装备计有各类战斗舰艇143艘、辅助舰艇84艘及其他装备。［3］（p.260）其中，供货价值的1/3由中国方面交付现款，2/3用苏联提供的贷款偿付。［16］为履行协定，中国向苏联贷款6.1亿卢布。［17］中国原来提出的是五年计划，为何这项协定变成了三年的订货计划？这是因为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到1955年完成，海军援助计划要与苏联的五年计划相适应。苏联向中方解释：“根据三年计划，再加两年计划，不就是五年计划了吗”。但由于缺少经费，后两年中国并没有增加订货，而是以这三年订货作为五年计划的内容。［3］（p.260）

　　1953年8月，中央军委根据紧缩开支的精神，指示海军再行缩减经费。萧劲光在致毛泽东等的信中说：“自海军建立以来，恰值朝鲜战争时期，海军建设处于极次要地位，原来海军在苏订货之经费，大部转拨建设空军……为了国家重工业建设削减军费，我们认为是应当的，但海军建设是否可从整个军费以内，适当调整，以使其逐渐生长，以应付海上斗争的需要。”［16］（p.232）1954年2月12日，周恩来就海军的五年建设计划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萧劲光在会上汇报了海军五年计划的内容，“计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中苏三年（1953-1955年）订货协定提供的武器装备；另一部分是我们打算在后两年（1956-1957年）内增加的，总计需要外汇13亿多卢布，约合人民币（旧币）12.6万亿元”。［3］（p.256）萧劲光提出在原来9亿多卢布的基础上，1956-1957年再增加4亿多卢布，但与会人员多主张国家外汇有限，不能再追加海军军费，即“只能以同苏联商定的三年订货9亿多卢布的计划在五年内实施，不可能再增加新的两年4亿多卢布的订货”［18］。周恩来在总结时说：“从我国造船工业发展速度、国家财政能力和与苏联订有三年海军协定等情况出发，海军五年的建设计划应该是在五年时间内实现中苏三年海军订货协定，即以苏联根据协定供应的海军装备作为我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方案，不可能再增加新的两年订货计划”。［19］

　　中国人民海军经过几年的建设发展以及“六四协定”的实施，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比较落后。当时，苏联部分舰艇开始装备导弹，核潜艇正在加紧建造。鉴于这种情况，为谋求海军发展，中国希望苏联向海军提供新技术援助。1958年4月，萧劲光等在给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和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基本上已不宜继续按照这些老资料进行建造，而急需获得苏联建造新的舰艇设计图纸及建造各种新的机械武器的资料，以便使我们少走弯路。”［3］（p.295）彭德怀将报告转呈周恩来。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正式向苏联提出了援建中国海军新技术的请求。7月1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同意给中国海军提供技术援助。［20］

　　1958年11月，以海军政委苏振华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苏，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两国于1959年2月4日签订了《关于在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的协定》（以下简称“二四协定”）。依据该协定，“苏联向中国有偿转让5种型号舰艇、2种型号导弹、9种型号舰用主机、51项设备的设计技术图纸资料及制造特许权，同时派专家来华指导”。［21］在谈判中，中方曾提出核潜艇的制造问题，苏方虽表示“没有准备提供技术援助”，但仍提供了核潜艇设计的部分关键图纸。关于导弹驱逐舰问题，苏联表示“由于技术的原因，不可能予以援助”［22］。最终，除核潜艇、导弹驱逐舰外，苏联在其他项目上基本按照协定给予中国援助。2月7日，在《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技术上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的协定》中，苏方同意援建中方海军用雷达制造厂。［23］

　　中国人民海军最初从购买快艇及一些相关装备到引进生产舰艇的成套设备、材料和技术进行装配制造，再到“二四协定”的签订，在苏联专家顾问的帮助下，中国人民海军的装备发展进入“仿制改进”时期。1960年，苏联撤走在华军事专家，中国人民海军的发展受到影响，但海军官兵克服困难，向着独立自主发展的目标不断前进。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基本上实现了“二四协定”转让引进制造的几型舰艇的设备材料等国产化［24］，先后制造出“两艇一雷”（即鱼雷潜艇、鱼雷快艇、鱼雷）、“两艇一弹”（即导弹快艇、导弹潜艇、导弹），促进了船舶工业体系的建设和科研生产技术的提高。

　　（三）苏联移交旅顺口海军根据地装备

　　1945年8月，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协定规定，旅顺口作为海军根据地供中苏两国舰船使用。此后该地一直为苏军驻守。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在莫斯科签订，协定规定：“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25］

　　朝鲜战争爆发后，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苏重新洽谈旅顺口问题。1952年8月，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达成延长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期限。1954年9-10月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表示，苏联军队将从旅顺口撤出，10月12日，《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宣布，在1955年5月31日前“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26］。

　　1955年2月，中央军委发出电令，成立旅大防卫区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负责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接收工作。苏联驻军从旅顺口撤出时，中方“有偿接收的苏军装备主要有小型鱼雷艇、护卫舰、各类辅助舰共66艘；水鱼雷轰炸机、教练机78架；180毫米、130毫米、100毫米岸炮40多门，85毫米、37毫米高射炮110多门，以及其它器材等”，［22］（p.242）价值约2.7亿卢布［27］。

　　另外，苏联还无偿移交给中国护卫舰、护卫艇各2艘，布雷舰1艘。［22］（p.242）这些装备提高了中国人民海军舰队的实力和近岸防御能力，增强了海军的力量。

　　二、苏联海军专家顾问对中国人民海军的援助

　　中国人民海军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技术复杂、装备现代化的新军种”，应该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海军，通过什么步骤和途径建设海军，这一系列大政方针问题都是摆在海军创建者面前的新课题。［28］聘请苏联专家顾问，学习借鉴苏联海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是当时最切实可行的“捷径”。

　　（一）苏联海军专家顾问援华基本情况

　　苏联除了对华援建海军装备及技术外，还应中方要求派遣海军专家顾问来华。1949年6月，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即主动提出可以派遣专家来华，帮助清除上海的水雷，在大连、旅顺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教会中国海员如何清除水雷。［29］7月3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让随同刘少奇访苏的王稼祥留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海军、空军两校事完毕”。［30］8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刘亚楼、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张学思抵达莫斯科，“与苏商谈帮助我建设航校、海校等事宜”。［31］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中方派遣军事顾问，其中向中国海军派遣指挥人员5人、教官75人、翻译6人，共计86人，［32］实际来华84人［3］（p.232）。11月，张爱萍访苏回国时带回6位海军专家［33］；12月，又有621名海军专家顾问来华［28］（p.36）。根据“六四协定”的规定，1954年11月，苏联政府组织了专门的技术援助委员会，该委员会先后有288位专家顾问来华。［8］（p.85）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海军专家顾问来华人数较多。经过几年的建设，中国人民海军逐渐步入正轨，中国海军学校和舰队中的多数苏联顾问陆续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聘请了大批苏联军事专家顾问，海军“每年都要聘请来一批，多则几百，少则几十人。直到1960年，累计达到3390余人”［3］（p.232）。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加剧，1958年，“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不仅没有消除苏中之间已经形成的裂痕。相反，从那时起标志着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34］。随着中苏矛盾的激化，1960年7月，苏联驻华使馆在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指出：“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将被召回他们的祖国”［35］。随后，在华苏联海军专家顾问陆续撤离中国。

　　（二）苏联海军专家顾问在华援建活动与贡献

　　苏联海军专家顾问对中国海军的援助活动及贡献主要包括援助海军学校建设、训练海军官兵、为海军机关提供战略、战术与制度建设指导等方面。通过苏联海军专家顾问的指导，中国海军学校得到初步发展，海军部队官兵掌握了海军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海军制度逐步完善。

　　第一，援助中国海军学校建设。援华苏联专家顾问被安排到海军的各个部门，其中海军学校安置最多，第一批援华苏联海军专家84人全部安置到大连海军学校。华东军区海军学校建立时，已有苏联海军专家当顾问，“开始人少，只两三个人，到联校时多了，10多个，各个分校都有苏联专家顾问”。［22］（p.152）在教学中，苏联海军专家“协助我们制定教育计划，编写各科教学大纲与教材，制定一套较完整的教学制度，使学校教学工作从一开始就走上正规”。大连海军学校为了最大程度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组成了由苏联专家、翻译、教员三位一体的学科组，大部分课程都是由专家通过翻译逐章逐节地传授给教员，再由教员上台讲课。［22］（pp.155,159）在苏联专家顾问的帮助下，“通过几年的努力，学校在建设正规海军学校的工作上，由不懂到懂，由不熟悉到熟悉，逐步获取了办正规院校的一套完整的教育工作经验”［36］。

　　第二，帮助训练人民海军官兵。毛泽东首次访苏时即向斯大林提出在建立海军方面希望得到苏联援助，斯大林答应“可以在旅顺为中国海军培养干部。你们出人，我们提供舰只”。［32］（p.176）后来，中国快艇大队、驱逐舰大队与潜艇部队都是在苏联专家顾问的指导下训练的。快艇基地及快艇大队建设时，“所属基地设计、施工等都是顾问亲自下手并督促着做，所有快艇人员（干部、战士）都是专家亲手培养”［37］。在驱逐舰大队训练过程中，舰队“大队长、舰长、部门长、军士长都是两套班子，一套是我们的人，一套是苏联人。我们管政治和全面工作，苏联人管军事技术训练和操作”，苏方实行“一对一”的训练方法，苏方舰长教授中方舰长，苏方士兵教授中方士兵。苏联专家顾问要求非常严格，“理论考试不合格者决不允许实操；执行条令条例、规章制度绝不含糊；不准确的动作反复操练，直到符合要求为止”。［22］（p.122）中方海军官兵完成训练，苏方海军专家才陆续撤离。

　　苏联在旅顺基地帮助中国训练4艘潜艇共计275名官兵时，先由苏军军官提供译成中文的各门课程教材，选择要点对中方教员进行讲解，再由我方教员在课堂进行讲授。潜艇部队是中国人民海军中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归海军直接领导，又生活于苏联潜艇部队中，学习、行政管理，均由苏军领导”。［22］（p.101）经过三年的学习，潜艇部队学员出色地完成了训练任务。1954年6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海军潜水艇独立大队，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

　　第三，帮助中国人民海军完善各项制度与提供战术指导。中国人民海军军官最初“大都是由陆军调来的，对海上知识毫无所知……领导机关从毫无经验，到现在初步懂得组织指挥海军作战的要领，初步学会如何训练海军诸兵种，所有这些成绩，都是在顾问团的帮助下获得的”。在对指挥机关的业务指导与建立科学的组织编制方面，“顾问团提供了适合于海军需要的制度，并指导进行工作的方式方法”。同时，“在战略战术指导上，提供了若干材料。在政治工作上也有一定帮助”。［37］（pp.301-302）在人民海军创建时期，萧劲光“特别强调向苏联海军学习问题，他不但自己工作中遇到问题及时向苏联顾问请教，而且利用赴苏联访问的机会，拜访了苏联海军10多位高级将领和海军部门负责同志，探讨有关海军建设的问题；他号召海军全体指战员要‘向苏联海军学习’”。［38］海军各部门都聘请了苏联专家，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总之，苏联援华海军专家顾问对中国人民海军初期的发展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萧劲光曾形象地比喻苏联援华海军顾问对中国海军的帮助：“你们是中国海军生长的接生婆；你们是中国海军生长的保姆；你们是中国海军发展的教员先生”，“中国海军是你们从担任接生婆、保姆到担任教员所一手帮助培植起来的”，中国海军建设的成绩“是与苏联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39］

　　（三）援华海军专家顾问与中方的矛盾及其解决

　　萧劲光曾经谈道：“当时来华的顾问、专家，对我们的态度是热情友好的”，但苏联海军专家顾问的意见和建议并非完全正确或适合中国国情。在实际工作中，中苏双方难免发生矛盾，一些苏联海军专家顾问“由于过分相信自己的一套是正确的，处理问题往往比较主观、武断，不大考虑我国的国情”。［3］（p.232）有时，如果中国人民海军官兵违背了苏联海军专家的意见，有些专家“就会恼火，发脾气”［22］（p.153）；还有些苏联顾问要求中国“全面学”苏联。在政治工作制度方面，他们要求我们同苏军一样，实行单一首长制，而中国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政治课内容讲授问题上，苏联顾问坚持以讲授联共（布）党史为主，张学思曾就此问苏联顾问：“在苏联是以联共（布）党史为主呢，还是先讲别的国家的党史？”顾问回答：“当然是以讲联共（布）党史为主”，张学思继续说：“既然你们是以本党历史为主，我们也应以讲自己的历史为主，否则，连自己党的历史都不懂，怎能更好地理解你们联共的历史呢？”［40］类似的问题时有发生。

　　在派遣苏联专家顾问时，斯大林曾说：“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我们。正像人们所讲的，家中难免有丑陋之人，在好人当中也可能会发现坏人。不良行为将会败坏苏联的国家荣誉。因此，我们对此将进行警告、教育。必要的话，将进行惩罚。”［32］（p.72）苏联对派往中国的军事专家顾问曾提出过既细致又严格的要求：第一，他们在中国工作时，必须牢记领导军队的中国将领和军官才是主要负责人，应在工作中尽力帮助他们。第二，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在提出建议时，必须考虑民族的、生活的和文化的特点，也要考虑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状况，最后决定问题和实际处理的权力属于中国。第三，当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和教官对有关问题发生争论，或者对中国将领和军官制订和执行措施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的时候，可以将这些问题转交给中国相应的上级军事部门。第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的苏联将领和军官应该神圣地维护苏联公民的尊严、苏联武装力量代表的职责和荣誉，应该时刻牢记，每一个人的正确行为和勤恳的工作将为苏联国家增光。第五，苏联将领和军官的任何轻视与高傲的表现都是不可容忍的。第六，在生活和文化方面苏联军人应该起表率作用，不准收受各种额外的劳动报酬，不准享受协议书中没有规定的各种无偿物质服务。［32］（p.113）虽然有以上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诸多原因难免发生矛盾。对此，萧劲光回忆道：“情况反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一般都是严格要求自己，批评自己的干部。因为专家都是我们聘请来的，关系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还可能影响到两国的友好关系”。［3］（p.232）由此可见，当时中苏双方在处理人员矛盾时都能从大局着眼及时化解。

　　当然，在向苏联专家顾问学习的过程中，中方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作联系不够。有的干部忙于事务，没有经常与苏联专家顾问进行协商，因此，“顾问不能全面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也很难按照情况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二是向专家顾问学习不够虚心，表现在“有困难问题很少向顾问商量解决”。专家所提供的材料“对我们都是很宝贵的，但我们没有认真学习。有的认为好是好，但我们目前还不十分需要，有的怀疑是否适合中国特点，有的对顾问采取不适当的态度，对专家宝贵意见尊重不够”。［37］（p.303）有些人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认为“苏联是政治第一，英美则技术第一”；有些海军起义官兵认为“自己肚里有货”，不主动咨询苏联专家顾问的意见；一些从陆军调来的干部认为自己“有一套”，向苏联专家顾问学习不够积极，甚至不学习。［41］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些官兵思想上存在保守主义、经验主义，接受新事物迟滞缓慢，在新事物面前还想以旧办法来应付；第二，有的官兵不承认苏联军事科学的先进性；第三，对当时的国际环境认识不够明确。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人民海军“在部队和干部中，宣传苏联军事科学的优越性，清除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号召所有人员向苏联学习。建立苏联专家和我们的联系制度，一起办公，请顾问参加党委会，定期和顾问商量工作”，组织海军官兵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要求“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对顾问的任何提议要慎重考虑。如感觉不适合本身情况，应直接告诉不能实行；如认为需要办而一时办不到，必须坚决克服困难力求办到，并将办理情况和顾问商量”。［37］（p.304）通过以上举措，中国人民海军官兵在思想上克服了保守主义，认识到了苏联军事技术的先进性，改善了与苏联援华海军专家顾问的关系。

　　三、苏联援助与中国人民海军的自主发展 

　　毛泽东认为，争取苏联的援助是很必要的，“但主要的还是自力更生”，过分强调依靠苏联的帮助是不妥当的。［42］关于如何向苏联海军学习的问题，1951年，周恩来接见张学思时说：“他们办海军有经验，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但不能一概照搬照抄。”［22］（p.164）1954年，萧劲光在视察海军舰队时就学习苏联与自主发展的关系讲道：“你们要能钻得进，还要跳得出”。［22］（p.123）同年，萧劲光提出了海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步骤：“第一步，争取国外援助成套材料、设备和技术，在国内装配制造，建立造船的一定基础；第二步，消化、吸收国外技术，进行仿制，逐步做到材料、设备国内自给；第三步，立足国内，自行设计，使用国产材料、设备，完成海军第一代武器装备的研制。这三个步骤贯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38］（p.275）可见，自筹建海军起，中共中央及海军领导就辩证地认识到苏联援助与自主发展的关系。

　　中国人民海军的建设，“开始是以陆军为基础，参照苏联海军的经验搞起来的”。［36］（p.234）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由于我们处于海军建设初期，缺乏知识和经验，不能做到有选择地学，因而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的做法”。［3］（p.233）海军领导中有人说：“全面向苏联学习……乃是建立正规海军和提高干部业务技术水平最便捷的道路，也就是唯一的道路”，他们认为，在海军建设上，“我们自己没有一套，就必须学习苏联的一套”。［43］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出现了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忽视中国国情的现象。当然也有人已经意识到苏联海军的经验有的并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妨碍了海军建设的发展。如苏振华在海军党委第一届第四次全会总结发言中指出：“苏联人民和苏联绝大多数专家热情诚恳地帮助我们，对我们海军建设起的作用很大。如果骄傲自满，拒绝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是不对的……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即学习与独创相结合，有分析，有批判，有选择地学习的原则，以我为主，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他强调：“关于英美道路、陆军道路、苏联道路三条道路的提法问题……我们的海军的建军路线、建军方针、作战原则都是贯彻以我为主的。因此，在军队建设上笼统地提出走苏联道路是不恰当的，容易模糊以我为主的思想”。［44］

　　至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苏分歧逐渐加剧，中国更加强调自主发展的必要性。1958年，毛泽东指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一定要和自己的独创相结合。”［42］（p.393）周恩来强调：“我们要争取苏联的帮助，但要去掉依赖思想……苏联的帮助是重要的，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人民，这和尊重、团结苏联是两回事。有时我们的一些同志把苏联的帮助说成是决定的条件，这是不对的”。［45］针对中央提出的苏联援建与自主发展的指示，萧劲光要求海军官兵：“应本着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凡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3］（p.295）罗舜初也指出：“发展尖端技术还是要靠自己，能有外援当然好，但不能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46］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后，使得中国人民海军建设中的仿制和各项科研试验工作一度陷入困境。面对困难，人民海军官兵认识到：“靠人家拐棍靠不住，《二四协定》转让制造造不下去了，只好加紧立足国内配套。苏联一卡，美国封锁，只好立足于国内自己干”。［24］（p.338）海军科研机关“把完成‘二四协定’产品的仿制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仿制，提高自行研究设计的能力”，［41］（p.396）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二四协定”转让、引进、制造的几种舰艇的设备材料基本上完成了国产化。此后，中国人民海军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

　　四、结语

　　1949-1960年，苏联援华海军专家顾问对中国人民海军的正规化、组织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作战训练、装备更新、工程建设、后勤保障、学校建设等方面给予了全面帮助，虽然有时出现一些矛盾，但总体上双方关系是和睦、融洽的。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海军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光聘请顾问、专家来华是不能满足需要的。我们必须走出去……于是我们同苏方商定向苏联派出我们的留学人员”，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我军先后派出军事留学生800人左右”［47］，“军事类留苏生以海军留学生最为集中”［48］。1951-1953年，人民海军先后派出166人到苏联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学习，另外还选派了275人到旅顺苏联潜艇分队学习。［28］（p.37）1952年8月13日，海军副政委刘道生致信中央领导：“从长远考虑，为适应建设强大海军的需要，提高高级干部海军专业知识，培养舰队以上指挥员的指挥才能，急需选派一批海军高级干部赴苏联学习”［49］，而“现在送苏联学习的，仅是初、中级干部（最高的是营级），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舰队以上的干部一个还没有”。［50］刘道生的提议得到中央肯定，苏联也表示愿意为中国培养一批高级干部。1953-1957年，中国人民海军分6批（4批本科班、2批速成班）共派出几十名高级干部到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51］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海军初级和中级干部仍继续到苏联学习。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海军共派出留苏学员300余人［48］（pp.84-89），他们后来成为人民海军的中坚力量。

　　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曾多次建议中国加强海军建设，并主动提出给予援助。当时，苏联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恢复期，苏联海军“也还很困难，武器装备比较落后，最大的军舰还是几条老巡洋舰”，［3］（p.215）但仍坚持给予中国一定的援助。对此，彭德怀在中共八大上说：“我要表示对于我们伟大盟邦苏联的感谢，因为苏联在供应军事装备和帮助我们建设军事工业方面，作了完全兄弟般的努力”。［52］当然，苏联帮助中国也有对本国利益的考虑，斯大林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朋友、需要外援、需要合作与互助。”［53］赫鲁晓夫说：“苏联帮助中国不是无私的，就是为了自己。”［45］（p.173）苏联帮助中国可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增强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抗衡的力量。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中国人民海军要发展只能向苏联寻求援助。在向苏联学习之初，部分海军人员和知识分子对学习苏联有不少看法，有的说“英美的海军比苏联强，科技比苏联发达，应该向英美海军学习”［22］（p.164）。针对这种情况，通过人民海军领导机关解释、宣传向苏联海军学习的原因，扭转了这部分海军官兵的思想。学习苏联还是学习欧美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时代环境所决定的，中国人民海军在建军初期重视向苏联学习的做法，“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也是突出的”。当然，“那时由于我们缺乏知识和经验，在向苏联海军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次要方面”。［38］

　　总之，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苏联对华海军装备及技术的援助与派遣海军专家顾问进行指导，对中国人民海军的发展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人民海军发展的基础。

　　［参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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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页。

　　［3］《萧劲光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页。

　　［4］沈志华编译：《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6］郭金炎：《大海之子?邓兆祥》，黄河出版社1996年版，第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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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王亚志回忆，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关系见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9］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3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02页。

　　［10］海军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编年史》，海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11］吴殿卿：《海军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制订经过》，《党史博览》2011年第2期。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8页。

　　［13］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4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202页。

　　［14］〔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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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

　　［18］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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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赵启民将军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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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肖劲光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40］《海工大五十年》，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41］《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4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2页。

　　［43］《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8卷，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349页。

　　［44］《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文献》第2册，海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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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李树泉主编：《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页。

　　［47］朱训：《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379页。

　　［48］田涛：《中国留学通史》新中国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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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黄传会：《两封旧函的光泽》，《人民日报》2016年8月3日。

　　［51］《刘道生回忆录》，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7-243页。

　　［5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

　　［53］《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17页。

　　［责任编辑：郑珺］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