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国民党在退守台湾后，以东南沿海的部分岛屿为据点，不断对大陆进行侵袭和骚扰。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对日和约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妄图使台湾和大陆彻底分离。面对此种形势，中共中央自1954年9月3日起，先后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炮击金门、马祖、一江山岛以及大陈岛等沿海岛屿，同时，国民党军队也以金门为据点进行反击，对人民解放军在福建前线的炮兵阵地持续炮击，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以下简称第一次台海危机）由此发生。危机期间，美国异常关注台海形势，并根据事态的发展适时地调整其政策。作为美国盟友的英国，此时则左右为难：一方面要维护英美间传统的“特殊关系”；一方面又要防止中美冲突的升级和亚太局势的失控以及由此而引起新的世界大战。对于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的政策，国内外学者已有较多研究，但对于危机期间英国的政策则着墨不多。（关于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英国政策的主要研究成果有：Steven Tsang, The Cold War’s Odd Couple: The Unintende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K, 1950~1958 I.B. Tauris, 2006; Robert Boardman, 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4, Dalhousie University, 1976; Rand Rowan, A Foreign Policy In Opposition: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Far East, 1951~1964，Doctoral Dissertation, Graduate Faculty of Texas University, 1992; Victors Kaufman, Argument and Accord: Anglo-American Policies toward China,1948~1972,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99。此外，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萨本仁、潘兴明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著作也都涉及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英国的对台政策，但是以上论著有的是在重点研究冷战期间英国的远东政策时稍加提及，有的是在以中英关系或者英美关系为研究对象时将台湾作为其中的一小部分加以提及，鲜有直接以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英国的调停为视角加以仔细探究的。）本文以英美相关外交文献为依据，以英国调停危机为视角，探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英国的政策及其成因、影响，以期对深化台海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一、“杜勒斯方案”的出台及英国的态度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美国反对过早承认新中国，主张有条件地承认。而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实力的衰落、在华重大利益以及香港问题等诸多因素，早在1949年12月中旬，英国便正式做出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并于1950年1月6日付诸实施。此后，英美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开始出现，这种分歧在如何处理第一次台海危机上有集中体现。

　　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沿海地区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令美国十分震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这是他执政18个月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1］国务卿杜勒斯也表示十分担忧金门等沿海岛屿的形势。［2］至于如何解决危机，在经过多次磋商后，1954年9月1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同意杜勒斯的提议：“以中共的行为已经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为由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予以解决”（即“杜勒斯方案”）。［3］此后不久，杜勒斯开始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加快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此外，杜勒斯还通过多种途径寻求与英国进行沟通，以期得到英国对美国的支持。

　　为了获得英国对“杜勒斯方案”的支持，杜勒斯就沿海岛屿问题开始与英国秘密磋商。1954年9月16日，杜勒斯会晤英国驻美国大使马丁，杜勒斯告诉马丁，他想和英国国务大臣进行会谈，并讨论是否有可能让联合国采取某种行动或制定出停火方案。对此，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向马丁做出指示，务必向杜勒斯做出以下几点说明：“（一）英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金门无法防守，对于防卫台湾也似无必要。英国的建议是美国应该避开任何帮助守卫金门的责任——或者准确地说是任何中国沿海岛屿。美国第七舰队真正防守的是台湾。（二）英国不会支持美国在金门卷入和中国的战争”。同时，艾登还要马丁告诉杜勒斯，英国认为，让联合国采取行动无法解决问题，因为“中共将会对任何不适合他们或者他们并未参与讨论的提议置之不理”，而且“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都不太可能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联合国托管提议”。因此，英国政府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可以提一些建议的话，应该是让国民党保持沉默，或者是回归到杜鲁门提出的“中立台湾”的道路上，这才可能为谈判提供基础。［4］

　　获悉英国最初的态度之后，美国试图积极说服英国支持其方案，期望英国的态度有所改变。为此，杜勒斯亲自出马，要求就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与英国举行更高级别的会谈。9月17日，杜勒斯出访伦敦，并就沿海岛屿问题与艾登举行了会谈。杜勒斯首先就当时形势进行了简要回顾后谈到，为阻止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该问题应递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在遵守宪章第39条和第40条之下，安理会号召各方遵从这些临时性举措，这既相当必要，也合乎其理”。同时，杜勒斯向艾登表明，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美国尚未和任何国家进行过讨论，在美国采取进一步行动前想听听英国的意见。之后，艾登向杜勒斯表明，英国政府对于目前的形势同样十分担忧，但尤其困难的是“英国可能不会给美国在金门的行动和在台湾的行动同样的支持”，因为“台湾不得不防守，而且美国也已经在履行这种责任”，但是沿海岛屿不同，英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沿海岛屿很难防守，而且防守他们也绝不是和防守台湾一样必要”。最后，艾登向杜勒斯表明，英国会慎重考虑杜勒斯求助于安理会的提议。会谈即将结束前，为了让艾登支持其方案，杜勒斯向艾登强调，他的目标是“开启谈判程序，克服目前远东形势中的一些困难，并且能够解决英美两国在远东政策上仍然存在的分歧。最重要的是找到一条能让英美联合在一起行动的方法”。［5］

　　在杜勒斯和艾登会晤的同时，英国政府内部就是否支持“杜勒斯方案”展开充分讨论。1954年9月18日，英国助理国务大臣艾伦在咨询了英国联合国事务部以及相关法律顾问后，就是否支持“杜勒斯方案”发表备忘录，备忘录分析：如果按照“杜勒斯方案”将问题提交给安理会，英国需要考虑“届时英国将公开采取何种行动路线”的问题。对此，艾伦认为：“英国无能为力，唯有希望战争可以避免：中共由于害怕美国干预将会推迟进攻，国民党也将会受到美国约束。”同时，艾伦还对这一行动路线的优缺点进行了细致分析，其缺点是：“（一）中共可能会拒绝讨论该问题，理由是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超出联合国能力之外；（二）苏联可能会否决提出的一切决议；（三）中共不得不受邀参与讨论；（四）讨论极有可能冗长而激烈；（五）国民党可能试图会否决一切决议。中立台湾将意味着他们借口征服大陆的结束”。其优点是：“（一）将该问题递交安理会能够显示出美国急切地想避免冲突；（二）可以将责任推给中共，显示他们希望缓解危机的谈话毫无意义；（三）在联合国中摊开该问题将会使任何一方采取行动都更加困难；（四）可能为解决目前中国的问题的僵局打开大门”。艾伦还对“由谁将金门问题递交安理会”、“是否事先应和苏联进行沟通”、“英国希望达成什么样的决议目标”、“是否邀请中共参与讨论”以及“如果苏联行使否决权，英国将采取何种行动”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和探讨。最后，艾伦认为，“在没有其他令人满意的选择情况下，支持杜勒斯的建议并督促杜勒斯遵循之也十分可取”，建议“英国应该支持杜勒斯的建议”。［6］

　　1954年9月21日，艾登将上述备忘录递交内阁会议讨论并做出最终决定，同意支持“杜勒斯方案”。与此同时，艾登致信英国驻联合国代表皮尔森 · 迪克逊，让其转告杜勒斯，他“已经仔细考虑了杜勒斯的建议，也倾向于支持他”。［7］9月28日，艾登向杜勒斯提议：“可考虑由在该地区有直接利益的安理会成员国新西兰首先向安理会发出提案”，［8］杜勒斯旋即接受了艾登的建议。10月12日，经磋商，英国、美国以及新西兰就代号为“神谕”的提案达成协议，决定由新西兰向联合国提出申请，由联合国负责处理中国沿海岛屿问题，届时英国和美国将会支持新西兰提案，提案的内容由三国协商确定。

　　在英国、美国以及新西兰就提案的内容进行协商之时，英美却发生了意见分歧。杜勒斯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决议案的范围“只能限制在解决金门冲突问题上”，应避免讨论国共之间的其他问题，因为“更加广泛地讨论其他问题必定会暴露英美间令人尴尬的分歧”。［9］对此，英国代表提出了异议，艾登认为提案讨论的范围应该更加广泛，因为发起“神谕”提案的最初目的以及最大的吸引力是更广泛地解决亚洲问题。艾登进一步表示，如果提案只是限制在美国提议的范围，将会被看成是另一个冷战的“开场白”，而不是通向解决更广泛问题的“谨慎的第一步”。［10］艾登还认为，若按照美国设想的提案进行，国民党极有可能会进攻大陆，若此则完全无助于缓和局势。鉴于英国的坚定立场，杜勒斯无奈地向艾登透露，美国将喷气式战斗机移交给国民党时就已经得到保证，绝不会用其来进攻大陆，除非美国意识到形势发展到有迫不得已的理由才会采取行动。［11］得知上述消息后，尽管艾登放弃了讨论扩大提案范围的要求，但对“神谕”提案的有限范围仍十分不满。［1］（p.31）

　　为了加强国际舆论对美国的支持以及为美国的干涉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杜勒斯想尽快将“神谕”提案付诸实施，但英国政府却一直采取拖延策略。1954年11月底，美国就何时向联合国提出“神谕”提案征询英国及新西兰的意见。马丁转达了英国政府的意见：由于“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中国审判美国间谍案在美国引起的强烈反华舆论浪潮，英国政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神谕”提案缓解台海危机的机会大大降低。因此，英国政府认为，应推迟提交“神谕”提案。［12］对于英国的拖延态度，杜勒斯十分不满，多次要求英国同意行动。杜勒斯的催促并没有使英国马上改变态度，1955年3月25日，艾登指出，现在让安理会同意“神谕”提案，必将会被简单地认为是英美在努力保证蒋介石在沿海岛屿的地位。在目前形势下，“神谕”提案完全无助于控制中国人的“敌对行动”。［13］ 3月26日，杜勒斯复电艾登：“我原来担心的是苏联是否会否决提案，但坦白地说，我万万没想到这个否决是来自于你。”［14］可见，英美在何时提出“神谕”提案上的分歧十分明显。

　　综上可知，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后，对于“杜勒斯方案”，英国的态度经历了由不同意到同意再到拖延的过程，这其中的原因既是英美在华利益不同而形成不同远东战略的差异，也是英国在实力衰落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无奈选择，更是英国利弊权衡后所采取的最佳策略。

　　二、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升级及英国缓解危机的举措

　　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在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时，人民解放军在炮击金门后又发起解放大陈岛和一江山岛的战役。在此情形下，1955年1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确定了对沿海岛屿的“新政策”。两天之后，美国向第七舰队增派3艘航空母舰。与此同时，大批美国舰船和战斗机集结在台湾海峡待命，第一次台海危机进一步升级。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进一步升级使英国左右为难。一方面，英国通过各种途径谋求改善对华关系；另一方面，英国努力维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其目的就是尽量避免中美因为台海问题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后英国卷入其中。在得知美国已经确立“新政策”、中美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英国试图通过多种途径对中美施加影响，其目的是使各方接受英国的对台建议，促使第一次台海危机朝着英国设想的方向发展。为了缓解危机，英国首先试图通过其对美国的影响力，力促美国不要公开宣布对金门负有防守责任。1955年1月20日，英国内阁在召开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后立即向美国表明看法。英国首先向美国表达了对台海事态进一步发展的担忧，然后表示，英国不支持美国公开宣称“暂时保卫”金门。因为如果美国以军事为后盾公开宣布防卫金门，国民党军队定会借势长期驻留在沿海岛屿，中共会加大力度调兵遣将。这不仅不会缓解第一次台海危机，反而会导致混乱局面的产生。英国认为，若想使“神谕”提案顺利实施，美国务必改变或推迟执行其关于沿海岛屿的“新政策”。［15］ 在中美严重对峙的情况下，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同意国民党军队立即撤出沿海岛屿，但为了获得盟国尤其是英国的支持，美国在权衡良久后决定略做让步。1月30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会议上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公开宣布保卫金门和马祖”。［16］英国缓解危机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为了缓解危机，英国政府还曾试图通过敦促美国向国民党施压，要求其停止挑衅行为并从沿海岛屿撤军，目的是以此换取中共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默认国民党当局对台湾的占领。英国政府认为，尽管向美国施压不一定是缓解危机的最佳方式，但在英国已经断绝了同国民党当局联系的情况下，这是英国所能选择的唯一道路。为此，英国外交部开始通过多种途径展开对美工作：一是向美方强调“沿海岛屿”与“台湾”在地位上的区别。英国认为，台湾和沿海岛屿的地位截然不同。对于美国而言，台湾的战略地位的确十分重要，但沿海岛屿只是“散布在中国福建和浙江水域附近的一些小岛群”，［17］这些小岛群“不仅无法防守，而且对于防卫台湾也似无必要”。［4］二是重点向美方强调此次危机引发新的全面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危险性。艾登屡次向美方强调应区别对待台湾和沿海岛屿：“沿海岛屿无疑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看着中共军队占领沿海岛屿，英国感到高兴”，但是“在目前形势下，中共以武力宣誓其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的任何努力，都会危及和平与安全，也因此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18］第一次台海危机升级后，英国再次向美方表示对局势的担忧：“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中，美国可能会因为冲动或者缺少洞察力而被拖入一场对中国的战争。”艾登认为：“没有哪一个国家想为这些沿海岛屿而战，但是它可能会成为战争的导火索。”［17］（pp.120,121） 1955年2月，艾森豪威尔致信英国首相丘吉尔，告知其立场：他认为沿海岛屿和“进攻”台湾之间没有决定性的关系。对于蒋介石，“美国应给以保护之盾，而不给以动武之矛”。［19］

　　随着第一次台海危机的进一步升级，英国的目标更加明确：美国必须迫使蒋介石将其军队撤离大陈岛。1955年1月19日，丘吉尔致函艾森豪威尔，力劝艾森豪威尔让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军，目的是让国共“划峡而治”。同日，马丁向杜勒斯声明，一旦台海发生战争，英国以及其他承认沿海岛屿归中国所有的国家将无法支持美国，“西方联盟将会破裂”。除此之外，英国还利用其对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积极号召他们一起向美国施压，要求国民党尽快撤出沿海岛屿。在英国的积极活动下，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纷纷向美国表示：“只要美国表示将使国民党军队撤出所有沿海岛屿，他们就支持美国的台湾政策”。［20］

　　在英国及英联邦国家的力劝下，1955年1月21日，由艾森豪威尔主持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几经磋商后最后决定：和国民党协商并使用武装部队协助其从沿海岛屿（包括大陈岛）撤军；为防止台湾和澎湖列岛遭受进攻，协助国民党防守金门和马祖岛免受中共“进攻”。［21］在蒋介石私下获得美国对金门和马祖承担必要的防御承诺后，2月5日，驻扎在大陈岛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第七舰队的协助下从大陈岛撤退，尽管英国希望国民党军队从沿海岛屿全部撤退的目标未能实现，但英国的斡旋还是对控制台海局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此之外，为了缓解危机，英国还多次尝试与中国进行沟通，希望中国能够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妥协并做出实质性让步。1954年11月6日，在没有提前告知美国的情况下，艾登授意英国外交部助理次官哈罗德 · 卡西亚会见中国驻伦敦代办宦乡，目的是让中国政府知晓英国极为关心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艾登让卡西亚暗示宦乡：如果中国政府认定美国不会介入防卫金门和其他的沿海岛屿，并以此为基础而制定计划的话将会十分危险，因为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极易导致全面战争的发生，而美国有可能会使用“现代武器”（即核武器），这必将会引起灾难性后果。艾登让卡西亚告诉宦乡，希望中国政府不要鲁莽行动，也不应做任何可能将亚洲拖入一场灾难性战争的事情。会谈中，卡西亚转达了上述意见，并强调，英国的政治活动以及外交目标是阻止危险局势的恶化，否则届时中美两国可能会发生战争，两国的声誉也会因此受损。［22］之后，宦乡严正声明了中国的立场：“中国政府无意与美国开战，但美国始终坚持干涉中国内政。”［23］

　　在卡西亚和宦乡会谈后，艾登希望能和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直接接触，试图试探中国政府是否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及沿海岛屿问题。1955年2月28日，艾登致电周恩来，阐明英国十分清楚中国在台湾及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但英国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公开声明或者私下承诺，在维持对台湾和沿海岛屿主权要求的同时能够保证不使用武力。艾登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同意这样做，英国准备和美国一起，就和平解决所有岛屿问题，探索出一条有利于中国的方案。［24］同时，艾登暗示周恩来，作为回报，美国将迫使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军。此外，艾登还向周恩来发出邀请，希望能和周恩来在香港就和平解决沿海岛屿问题进行磋商。3月1日，周恩来复函艾登并严词拒绝了其建议，周恩来将艾登的建议称为是“一个肮脏的交易”，［25］并宣称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由美国一手造成的，中国政府支持苏联要求召开十国会议的提议，中国政府坚决要求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从台湾海峡撤军。［24］（p.339）同时，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国不仅对沿海岛屿拥有主权，而且对台湾也拥有主权。”［25］周恩来还表示，如果艾登“愿意讨论如何创造消除台湾地区危险局势的必要条件，欢迎他来京会晤”。［26］在试图以中国做出让步的方式来缓解危机失败后，1955年3月8日，艾登在下议院发表声明并表明立场，希望中国政府不要进攻沿海岛屿，也不应使用武力维持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要求。与此同时，他也希望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军。［25］

　　可见，随着第一次台海危机升级后，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通过多种途径向各方施加了有限影响，其目的是为了竭力避免因局部冲突升级而爆发全面战争，英国被动卷入其中进而影响英国在华乃至在远东的利益。鉴于实力、冷战以及英美“特殊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升级后中美对峙的情况下，英国的斡旋活动空间十分狭小，其缓解危机的成效也十分有限。

　　三、美国“脱身”沿海岛屿及英国充当中美谈判的中间人

　　第一次台海危机升级后，在制定“新政策”的同时，美国政府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1955年2月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鲍伊向国务卿递交备忘录，明确阐明在当前形势下，美国必须重新考虑对台政策。鲍伊指出，美国的欧洲和亚洲盟国在对待台湾及沿海岛屿上的态度完全不同。从整体上来说，他们支持或默认美国守卫台湾，但他们认为沿海岛屿并不牵涉美国的安全利益。鲍伊认为，盟国的担心将会使美国和他们的合作关系变得紧张，同时也会形成限制美国的压力。在此情况下，鲍伊认为，美国的政策应该是从沿海岛屿“脱身”，目的是不损害美国的威望，不让盟国对美国防守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27］

　　1955年2月中旬，面对盟国和美国政府内部温和派官员的压力，艾森豪威尔以及杜勒斯也开始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一旦美国和中国发生战争，在得不到盟国支持的情况下，美国将深陷亚洲战争的泥沼。几经磋商，艾森豪威尔认为应该劝说蒋介石从金门和马祖撤军，使美国从沿海岛屿“脱身”。4月17日，艾森豪威尔指定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到台湾劝说蒋介石主动从金门和马祖撤军。但在会谈中，蒋介石严词拒绝了美国的建议，表示“不管有没有美国的帮助，他都会守卫金门和马祖，绝不会从金门和马祖撤军，因为这将会使他们的‘政府’失去人民的尊敬，也会对华侨和南亚地区的自由民主产生极坏的影响”。［28］就在美国骑虎难下之时，万隆会议的召开使世界得知中国政府愿意为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做出进一步努力，这就为英国充当中美谈判的中间人提供了空间。

　　接替艾登成为英国外交大臣的麦克米伦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应尽我们最大努力让中美开始某种形式的谈判”。［17］（ p.128） 而事实上，在中国方面，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后，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政府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更加注重通过外交和政治途径，力争在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提下，谋求沿海岛屿问题的圆满解决。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毛泽东在会谈时向尼赫鲁建议，希望他运用其对美国的影响力来做工作：“如果我们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我们会规劝他不要发动战争，但是这个工作由总理会比由我们来做更容易些”。［29］1955年2月6日，为进一步表达中国政府愿意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周恩来又一次通过印度向英美转达了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进行谈判：“正是美国在干涉中国的内政，霸占了台湾，最近还派遣了这么多的海空军，陈兵台湾海峡，直逼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和战争挑衅。造成紧张局势的正是美国，因此要由美国同中国直接谈”。［26］（p.100）苏联提议就台海问题召开国际会议后，中国在表示积极支持苏联提议的同时，建议应先和美国进行外交接触。1955年2月2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致电周恩来，打探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就沿海岛屿问题的讨论。6日，周恩来复电哈马舍尔德，在拒绝接受“两个中国”的同时，建议“美国必须坐下来和中国进行面对面谈判”。［30］万隆会议开幕后，4月23日，周恩来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就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包括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同美国坐下来谈判”。［31］可见，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在不同场合都公开表示出与美谈判、和平解决危机的愿望。此外，鉴于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对大陆的骚扰破坏活动明显收敛，中国政府决定暂时停止炮击金门和马祖等岛屿，进一步向世界宣示了和平意愿。

　　在美国方面，美国政府最初对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努力反应冷淡甚至置之不理，艾森豪威尔甚至将其看成是中国的手段，其目的是可公开宣传“美国不要和平”。［30］（p.268）万隆会议上，在周恩来公开建议中美应进行谈判后，在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下，美国的态度略有松动，表示愿意在没有国民党代表参与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进行对话。这一态度令英国大受鼓舞，“急于抓住能使自己起作用的机会”。1955年5月9日，艾登指示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进一步了解中国是否愿意就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询问中方是否有口信转告给美国。周恩来表示在认真研究后会给予英国正式答复。5月26日，周恩来通过杜维廉向英国做出四点答复：第一，为了推动中美间的谈判，双方应采取直接或间接行动以缓和台海地区紧张形势。第二，中美谈判之前，中国支持双方先和苏联、印度、英国进行外交接触。同时中美在莫斯科、新德里、伦敦的外交代表可以通过三方政府的引荐进行外交接触。第三，中国政府认为中美谈判的关注应是缓和与消除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对于谈判的形式还未做最后定论，但会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第四，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蒋介石集团均不能参加任何国际会议，但是中国政府并不拒绝，而且事实上已经建议国共之间进行直接接触。［32］

　　1955年5月30日，中国政府宣布释放4名被俘美军。然而，美方的目的却是利用当时中美间的缓和气氛迫使中国“尽早释放剩余的被俘空军人员，如果可能的话释放一切被俘美方人员”。与此同时，为了“使中国不攻打沿海岛屿的局面尽可能地长久化”，并“尽量避免做任何具体的承诺，以防日后限制美国在台海地区行动的自由”，［33］对于中国做出的和平努力，美国除略作口头表示外，没有任何谈判的计划和设想。

　　美国的态度增加了台海局势的不确定性，为此，英国开始对美国展开系列外交工作。1955年6月20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麦克米伦在旧金山会见杜勒斯时再次提出台海问题，麦克米伦指出，他感觉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梅农正在将事情弄糟，这使中国方面认为将会形成某种具体的方案，而若最终结果不是这样，中国政府可能会选择重新诉诸武力。麦克米伦进一步询问杜勒斯，对于未来究竟有何看法。杜勒斯回答道，他唯一考虑的就是美国在华俘虏问题，美国可能会提议直接或者是通过第三方与华交换特派员，处理被拘押的美国人员以及审查中国留学生身份并确保其回国问题。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杜勒斯认为，“美国除了等待外，无任何事情可做”。［34］

　　杜勒斯的态度令英国十分担心一触即发的台海局势会再度恶化。1955年6月30日，麦克米伦致电杜勒斯，希望美国就缓和台海局势制定出明确方案或者采取一些具体行动。麦克米伦提醒杜勒斯，如果美国能够使事情取得进展的话，会有助于抵制苏联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提出就中国问题或远东问题另行召开国际会议，而且还有助于阻止中国政府采取任何“一意孤行”的行动。麦克米伦的提醒让杜勒斯的态度有较大改观。7月8日，杜勒斯通过英国向中国转达了可将日内瓦会谈升级为大使级会谈的口信，并明确提出，不想让尼赫鲁在这件事情上充当中间人的角色。7月11日，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发出正式函件：“中美双方领事代表在日内瓦已经就遣返各自想要回国的平民陆续举行过多次会谈。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如果会谈能够在更加权威的层面上进行，这将有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之间其他一些仍具有争议的实际问题”，函件还建议双方指定大使级代表在双方同意的时间于日内瓦举行会谈。［35］7月13日，英国新任驻华代办欧念儒向中国提交了美方的函件。15日，周恩来通过英国复函美方，同意中美双方于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此后几周中，英国又陆续为中美转交过几次信函，商定有关举行大使级会谈的具体日期以及发表新闻公报的措辞。（具体参见FRUS, 1955~1957, Vol.2. No.306, p.660; FRUS, 1955~1957, Vol.2.No.316, pp.675~676）8月初，中美双方如期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第一次台海危机宣告结束。

　　综上所述，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中美双方一度剑拔弩张，但最终并没有发生军事冲突，这其中的原因就包括国际社会尤其是英国的外交斡旋。危机期间，为了避免英国被动卷入中美因台海问题发生的战争，从而对英国国家利益造成影响，英国直接介入第一次台海危机。为此，英国一方面敦促美国不要公开宣称对金门负有防守义务，力促美国让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军；另一方面积极与中国进行接触，希望中国政府在维持对沿海岛屿主权的同时放弃使用武力，自愿充当中美谈判的中间人角色。在英国的斡旋下，最终中美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当然，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英国的调停只是其中之一。换句话说，即英国的调停对于台海地区的暂时和平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却并非决定性作用。

［ 参 引 文 献 ］

　　［1］Tracy Lee Steele, Anglo-America Tensions over 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1954~1958,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September 1991, p.20.

　　［2］From Foreign Office to New York, Sep.21, 1954, FO371/110231，FC1042/10.

　　［3］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 12, 195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52~1954, XIV, part. 1. No.292, p.613.

　　［4］Formosa-Quemoy,Sep.16, 1954, FO371/110231，FC1042/8/G.

　　［5］Record of Meeting in Secretary of State’s Room in the Foreign Office at 5.30 P.M. On Sep. 17, 1954, FO371/110231, FC1042/10/G.

　　［6］Formosa and Quemoy, Sep.18, 1954, FO371/110231, FC1042/10/G.

　　［7］From Foreign Office to New York, Sep. 21, 1954, FO371/110231, FC1042/10.

　　［8］From Foreign Office to New York, Sep. 28, 1954, FO371/110231, FC1042/12/G.

　　［9］Memo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United Nations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ffairs, Oct.6, 1954, FRUS, 1952~1954, XIV, part.1. No.323, p.702.

　　［10］Memo of Conversation, Oct. 8,1954, FRUS,1952~1954, XIV, part.1. No.328, p.710.

　　［11］Memo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 10,1954, FRUS,1952~1954, XIV, part.1. No.335, p.724.

　　［12］Memo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United Nations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ffairs, Nov. 30,1954, FRUS,1952~1954, XIV, part.1. No.416, note 2, pp.964~965.

　　［13］Message From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Ede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 25,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168, pp.397~398.

　　［14］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Mar. 26,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171, pp.404~405.

　　［15］Memo of a Convers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Jan. 20,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25, p.86.

　　［16］Memo of a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an. 30,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63, p.175.

　　［17］Robert Boardman, 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4, Dalhousie University, 1975, p.110.

　　［18］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Vol. 536, Jan. 26, 1955, Col.160; Feb. 4, 1955, Col. 159~160.

　　［19］﹝美﹞德怀特 · D · 艾森豪威尔著、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上，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30页。

　　［20］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0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21］Memo of Discussion at the 233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an.21, 1955, 9 a.m., FRUS, 1955~1957, Vol.2. No.26, p.95.

　　［22］Caccia Minute, Nov.6,1954, FO 371/110259, FC1094/64.

　　［23］Eden to Makins, Nov. 19, 1954, FO 371/110238, FC1042/169.

　　［24］Letter From the British Ambassador（Makin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 7,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143, Note 2, p.338.

　　［25］The Formosa Straits. Note by the Minister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24,1958 ,CAB129/94, C.58

　　（192）.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27］Memo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 7,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97, pp.238~239.

　　［28］Message From Robert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5~1957, Vol.2. No.219, pp.510~517.

　　［29］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2, 1947~1956,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30.

　　［30］Telegram From the Deputy Representative at the United Nations （Wadsworth）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 11,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107, p.266.

　　［31］Memo From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Sebal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 25,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217, p.507；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62页。

　　［32］Memo of the Substance of a Conversation, Peking, May 26,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262, pp.581~582.

　　［33］Memo From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Sebal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 10,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267, p.590.

　　［34］Memo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Macmillan, Jun. 20,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274, pp.605~606.

　　［35］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Jul. 8, 1955, Memo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Macmillan, Jun. 20,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291, pp.641,643.

　　［责任编辑：叶张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奚庆庆，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241000。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战后英国对中国台湾政策的演变研究（1945~1958）”（15CZS0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