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政党外交的背景与依据

有关中共政党外交的背景与依据，许多文献主要从宏观与微观的视角进行分析。政党政治的普及与发展是政党外交产生的前提。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都为政党外交提供了崭新的时代背景；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中共政党外交的发展。中共自身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而积极开展政党外交是中共政党外交的内在依据和理论背景。

政党政治的普及为政党外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国际空间。孙健指出，在当今世界中，政党政治存在于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随着民主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以政党为主角的现代政治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普遍接受的政治形式。没有一定数量的政党存在，政党外交便无从谈起：没有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政党外交的主客体就无从确定。周余云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分析了政党国际化倾向日趋发展。一方面各国政党的国际交往增多，政党政治的影响跨越一国范围，成为国际政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些意识形态相同、目标接近的政党，为了协调关系，根据协商确定的宗旨组成了国际性、地区性的跨国政党组织。这些因素都为政党外交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成为中共政党外交的时代背景。中共政党外交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并受时代背景的发展制约。许月梅认为，中共政党外交的时代性，即顺应世界主题转换，放眼世界，求真务实。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世界主题的转换，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逐渐取代了“战争与革命”，这主要来源于战后世界政治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世界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新科技革命对当今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二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三是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四是全球化阶段的到来：五是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兴起。冷战结束后，欧美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不断涌现，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在西欧国家兴盛。戴秉国指出，要适应世界形势和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开展全方位的政党外交。随着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政党情势处于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各种意识形态、政治力量与社会运动竞争并存，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更加明显，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联系、交流与合作日趋密切。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国家关系与国际关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党际关系，在各种主体政治力量和政治家之间就和平与发展等诸多问题搭建起对话、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党和政治家所认同与重视，各国政党间的交流与合作日趋活跃。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党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颜烨意识到，党际关系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战线，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也经受着变革。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经济因素日益成为新型党际关系交往的主要内容：经济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度加大，各国政党外交也更加密切；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党际关系的交往方式更新范围扩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政党的数量剧增，各国政党的体制和格局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的党际交往更加需要视野开阔，广泛交往；经济全球化的大力推进，使我们更需要坚持党际关系交往的四项原则。经济全球化不仅带来外国的商品、资本和技术，也同时夹杂着大量的异质文化，无疑与本国的主体文化相冲突，这是第一。第二。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处理问题的一体化、意见的一致性。第三，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时还得出让部分利益，以求得问题的完满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在党际交往中仍然要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使党际关系在超越意识形态的同时要注重维护主权利益。

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政党外交的发展，周余云分析说，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对政党的领导能力、应变能力和观念产生直接冲击和挑战，政党能否有力应对并引导国家积极参与上述进程，趋利避害。直接决定了各政党的政治生命力，生态污染、恐怖主义、水源、能源、人口、贫困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需要各国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协商探讨，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政党外交的发展。

中共政党外交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判断世情、国情、党情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林怀艺指出，中共政党外交是应对世界格局变化和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的需要。积极拓宽我国的政党外交，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之必然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为完成新世纪的三大任务(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而争取广泛的国际理解与支持之必然选择。中共政党外交是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近年来，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而解决这些关系整个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的问题，无不需要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克服民族国家和党派利益的限制。以全球视野来协商探讨并加以解决。通过政党外交，中国共产党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及跨国政党组织交流思想，寻求对策，有利于维护全人类共同的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中共政党外交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治国理政水平的需要。

二、中共政党外交的特征

不同的学者对中共政党外交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和研究视角分析其基本特征，推动了我国政党外交的发展。中共政党外交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目前中国与世界上l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政治组织保持不同形式的交往与联系，一个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新格局日臻成熟。

1，政党外交为我国总体外交服务。王家瑞提出政党外交要“适应时代和形势的发展要求，致力于和平与发展”。刘爱华认为，发展政党关系的目的是增进政党之间、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加彼此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为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全面发展服务。党的对外关系实际上是我国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新型党际关系以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和宗旨。党际关系应服务于国家关系，推动国家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国家关系的良好局面又会影响和促进党际关系的发展。李宝俊分析说，政党外交要“顺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要求，把党际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定位于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有的学者指出，政党外交是对国家外交的一种配合和补充，归根到底是为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服务的，因此必须将党际关系置于国家关系的总体布局中考虑，始终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政党外交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国际环境，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的繁荣与发展，以党际关系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

2，政党外交的指导原则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原则。许月梅分析指出，党际关系四原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的灵魂与核心，并详细论证了四项原则的内涵。林怀艺运用比较法，把国家外交的指导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党际关系四原则进行对比，进一步突出了政党外交的这一特点。“独立自主”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完全平等”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关键：“互相尊重”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前提：“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保证。曹天禄也论证了政党外交的新内涵，即从共同规律到四项原则，并解析了四项原则的相互关系：独立自主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核心，完全平等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互相尊重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纽带，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要求。

3，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强调同一切合法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开放式交流关系。国家利益要求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合作，这要求政党外交要做到：第一，遵循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胸襟开阔”、“放眼世界”。第二，“超越”不等于“放弃”，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以承认这种差异为前提的。第三，“淡化”不等于“同化”。郝秋阳阐释道，政党是意识形态的旗帜，政党间的国际交往与合作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如果一味地将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作为政党外交的前提，就无法建立良好的政党关系。许多学者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各国各类合法政党普遍交往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如刘爱华所提出：第一。中国共产党重视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关系，巩固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第二。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政党的关系，致力于创造睦邻友好、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第三，开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合作，营造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第四，通过与未建交国家政党往来，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第五，同一些国际政党组织的多边交往明显增多。中共政党外交需要超越意识形态。求同存异，加深相互了解与信任，

4，中共政党外交内容和形式的丰富与发展。白晓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从单一的政治领域逐步扩散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内容逐步丰富，形式日益灵活多样。在交往中，既谈说时政，也探讨理论；既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也分享经济发展“秘诀”；既谋合作，也求互信；既致力于促进国家关系发展。也着眼于各自的内政建设。形式上，除了正式的代表团出访、出席党的会议或庆典活动以外，还出现了与政党的党校、研究所、基金会等建立联系、组织专题理论研讨、安排实地参观考察、参加国际研讨会、邀请对方领导人来华休假等多种多样的交往方式。钟闻在论述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外交中注入经济因素，以政带经，以经促政，为国内建设服务。经济因素在党际关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在党际交往中开展经贸交流与合作、交流经济建设经验，已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中共政党外交开拓出“政党外交搭台，经贸活动唱戏”的新途径、新形式，充实了党际关系的内涵，为政党外交的新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严鑫文严密论证了深入进行治党治国经验的交流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一个新的亮点。我们党注重通过对外交往，深入了解当今世界和各国的新情况、新变化，研究国外政党施政的新经验、新举措，研究各国执政党在新形势下面I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从各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此外，有学者对中共政党外交的“中国特色”进行了分析，正如郭业洲分析总结的：“中国特色”之一，即交往对象的开放性：“中国特色”之二，即交往内涵的务实性；“中国特色”之三，即交往原则的平等性；“中国特色”之四，即交往目的的统一性；“中国特色”之五，即交往效果的前瞻性。

三、外交政党外交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当今国际交往最为广泛的执政党，政党外交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特殊领域与重要组成部分，积极配合政府外交，发挥做人的工作优势，为推进国家总体外交，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进一步发挥了独特作用。综观诸多文献，中共政党外交的独特作用主要表现在：

1，基础作用。戴秉国认为，作为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石，政党外交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事实证明，党与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之间的高层交往和政治对话，对从全局高度和战略上把握和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通过高层接触，双方领导人坦诚交换意见，深入解惑释疑，高瞻远瞩处理和把握国家关系，为我国同许多国家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曹天禄也认识到，政党对外交往是一项前瞻性、积累性和长期性的工作，它是以建立、巩固和发展国家关系为着眼点，做国家关系的奠基石，加强与各国政治家的思想沟通和感情交流。朱昔群分析认为，政党外交很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在政党政治比较成熟的国家，党际关系往往成为国家关系的重要政治依托。

2，促进作用。政党外交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这是学者在文献中获得的共识。我党在进行对外交往过程中，十分重视作国家关系的助推器和智囊。在当前各国都广泛实行多党制、政权交替制和政策变化的情况下，党通过与这些政党广泛交往和联系，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巩固与发展，保持了国家关系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周余云指出。政党外交，特别是执政党之间的交往可为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对政府外交起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3，补充作用。曹天禄认为，由于政党外交具有可官可民的双重性质，回旋余地较大，涉及与讨论的问题更自由更广泛，有些政府做不到的事情，政党之间却可以做到。政党外交一方面可以表达国际社会中各方面的意愿和要求，另一方面可以提供和创造出非政府性的对话和信息渠道，使国家间的交流和沟通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决绝国家和政府组织不适合、不愿意、不能够、不应该涉及的双边事务和国际问题，使两国关系不至于成为矛盾的焦点。刘玉琼论及，政党外交为政府外交起到了补充、配合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在政党政治下，政党外交在总体外交中发挥着第二管道的作用，对政府外交起着补充和配合作用。林怀艺等学者对政党外交的补充作用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4，桥梁作用。戴秉国论述政党外交作为国家关系的开拓者，发挥了桥梁作用。他认为通过党际关系渠道做未建交国工作。是政党外交的优势之一。中共的对外友好交往超越了无邦交的障碍，广泛宣传中国，增进了我与有关国家及其政党和人民的相互了解：结交各界朋友，扩大了对华友好的队伍。扎扎实实的铺垫和积累工作，为逐步实现我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正常化架起了桥梁。

5，宣传作用。曹天禄在论文中指出，在党际交流过程中，在战略层面上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和对国际形势的立场、看法，使各国党和政治家更好地了解我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的积极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展示我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和风采，促进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林怀艺论证了中共政党外交的宣传作用，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相适应的形象与威望。中共的对外工作，使各国政党与政治家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富强民主文明、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进步所作的积极努力，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外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是中国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展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党、大国的良好形象与威望。王家瑞撰文指出，中共政党外交要不断加强党际交往中的对外宣传，提高党的对外工作的开放度、透明度，积极塑造我党良好的国际形象。

此外，有些学者从更微观的角度分析中共政党外交的作用。如钟闻所论述的，通过党际交往，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增长见识，开阔视野，不断提高干部素质。在政党交往和政党调研过程中，总结不同政党制度的利弊得失和一些长期执政的传统大党下台的经验教训，为巩固我党执政地位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借鉴。

在诸多的文献中，对中共政党外交的作用进行归纳与整理，更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发挥独特的作用，扩大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消除自身的弊病，同时以党际关系带动国家关系的发展。

四、中共政党外交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有关中共政党外交文献的回顾与梳理，学者们更多地探讨了政党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外交中必须认真应对和处理的问题，并最后提出了展望。

在新世纪，中共政党外交日益兴盛，中共对外交往活动日益频繁，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与国际地位日益扩大和提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共政党外交面临着新的机遇。李宝俊论及，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世界范围内的政党数量激增，扩大了政党交往的国际空间，党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们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主要政党分类排队，分清轻重缓急，制定一个中长期计划，使我党的对外交往能持续、稳定地向前推进。另一方面，日趋多样化的政党体制要求政党外交在重点做好执政党工作的同时，也要抓好为数众多的非执政党的工作，以保持和推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共政党外交也面临着挑战与制约因素。周余云认为，意识形态因素的存在制约了政党外交的发展，政党外交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意识形态因素是发展中国家与我党交往相对活跃、而西方国家政党与我党交往比较谨慎的原因之一。政党的经济实力是政党开展对外工作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政党外交的重要因素。政党国际交往能力的大小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即活动经费的多寡。林怀艺在分析中指出。在同发展中国家政党发展关系时，一是“舍得花钱”，在坚持量力而行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我党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开展工作特别是与我交往的人力、物力、财力援助：二是“把钱花在刀刃上”，要细化对第三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类型的政党的援助的具体政策和措施，解决援助的主次和缓急问题，增强援助的目的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决不能办“花钱不体面”的事情。

在21世纪，中共的政党外交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越是在党宾“客源”充裕的时候，我们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一步提升政党外交的质量，使之更好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必须认真应对中共政党外交中需要处理好的问题。如林怀艺阐释道，中共政党外交需要承认意识形态差异的客观存在而又超越之：“不当头”、“不扛旗”而又有所作为：不干涉别国政党内部事务而又伸张正义：针对不同政党的活动方式和经济实力作出相应对策：发挥民主党派在中共政党外交中的囊助作用。政党外交必须既适应当今世界的政党情势，又符合我国外交的总体需要。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中共政党外交呈现以下发展趋势：白晓芬指出，首先，中共政党外交的服务意识将不断增强；其次，全球趋势日益明显，在重视双边交流的同时更重视多边平等聚会：再次，中共政党外交将更加丰富与活跃。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与时俱进精神、勇于创新的党，她在促进世界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中，必将有更活跃、更有作为的表现。王芸论述：政党外交与其他外交的融合程度进一步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或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界，将成为政党外交的基本趋向：结成政党国际成为政党外交的一种新形式。

在新的世纪，做好新时期的政党外交，要贯彻好党的十七大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开创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新局面，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五、研究与展望

21世纪的中共政党外交日益活跃，顺应了时代潮流，体现了国家整体外交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姿态和风度活跃于国际舞台。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关注与重视也逐渐增多，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研究的力度也加大。就近年来的文献研究看。对中共政党外交的研究较为全面，尤其是从宏观的层次和视角进行研究，但从微观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显得颇少。因此，从更为具体的微观视角探讨中共政党外交更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对中共政党外交的时代背景与依据、特征、作用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梳理，有助于后来的研究者得以借鉴。通过前面的整理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中共政党外交的研究成果的概况，诸多的文献成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范式与理论框架。近年来，对中共政党外交的文献很多，从研究方法来看，需要更多的探讨与深入的研究。

中共政党外交是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随着中共政党外交渠道拓宽，内容与形式日臻完善，其内涵将进一步丰富，中共政党外交理论的研究将更为全面而深入，其实践活动也进一步提升中共的国际影响力。事实证明，中共政党外交是个富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在未来将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政治家等投入到中共政党外交的研究中去，为未来的中共政党外交研究勾画出美好的蓝图。

孙健：《论政党政治与政党外交》，《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周余云：《论政党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7期。

许月梅：《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戴秉国：《开创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新局面》，《求是》2002年第l9期。

颜烨：《经济全球化对发展党际关系的影响》，《唯实》2002年第l期。

林怀艺：《我国总体外交中的政党外交评析》，《华侨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王家瑞：《邓小平与政党外交》，《当代世界》2004年第8

期。

刘爱华：《新型党际关系的特征》，《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李宝俊：《新型党际关系的特点及其意义》，《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

曹天禄：《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思想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

郝秋阳：《冷战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7期。

刘爱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党际关系理论的坚持与发展》，《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白晓芬：《论中国党际关系的发展及趋势》，《内蒙古大学》2004年第6期。

钟闻：《灵活多样、作用独特的政党外交》，《当代世界》2005年第3期。

严鑫文：《时代特征日益凸显的政党外交》，《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2期。

郭业洲：《新时期政党外交之“中国特色”》，《当代世界》2007年第l0期。

朱昔群：《执政党的国际定位与党际交往》，《领导之友》2004年第6期。

刘玉琼：《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政党外交》，《新疆社科论坛》2002年第4期。

王家瑞：《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开创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新局面》，《求是》2007年第23期。

林怀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年第l期。

王芸：《政党外交研究的几个前提性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l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