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图书室是新中国农村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地区在新华书店的协助下率先成立了第一批农村图书室。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提出要“协助工厂、矿山、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建立图书馆、阅览室、读书会、书报供应站等，以开展读书运动”后，各省开始逐步推进农村图书室建设。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全国农村图书室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农村图书室在提高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推动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和增强农民群众政治觉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新中国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农村图书室；农村文化建设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知识传播被以乡绅为代表的少数群体所垄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接受基本文化教育的机会十分有限。这种文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人口素质十分低下，全国80%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

　　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推进，农村经济逐渐复苏并稳步发展，全国4亿多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实现了“翻身”。农民群众迫切希望学习知识，提高文化水平。如何打破数千年来少数群体对知识的垄断局面，在较短时期以较快速度向庞大的农村人口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成为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党和政府在农村开展扫盲运动，推广建立农村图书室，肩负起帮助农民群众实现“从文化上翻身”的重要历史使命。目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图书室建设有所论及，但其发展脉络及历史细节尚待进一步梳理，其蕴含的深刻历史意义亦需要加以系统阐释。本文在深入挖掘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将1949—1956年农村图书室建设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系统分析该时期全国农村图书室的建设过程，并阐明农村图书室对新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东北地区农村图书室建设的典型试验

　　1946年，东北解放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农民群众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解放。“翻身”后的农民群众热切期望掌握识字能力，提高文化水平，就像当时歌谣所唱的那样：“不识字，真作难，不会写，不会算，亲人千里来了信，看来看去不会念。识了字，真正好，会看书，会看报，国家大事能知道，生产技术能提高。”为解决农民群众的识字问题，9月，东北解放区开展了冬学运动。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东北地区发展农村图书室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县委宣传部门指导协助下，通过县府教育科、区村文教助理、区村干部以及冬学教员共同努力动员”，东北各地小型农村图书室“如雨后春笋般普遍生长起来”。

　　为便利农民群众购买学习识字、生产生活所需的图书，从1948年冬季开始，东北新华书店各分（支）店每年利用冬闲期开展全省支店下乡运动。店员们“抓住冬闲期，在零下四十度冰天雪卷地的塞外，［背］着书刊，跋涉在农村路上，利用晚上召开群众大会，或在冬学课堂上，通过党支部或区干部帮助宣传动员，介绍书刊内容，启发群众对文化的要求，建议成立农村图书室”。东北新华书店克东支店积极响应全省支店下乡运动，1950年1月，经理陈万祥背了60多种书前往乾丰区试点开办农村图书室。东北新华书店安广支店也于同月选派工作人员背着书籍和年画到新乐村售卖。“到后先和老乡们开了会，开会时大伙讨论成立个图书馆，经费由大家自报和募捐，一共集了二百五十多万元，买书一百二十多本”。据统计，1949年，东北新华书店把冬学读物及大量通俗读物、年画、农历等分别送到农村去，并结合冬学运动建立了农村小型图书室2000余处，销售了农民通俗读本约百万册。1950年，东北地区的农村图书室数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据国家文物局图书馆处统计，东北地区共有4923个农村图书室。

　　松江省是东北最早筹建农村图书室的省份。1948年冬季，“松江省汤原支店，在下乡工作中帮助老乡组织了十九个农村小型图书室”。松江省呼兰县为加强农民政治觉悟和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于1949年12月5—20日在沈家村试建农村图书室，取得经验后，再行推广。到1950年1月，呼兰县已建立了179个图书室，共购买140余种新书，25733册，都是通俗读物和连环画等。各图书室成立后，获得农民群众的热爱，每天都有四五十名农民去看书和借书。双城县东官区农民购买了1299万多元（东北券）的书籍，成立了25个农村图书室；双城县周家区也购买了2000多册图书，开设了41个农村图书室。松江省农村图书室的藏书量多寡不一，藏书最多的有六七百册，最少的仅20余册。“农民群众最欢迎的是连环图画，以及图画为主简短的文字说明为辅的图画。一般的农民喜欢朗诵。《新农村》中的文章，常被要求念给大家听”。“这些图书室的经费由于来源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形式”。例如，“原来由合作社出资购书的，便由合作社保管；由同学或教员购书的，由学校保管；由农民购书的，有的也托学校保管，有的存在村政府。保管处所不同，图书利用的程度亦随之而异。一般的讲，以学校保管的较好，而且能够更密切的配合冬学运动”。

　　辽东省农村图书室建设卓有成效。据统计，辽东新华书店自1950年底开始配合冬学开展了全省支店下乡运动，帮助各地设立了小型图书室，售销农民通俗读物60余万册（包括冬学课本30万册），年画12万张，《新农村》杂志订户4000余份。其中，“以辽阳县成绩为最好”，全县成立小型图书室156个，发行《新农村》592份，平均每个大的行政村有一个图书室。“盖平县支店有计划的组成两个发行组，分赴熊岳、高家屯等区下乡发行”，仅3天时间即销售书刊1600余册。旅顺市的173个村（坊）中，有76个村（坊）建立了简易图书室，除一区外，各区均有一个典型图书室，有专人负责，并有借阅制度：除借给本村（坊）群众阅读外，还向外村流动。

　　在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农村图书室建设工作也暴露出若干问题。根据群众反映，某些新华书店没有调查农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实际需求，开展全省支店下乡运动的部分书籍不够通俗“，而且与农民生活距离很远”。有的新华书店为追求经济利益，忽视了图书内容的实用性，参与全省支店下乡运动的图书质量参差不齐。“某些支店有单纯的经济观点，将破旧书籍和不适合农民需要的书籍推给农村图书馆”。“分店对各支店的工作，仅限于一般书面的布置与号召，而具体指导与督促检查不够”，“有的地区产生形式主义，将一些书放到村上就完事”。这些问题导致了图书资源的浪费，损害了新华书店的形象，影响了东北地区农村图书室的建设进程。

　　对此，东北文化部部长刘芝明在东北区公共图书馆工作会议上强调：目前国家文化事业经费不充裕，还有人民文化程度的限制，因此，文化事业要“由点推动全面”稳步推进。东北文化部及时调整了农村图书室建设的方针，并将配合开展人民识字运动列为农村图书室的长期任务。经过整顿，东北地区农村图书室建设颇具成效。国家文物局认为，东北地区农村图书室“在发展的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发展的数量上是有巨大的成绩的”，并且“为全国图书馆开辟了新的方向和道路”。

　　二、全国农村图书室建设的稳步开展

　　1950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五项决议，其中第三项决议，即《关于改进和发展书刊发行工作的决议》中提出要“协助工厂、矿山、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建立图书馆、阅览室、读书会、书报供应站等，以开展读书运动”。此后，各省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农村图书室。全国农村图书室规模逐渐壮大，成长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中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的劲旅”。

　　为贯彻执行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精神，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审定并责成新华书店发行2万套“读运丛书”，每套包括工农通俗读物300种。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将半价售给西北的2800套通俗读物，分寄给西北各地，用来建立图书室。“分配给西南两千八百套（半价发售），除一部分作为建立图书室外，其余均用以建立工厂、矿山、农村的图书室”。1950年11月16日，新华书店西南区分支店召开会议，要求各分支店在1951年春季3个月内，在西南有重点、有步骤地协助工厂工会、农民协会和部队宣教单位建立2800个图书室及阅览室。1951年1月，西北区第二届新华书店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在农村，尤其是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农村，配合区乡政府和文教部门，发动农民，帮助农民建立小型农村图书室”。此后，青海互助各区、宁夏金积县各区等地陆续成立了农村图书室。

　　山东省农村图书室建设稳步推进。1950年冬季，山东省齐河、临沂等地在新华书店的帮助下试办农村图书室。截至1951年5月，山东各地已建立近400个农村图书室，并开展了群众性的学习运动。“书籍经费大多由农民自动捐助或用生产来解决”。例如，“临沂县南头村图书室建立两个月后，捐款购书者已由五十人增至二百人”。“海阳县靠山庄的农民捐款二十多万元购置书报。崂山特区古镇的人民拾草三千余斤，为图书室购新书一百五十余类”。“高青县石坡村的图书室成立后，农民一有空闲即跑到图书室去看书或识字”，“农民们认为有图书室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常常领着来的客人去参观”。“荣成县二区江林庄村群众帮助粮库运晒公粮积极，得到政府奖励粮食一百二十斤，该村群众就把这笔粮食卖掉，买了三十多本书，成立了个图书馆，这些书中有农业生产知识、时事漫画、小剧本等”，对于开展文化教育有很大帮助。据不完全统计，至1953年2月，山东省已有2200多个农村图书室。

　　山西省农村图书室建设亦稳定发展。1951年10月30日，山西省政府发出“建立农村流动图书馆，大力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指示，指出：自1950年11月至今，“全省已建立了五百多处农村流动图书馆”，为了打下1952年“普遍发展农村图书馆的基础，各级政府文教部门应配合书店展开大规模的通俗书画下乡运动，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小型图书馆”。在太行、太岳老根据地，“‘文化翻身，人财两旺’，已成为农民在生产恢复、生活改善后的迫切要求。他们说：‘生产长一寸，文化也要长一寸。’各县学校教育、农民教育数年来有很大发展”，“涉县西辽城群众自办农村图书馆，集资买书五百种”。山西省农村图书室积极配合冬学、民校开展扫盲教育，获得了农民群众的好评。例如，“怀仁一般阅读的群众反映说：‘现在的人民政府太好了，只怕咱们识不了字，给咱们办起民校，又怕咱们买不起书，现在又给咱们来了许多书，专门叫大家来看，又给咱们建立了图书馆’”。截至1952年1月，据对稷山等63个县不完全的统计，已建立528个农村图书室，其中以稷山（140个）、汾城（126个）两县最多。

　　浙江、内蒙古等省区也开启了农村图书室建设进程。新华书店浙江分店自1951年1月起，开始建立农村图书室。据该店的初步统计，至5月，全省各地已建立了农村小型图书室40余个，读者16000余人。8月中旬，浙江省已建立110个农村小型图书室，读者4万余人。1951年1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登努登特科爱里为满足农民群众学习文化的要求，成立了农村图书室。“布特哈旗务达哈气努图克河口嘎查成立图书馆，在六月一日正式开放后，群众每天纷纷前来借书”。“阿荣旗格尼努图克六家子屯在劳模村民乐克昌领导下”，群众自愿出钱购买了275本书，成立一个小图书室，这些书大多是关于农业知识、卫生常识的。

　　截至1951年底，农村图书室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东北区已建立4900多个农村图书室，中南区已建立3100个农村图书室，华北区建立了约4000个农村图书室，华东区建立了1500个农村图书室，“西南、西北区亦已初步建立。各地建立的农村图书室都远远超过了原计划的数字”。

　　三、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的全国农村图书室建设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通过。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逐步加强，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青年“要求读书、要求学习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的心情日益迫切”，全国农村图书室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均简称青年团）、地方图书馆和文化馆成为农村图书室建设工作的三支重要力量。

　　（一）青年团号召青年向农村捐赠图书

　　1955年10月15日，青年团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村青年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决议》，提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青年团的组织必须把扫除文盲当作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对于已经识字的青年，除了应当尽可能创办民校高级班外，还必须大力组织他们阅读通俗书报，以便巩固他们的扫盲成果，继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在1957年以前，“全国绝大部分乡村都应当依靠青年群众自己的力量，建立和办好一个图书室”。同年，青年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年“为着社会主义，帮助农村青年学习，赠送农村青年一本书”，在全国青年中普遍掀起了向农村赠书的热潮，仅十几个省就已有1000多万册图书送到了农村。其中，据辽宁省10个市和25个县统计，共赠送农村青年有关解放军生活、学习、战斗故事，时事政策，农业技术，体育卫生常识，青年思想修养方面的通俗读物和连环画等1579638册。

　　1956年2月21日，《文化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关于配合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指示》下发，要求7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文化网，基本上做到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有图书室等。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基本完成“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有图书室”的任务相当困难。但必须承认，青年团动员全国青年捐赠的书籍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农村图书室的发展。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区青年向市郊农民赠送图书近40万册，如以一个图书室藏书1000册计算，可建立约400个农村图书室。据1955年底统计，以青年团组织的赠书为基础，各地的农村图书室纷纷建立起来。辽宁省建立了约3000个农村图书室，河南省创办了约1200个农村图书室，江西省开设了约1300个农村图书室，北京市建立了100多个农村图书室。

　　（二）地方图书馆辅导农村图书室建设

　　在农村图书室建设快速发展阶段，地方图书馆成为辅导农村图书室建设的重要力量。例如，福建省晋江县图书馆在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开展的基础上，到1955年已建立了15个农村图书室、23个流通站，拥有读者2627人。江苏省江宁县图书馆针对农村图书室经常丢书、辅导阅读工作不到位等问题，从提高图书室管理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入手，举办了农村图书室管理员训练班，从而提高了管理员的工作能力。

　　山东省莒南县图书馆因辅导和帮助农村图书室成效显著，被文化部树立为地方图书馆支持农村图书室发展的典型。该馆成立之初，结合当地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为农业合作化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作方针，配合扫盲干部在民校、冬学里组织了一批借书小组和个人读者，使图书深入农村的工作初步打开局面。1956年，该馆克服馆内干部不足的困难，将“积极辅导建立农村图书室，迅速建成农村图书室”列为全馆的工作重点，派出干部深入农村具体辅导建室。截至1956年3月，莒南县共建立了190多个图书室，藏书达6万多册。

　　（三）地方文化馆帮助农村图书室工作

　　在这一阶段，各地文化馆也积极开展帮助农村图书室的工作，许多文化馆“在农村中的图书流通工作做得很出色，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山东省滕县中心文化馆共辅导了12个农村图书室、9个流动阅览站，同时开展了挑选图书、主动送书工作。山东省高密县文化馆在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建立了借阅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根据社员的水平和工作的需要，借给他们有关农业增产的图书”。四川省温江县文化馆在1956年春节期间开班训练了103名农村图书室管理员，经过培训，他们不仅明确了建立农村图书室的意义和农村图书室的性质任务，还初步掌握了图书的分类编目、借阅手续、组织阅读和组织群众自己建立图书室的办法。

　　山西省左权县文化馆通过放映幻灯片、发动积极分子、出黑板报、举办图书展览等方式开展图书宣传工作，之后逐步走向组织辅导工作。先在南街以互助组、农业社等生产单位组成了图书借阅小组，开始了有组织的集体借书。经过一年的活动，阅读人数增多。为了更多地满足读者要求，他们就建立了图书室并逐步发展为拥有700多册藏书的图书室。截至1955年底，借阅小组已发展为173个，群众自办图书室35个。为解决农民群众阅读新书困难的问题，左权县文化馆还试行组织图书流通网，依靠桐滩中心俱乐部组织了周围8个村的俱乐部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图书流通网。这8个村相互签订了图书借阅合同，文化馆也调出图书260册借给中心俱乐部，进行流通借阅。这一图书流通网发挥示范作用后，左权县文化馆召开了全县260个俱乐部主任会议进行讨论，推广图书流通经验。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各地青年积极响应青年团号召，广泛参与了向农村地区赠书的活动，为全国农村图书室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地方图书馆和文化馆也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对农村图书室进行专业辅导和帮助。这一阶段的农村图书室建设，是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推动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四、农村图书室建设的意义

　　“三月里来桃花红，咱们图书室开了门，爱看文的有‘速成’，要看武的有‘志愿军’，青年爱看婚姻法，孕妇看的是新接生，模范爱看英雄传，老年爱看的是好家庭，儿童们看的是小人书，干部们喜读政策和法令，不识字看的是连环画，看不懂来有小先生，看毕如果有疑问，问答栏里去打听。”这首脍炙人口的快板生动地表达了农村图书室成立后农民群众的喜悦心情。农村图书室是农民群众自办，业余进行自我教育的场所，其性质是“党在农村中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据点”。农村图书室在提高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推动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和提高农民群众政治觉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新中国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配合扫盲工作，提高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各地农村图书室与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相结合，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帮助农民识字。如安徽省屯溪市郊双元村在1951年1月建立一个小型图书室，图书室除了供给一般识字的人阅读外，还和本村冬学结合起来，在春节期间，“将书摆在群众晒太阳的场子上，看书的人很多，有些不识字的，他们就采取听、讲、学的方式，由冬学教师选取他们所喜欢的材料来进行讲解。这样收到的效果很大”，“不少农民也认识了好些字”。山东省莒南县宫地村吴喜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除利用空闲阅读外，还把图书室的报纸、杂志和画报带到田间地头，“宣传员们在歇息的时间便念给不识字的社员们听”。有的农村图书室还创造性地成立了“炕头组”“读唱组”等学习组织。“河南蒜郭寨图书室内有一幅标语写着：‘识字的念出声，不识字的坐在一旁听；大家皆可学文化，研究生产时事明’”。农村图书室倡导的互助学习方法，在农民扫盲教育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通过阅读农村图书室的书籍，农民群众提高了科学文化水平。例如，图书室中的卫生知识挂图和新式接生法画册介绍了卫生健康知识，深受妇女欢迎。山东省齐河县、蓬莱县，黑龙江省开通县，河北省定县等地都报道了农民群众学习妇幼卫生书籍、采用新式接生法救活婴儿的新闻。此外，不少农民群众在阅读揭露民间非法宗教危害的图书后，逐渐树立了正确世界观，认清了“一贯道”的反动本质，并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运动。以上案例说明图书室成为农村地区重要的知识传播平台。

　　（二）推广先进生产经验，推动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农村图书室中关于治理农作物病虫害、优化基肥施肥方法、防治禽畜瘟疫等方面的书刊，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有的农民群众说：“我们生产上有了困难，就去找‘书’老师”；“生产没门路，图书当参谋”。在田间地头传阅农业技术书籍，及时解决了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例如，河北省涉县原曲村图书管理员综合报纸发表过的治棉蚜方法，通过全村互助组会议介绍给村民，之后村民们分工在20多亩棉花地作试验。不几天，棉花长好了。图书室的宣传股就把这个消息广播出去，全村群众立即展开了治棉蚜运动。陕西省蓝田县一区十乡周家河农民宋息玉看过《怎样积肥与施肥》一书后，“不但知道怎样积肥，还知道了怎样的土壤适合哪一种庄稼和其他用肥的常识”。在辽宁省海城县北耿庄，“有的人从前养猪好染瘟疫，看了关于养猪的书以后，在饲养方法有了改进，防止了瘟疫，所以知道书有用了”。上海市郊勤建农业生产合作社饲养员徐银祥曾先后向图书室借阅了7本有关养猪的书，他根据书中所说的方法，改用青饲料喂猪，不仅降低饲料成本，而且所养的猪又肥又大长，因而被评为区的“养猪能手”。农民群众通过深入学习农业技术书刊并应用于劳动实践，掌握了先进的农业生产知识，激发了他们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的热情。

　　（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

　　农村图书室成立后，成为农民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农村图书室对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了广泛宣传，引导农民群众了解战争形势，认清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激发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热情。农民群众通过阅读爱国主义书籍受到了深刻教育，涌现出众多自愿参军支前的先进典型，为捍卫新生人民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浙江省杭县北肇和乡的农民群众学习了有关书刊后，“一致认为要保牢分得的土地，就必须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参加抗美援朝运动”。松江省双城县西贤村的孟县才在阅读了《美帝侵华血史》《日本侵华简史》《百万雄师下江南》等小册子后，“坚决要求到朝鲜前线去”。农民阎福成看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宣传员手册》后，自愿参加了抗美援朝担架队。辽宁省海城县北耿庄图书室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活动，动员311名青年报名参军。农村图书室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显著增强了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农村图书室作为新中国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足了不同身份、文化层次、年龄阶段的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发挥了普及和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知识，政治常识，生产知识”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建设农村图书室的探索。1948年冬季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东北地区的农村图书室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农村图书室建设活动蓬勃开展。截至1957年，全国已建立了20万个农村图书室。农村图书室满足了农民群众识字看书的需求，改善了农村地区文化资源匮乏的状况，重塑了农村文化生态，为新中国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国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乡村文化建设工程取得了显著成就。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建成58.7万家农家书屋，“全国所有行政村都开设了农家书屋”，累计向农村地区配送图书超13亿册，农村常住人口人均拥有图书超过2.7册。经过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努力，农民群众期盼的“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的美好愿景，如今已变为现实。

　　*本文为2024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卫，历史学博士，讲师，茅台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