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建政伊始，如何巩固新政权成为党和政府面临的新考验。确立、巩固、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最根本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49—1966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出版部门大规模出版发行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不断掀起阅读热潮。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从出版史、传播史、阅读史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考察，但是，既有研究多注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传播，对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关注不多。本文拟对1949—1966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中国的出版发行与阅读问题进行系统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并发行了艾思奇撰写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大众哲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随之进入新的阶段。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可以将1949—1966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49—1955年）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已经出版了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中国革命将要取得胜利之时，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通俗小册子开始出现，“这些小册子的出现开了从整体上通俗介绍毛泽东思想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坚持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有计划地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49—1950年，全国兴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运动。为了配合这场学习运动，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撰写了有关的通俗读物。这是全国范围内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开端，但当时这些著作在全国出版发行的种类和数量并不多。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党内现在的理论教育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之一是“没有认真进行理论的通俗化工作，缺少关于理论的通俗书籍”。因此，今后应该努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通俗化”。3月27日，毛泽东致函李达：“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此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与推动下，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版发行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我国出版发行了一批介绍、阐释《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通俗读物，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李达撰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通俗读物出版社于1953年在北京成立，此后也陆续出版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读物，如《共产主义的革命风格》《什么是唯物主义 什么是唯心主义》等。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强调“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同日，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当时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提出批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劳动人民的求知欲大为增进。他们迫切地要求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我们的许多出版单位——主要是许多中央一级出版社和发行单位却存在着严重地忽视或轻视通俗读物出版发行的倾向。我们的政治理论书籍出版社，没有把出版通俗读物放在应有的重要的位置，很长时期以来很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通俗读物，就是苏联已经出版的优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通俗读物也很少组织翻译和出版”。可见，直到1955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全国的出版发行工作尚未达到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要求。

　　（二）第二阶段（1955—1958年）

　　自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讲话及陈克寒的文章发表以后，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状况很快得到改善。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应当出版宣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各种反动思想的通俗著作”。7月，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通俗丛书”由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第一批著作包括车列木内赫著《阶级怎样产生？为什么有阶级斗争？》、科兹洛夫著《什么是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阿列克谢耶夫著《什么是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阿尔祖马年著《什么是帝国主义》、柯瓦廖夫著《什么是对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和布尔札洛夫著《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何在》等。10月，中宣部在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说，已“加强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通俗著作，特别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通俗著作的出版”。

　　此后，各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规模。如广东人民出版社，仅1956年就出版发行了吴介民编《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6.52万册、群腾编《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18.52万册、卓炯著《政治经济学学习提要》25.02万册、李又华著《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2.22万册、胡景钊著《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宗教世界观的对立》1.62万册、罗克汀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5.52万册、张江明著《谈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2.1万册、中共广州市委员会宣传部编《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3.2万册。当年该出版社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种类和数量之多是此前几年无法比拟的。

　　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党和政府又对相关出版社的职能进行了重新调整。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省级地方出版社座谈会强调，省级人民出版社应该对通俗讲解马克思主义的读物等制定长期的出书规划。到1958年，通俗读物出版社合并于人民出版社，包括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内的所有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改为主要由地方出版社负责。其后，人民出版社下设通俗读物编辑部。该部虽然不负责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但地方出版社在出版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中遇到问题仍可向其咨询。

　　（三）第三阶段（1958—1966年）

　　自1958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相关出版社的职能进行调整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并为这一工作积极探索新的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就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干部撰写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传统。从1958年开始，中国形成了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这种现象“不仅地方上有”，而且“军队里也有”，“这样多的劳动人民学习哲学，在世界各国却是史无前例”，人民群众撰写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也逐渐蔚成风气。

　　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撰写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非常重视，并予以大力支持。如1960年，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决定从全省各地挑选一批工农群众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写的文章、讲稿，将其编辑为《工农讲理论》一书，公开介绍推广。为做好这一工作，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还要求全省各地宣传部门负责挑选文章和讲稿，并帮助作者加工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以前中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尤其是哲学方面的通俗读物，基本上沿袭了苏联相关著作的体系。在1958年全国兴起工农兵群众撰写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热潮后，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开始尝试使通俗读物更加具有中国特色。1961年，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出版发行，被誉为“建国后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该书虽然仍采用苏联教科书的体系，但是已经“更多地从中国的历史、现实和理论出发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1965年，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内部讨论稿上册，唯物辩证法部分）撰写完成。该书尝试摒弃苏联教科书的体系，而采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教科书体系，“开启了新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探索”。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因此中断。

　　总的来看，1949—1966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版发行工作历经三个发展阶段，其间出版发行工作由取得初步成效到不断改善和调整再到进一步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准备了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大众阅读

　　前已述及，我国大规模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而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只是实现教育人民群众的基本前提，阅读实践才是教育人民群众的关键环节。关于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阅读群体、为何阅读、怎样阅读以及阅读方式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阅读群体

　　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出版发行后，究竟适合什么人阅读呢？据曾经撰写了社会发展史通俗读物《社会往那里走》的作者王广义称，该书出版后，他“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他们中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有小学教师，有农村宣传员，有工人，有机关干部”。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专门适合不同的群体阅读，如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农村党员政治读本》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和农村干部谈哲学》，专门适合农村党员干部阅读。又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道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哲学读本》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分别适合商、学、工、农、兵等各界群众阅读。

　　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基本上都内容浅显、通俗易懂，这就决定了主要阅读群体不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通俗读物出版社在成立之初的出版方针中提到，该社的出版物（包括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以识字二千以上到初中程度的工农兵和基层干部为主要读者”。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也会阅读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如著名艺术史学家常任侠在1951年7月3日的日记中记载，他当天阅读了李达撰写的《〈实践论〉解说》。这说明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读者相当广泛。

　　（二）为何阅读

　　关于党员干部和各界群众为何阅读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认同新政权，积极要求提高自身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第二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指出：“在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胜利，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成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广大人民如饥似渴地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便改造和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此后，随着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的重大胜利，他们更加迫切地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客观世界。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界群众一般选择阅读通俗读物，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所限。正如刘少奇在1950年所指出的：“我们很多干部，甚至是负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斗争经验丰富，可是理论水平不高。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弱点。还有些同志文化水平也不高。”相对于党员干部，当时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更为有限，如农民“一般仅能读识字课本和辅助识字的通俗读物”。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界群众往往选择阅读难度相对较低的通俗读物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怎样阅读

　　1955年，毛泽东建议各级干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1957年，一位航空工业学校的毕业生给《中国青年报》编辑写信，请教怎样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该报编辑在回信中说：“我的意见是：以少量易懂的经典著作为主，参考适当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随后推荐了一本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并说道：“你很可能读过胡绳等同志编写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如果没有读过，可先找来读读，它会给你奠定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初步基础”。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不少读者并不了解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政治理论学习中的作用，而是将“经典著作介绍，有意无意的代替了对经典著作的钻研”。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全国掀起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阅读热潮，广大人民群众都将其作为政治理论学习的入门书籍或辅助书籍。如1958年，上海求新造船厂在总结该厂工人学哲学的经验时指出：“好的通俗读物可以看，因为它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光看通俗读物，不学经典著作是不对的……通俗读物只能作为辅助材料”。

　　（四）阅读方式

　　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阅读，主要包括政治理论教学和自学两种阅读方式。

　　1.政治理论教学中的阅读

　　1949—1966年，全国各地针对党员干部开展了一系列政治理论教学活动，通常要求参加者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如1949年底，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开展了在职干部政治理论教学活动，以薛暮桥著《政治经济学》等书为教材，要求学员阅读。不只是党员干部，其他各界群众、学生也在政治理论的教学活动中阅读了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如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包括《工商界历史唯物主义读本》等一批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成为南京市工商界政治学校的重要教材，学校要求学员将之与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中央文件一起学习。又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各高校普遍采用艾思奇主编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理论课的教材，要求学生研读。

　　2.政治理论自学中的阅读

　　政治理论教学中一般是有组织的阅读，但广大人民群众还会自发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据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马衡1953年3月1日的日记记载，他“终日阅杨献珍《关于〈实践论〉》”。又据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级学生苏振富回忆，他在入读北京大学前曾收到哥哥赠送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平凡的真理》，并称“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就如同‘甘露’滋润着我的心田”。

　　1949—1966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学习顺利展开。拥护新政权并积极要求提高自身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的人民群众参与到这一阅读实践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普及与传播。

　　三、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出版与大众阅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需要从根本上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教育。1949—1966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全国的出版发行与阅读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提高了读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1949—1966年，全国范围内出版发行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概念和方法，广大人民群众阅读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如1954年，唐山铁道学院工会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该工会发动教职工阅读胡绳等人编写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从而使教职工“明确了我们现在的社会性质和为谁而劳动的问题”。又如，据1963年中国民主建国会哈尔滨市委员会和哈尔滨市工商业联合会部分人士的一份学习总结显示，他们在阅读《工商界历史唯物主义读本》后，“学会了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一切事物”，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道理”“劳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等。可见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与阅读有效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二）帮助读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客观世界

　　1949—1966年，全国范围内出版发行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可以帮助读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客观世界。1950年，有读者在《人民日报》发表书评，指出“艾思奇同志所著‘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这两本书写得比较好”，因为作者能“‘以社会发展史为骨干，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主要论点。’且能联系实际，使读者从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中，不但对社会的发展有一轮廓的认识，而且能从学习中建立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从而达到改造旧思想，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的目的”。

　　又如，1960年吉林省延吉市兴安人民公社干部张基云在学习心得中写到，几年来他阅读了毛泽东著作及相关的通俗读物，深深体会到这些著作是“搞好工作的钥匙”，“只要用毛主席的观点、立场、方法就能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明辨是非”。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与阅读使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知识，从而帮助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客观世界。

　　（三）增强了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广大群众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如1950年，一位黄埔军校起义学生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如何参加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运动，并称在阅读《社会发展史》等书后，他认识到“无疑的蒋介石本质上是坏家伙，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服务的”。曾就读于黄埔军校的学生尚且如此，其他各界群众更是如此。如1958年，河南郑州三官庙乡的基层干部谈到，该地区农民在阅读《哲学常识》等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后，“有不少收获：封建迷信少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志越来越坚定了，钻研新技术、学习文化也更积极了”。

　　此外，1949—1966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版发行与阅读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出版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写得不够通俗。如1958年，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教育处就指出：“现有的一些讲解哲学的小册子，写得还不够通俗，不适合工人阅读。工人反映‘哲学常识’不好懂，‘实践论解说’比‘实践论’还难懂”。在发行方面，当时的发行种类也不够合理，如少数民族文字版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发行不多。在阅读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阅读心得把某些科学技术方面的革新简单、生硬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或者说成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上述问题的存在既有受当时条件所限的客观原因，也存在认识需要不断深化等主观因素，但瑕不掩瑜，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和阅读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列宁曾经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因此，要使学理性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关键是要解决它的通俗化问题，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和实质用通俗易懂的形式传递给广大人民群众。1949—1966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较好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对于提高当时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界群众的政治理论水平、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客观世界，以及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者简介］杨林，历史学博士，讲师，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510515。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