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3—1986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英国、丹麦等国家先后在北京举办工业展览会。这些工业展览会多为成立于1952年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外国相关机构共同举办，旨在促进同各国贸易往来和经济交流，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工业展览会展出了各国先进的工业设备、产品和科学仪器，受到人民群众和科技人员的欢迎。展览会期间举办的座谈会、报告会等活动也促进了技术的交流。

　　［关键词］工业展览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业产品；科学仪器；科技外交

　　工业展览会是展示和推广先进工业技术、促进同业交流并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工业知识与先进技术的有效平台。新中国成立伊始，不少国家与中国合办了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的工业展览会。由于这类工业展览会的举办和展览过程中往往涉及主办国之间的外交活动，因此更多选择在首都北京举行。如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外贸易协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联合主办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1967年举办的丹麦工业展览会等。改革开放后，聚焦于某一主题或行业的国际展览会日渐增多，如1986年6月我国举办的国际冶金工业技术展览会等，特定某一国家的工业展览会减少，特别是12月苏联工业贸易展览会后，很少再有类似的工业展览会在北京举办。目前学界对新中国展览会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内举办的展览会，也有学者关注新中国参加国际展览会的历史。但对于外国在中国举办的展览会、特别是工业展览会尚未有专文讨论。从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开始，苏联、波兰、日本、法国、丹麦等许多国家陆续在京举办工业展览会，本文分别把1953年举办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和1986年举办的苏联工业贸易展览会作为研究时段的上下节点，力图通过梳理这一时期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历史，分析其总体特点及重要意义，以期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贸促会的成立与工业展览会的肇始

　　为了促进东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1952年4月，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贸促会随后宣布成立。与外国相关机构合作，在中国尤其是在北京举办工业展览会成为该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中国贸促会的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禁运，促进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贸易往来，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东西方国家的一些民间组织和进步人士发起召开国际经济会议。

　　1952年4月3—12日，国际经济会议在苏联莫斯科召开，来自49个国家的471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团由25人组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和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分别任正副团长。中国代表团在大会和小组会议上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并与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签订了贸易协议。这次会议被认为是“新中国打破美国封锁禁运的重要桥梁”，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民间贸易关系得以重新建立。

　　此次国际经济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成立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1952年5月4日，中国贸促会正式宣布成立。该委员会由17人组成，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薛暮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周荣鑫、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处委员章乃器、中国银行董事兼副总经理冀朝鼎、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维稷、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理事会副主任孟用潜、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盛丕华、天厨味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蕴初、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许涤新、中国经济学会副主任委员陈翰笙、中华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长刘子久、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卢绪章。冀朝鼎兼任秘书长，组织秘书处，负责进行对国内外联络、宣传、研究等工作。这17人中，除了马寅初、刘宁一、薛暮桥、周荣鑫和许涤新5人外，其余12人均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

　　中国贸促会成立后，很快开展了相关业务。1952年6月，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同日本代表在北京签订中日贸易协议。这是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中日民间贸易往来终于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同年7月，冀朝鼎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二）中国贸促会推动外国来华举办工业展览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打破西方对华外交封锁，创造性地开启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实践。”中国贸促会作为境内外工商界开展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在工业展览会的组织、举办中发挥了枢纽作用。中国贸促会积极与外国相关单位（如对外贸易协会、展览委员会）就举办工业展览会展开沟通与合作。例如，1953年4月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就是中国贸促会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外贸易协会联合主办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中国贸促会以民间外交为己任，以经促政，以民促官，以展览为钥匙，打开了我国同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外国来华举办的工业展览会给予高度重视。在1953年4月举办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上，“参加开幕典礼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署首长滕代远、蒋光鼐、李四光、李书城、章乃器、沈雁冰、马叙伦、胡愈之，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徐雪寒、李哲人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等共二百余人”，以及各人民团体代表与科学界人士、各国驻我国外交使节及使馆人员。195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同志在二十五日下午七时二十五分，前往北京西郊苏联展览馆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参观历时4小时。

　　简言之，中国贸促会负责外国来华举办工业展览及相关接待工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更好地认识世界提供了机遇。历史证明，从接待来华展览工作中衍生出来的中外技术交流活动极富生命力，也一直是中国各工业、科研部门了解国外新产品、具体工业技术以至国家科技发展方向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的展览内容

　　1953—1986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日本、波兰、法国、丹麦、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瑞典、意大利、英国等国先后在北京举办大型工业展览会。还有一些展览会虽并未以“工业展览会”命名，但展出内容仍以工业产品为主，如1954年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1956年日本商品展览会和1974年澳大利亚展览会（详见下页表）。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为例，全部展品11500多件，其中就包括“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最基本的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和电器工业的各种最新型和最大型的产品；各种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和其他各种日用品工业、手工业的精美产品”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展出了种类丰富、性能先进的展品，大体可以分为机械制造设备、轻工业产品以及科学仪器三类。

　　（一）丰富的机械制造设备

　　在工业展览会上，种类丰富、性能先进的工业产品尤其是机械制造设备自然是亮点之一。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展馆“已经变成为一所巨大的综合车间了。这里有工作效率很高的各种钻床、铣床与刨床，有完全自动化的纺织机与印刷机，还有最新式的锯木机”。1961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波兰工业展览会展出了成套的大型电机、制糖、铸造、纤维板、纺织、玻璃等工业设备和多种工作母机，以及采矿、冶金、造船、汽车和拖拉机制造、化工、建筑材料、电工、刀具和轴承、精密仪器等。展馆两侧的露天广场也展出了各种现代化的采矿机械、汽车、拖拉机和农业机械、建筑机械、机车车辆等大型展品。

　　1972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意大利工业展览会，是中意两国建交以来意大利在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展览会。展出的面积有1.7万平方米，展品主要是机床，轻工机械，电子仪器，建筑、采矿设备，农机，车辆等。1974年举办的法国工业科学技术展览会展出了运输机械、纺织机械，公共工程设备，电子、通讯设备，航空设备和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工业产品。同年举办的瑞士工业技术展览会展品主要有印刷机械、钟表机械、纺织机械、精密仪器和各式钟表。可以看出，各国均展出了其优势工业门类的产品。

　　（二）多样的轻工业产品

　　轻工业产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也是工业展览会展品的重要组成部分。1953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展出了“化学工业与纺织工业产品，文化教育用具和人民日常生活用品”，具体有“永不褪色的衣料、人造纤维制成的内衣，各种医药用品”等，使“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所喜爱的东西”。1954年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上也陈列了轻工业品，如精致的呢、绒、绸缎、纱和布匹。1956年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是根据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主办的。展览分为工业馆、农业馆和生活用品馆，分别展出了“用氯化乙烯制成的各种绝缘体的塑胶产品和合成纤维制成的各种日用品”和“儿童玩具、文具、化妆用品、家庭摆设的漆器和家具、缝纫机和钟表、收音机，以及一部分医疗器械和药品”。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工业展览会展出的轻工业产品具有多样性和实用性的特点，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先进的科学仪器

　　科学仪器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这一时期工业展览会上的重点展品，尤其是精密仪器、光学仪器、电子仪器。如1954年举办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展出了“精密的积分机、计算机、气象仪器、光学仪器”，很多观众被能放大四万倍的电子显微镜深深吸引。

　　1963年举办的日本工业展览会，“是日本历年在外国展览中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一次”，东部的三个展览馆，“陈列的是精密仪器，电子仪器，合金钢材，化学产品等等”。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精密仪器，如自动极谱仪、可将物体放大到600倍到20万倍的电子显微镜、各种尺寸的半导体收音机、各种照相机和电视机等，可以“大致了解日本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

　　我国一些著名科学家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工业展览会展品的丰富程度和先进水平。如1963年10月5日，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参观日本工业展览会后表示：“展出厂商有630家之多，日本在国外展出规模之大，史无前例，数量质量均远超出上次。机械工业占了大部，而电子应用机器、化学纤维、染色加工、理工器材水平均高，有些展品精密度非常高”，“见到精密仪器有JEM6.99A的电子显微镜，另一种是4.9A的”，此外展出的“有红外线、航海用Radar可测一千多公里远、气体分析Gaschromatography等等仪器”。著名化学家曾昭抡也在参观后表示：“此次展览内容很精彩，科学仪器比重大，另外主要是各种机器。观众很多，拥挤至难于通行。特别是小型半导体收音机吸引人最多，其次为人造纤维的科学。仪器方面见有轻巧的电子计算机，放大20万倍的电子显微镜，核磁共振设备及试验高分子材料的各种设备（如电损耗测定仪、人工老化试验装置等）。”可以说，此次展览会展出的先进科学仪器得到了我国科学家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工业展览会也成为展示前沿科技的窗口。

　　总体来说，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涵盖了机械制造、采矿、轻工业、电子、化学等多个工业、科技领域，充分展示了不同国家的工业实力和科技发展成就。

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的历史意义

　　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具有多重历史意义：一是它促进了国家间的贸易和经济交流；二是工业展览会展出了大量的工业设备、产品和科学仪器，在广大观众中普及了工业知识；三是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促进了专业科技人员间的技术交流。

　　（一）促进国家间的贸易和经济交流

　　外国在北京举办工业展览会，本意就在于促进贸易和发展经济。以日本展览会为例，1956年日本商品展览会期间，中国贸促会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日贸易的共同声明》。但此后，中日经贸关系经历低谷，1962年“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签订后，中日两国民间的友好贸易关系有了新的进展，1963年举办了日本工业展览会。周恩来也对这次展览会寄予厚望，即“日本工业展览会开得好，必将有助于发展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有助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有助于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在这次展览会期间，随日本工业展览团前来的日本技术人员，同中国各有关部门人士举行了座谈会，中日两国有关单位进行了多次贸易上的接触，商谈了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等问题。

　　（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工业知识

　　全国各地前来北京参观外国工业展览会的观众数量十分惊人。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举办期间，“一个月中，共有一千七百二十九个工厂、机关、学校与团体集体参观了这个展览会，观众总人数超过七十万三千人”。1954年举办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仅四周，“参观的已有一百四十一万九千多人。参观的人除了北京的以外，还有来自山东、河南、山西、辽宁、黑龙江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各地参观团中有不少是工、农业劳动模范。从山西、山东等省来参观的人在参观后都及时地举行了座谈会，谈论参观的心得”，“展览会的电影馆为配合展览工作，已陆续放映了十二部介绍苏联工、农业建设和科学教育的纪录影片”。这次展览会参观者达276万人，在展览会期间，苏联专家向我国观众传授了许多先进的经验和技术。

　　1961年举办的波兰工业展览会“自从9月28日开幕后，连日来观众踊跃。到10月6日止，展览会已经接待观众五十三万多人。这些观众包括职工、机关干部、学生、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官兵等广泛的社会阶层”，“在国庆假日期间，观众更加踊跃，甚至远从北京郊区赶来参观；10月2、3日，每天观众都达十五万人左右”。1965年10月举办的日本工业展览会持续两周有余，共有60多万人参观。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了参观这次展览会的盛况：“今日虽非礼拜天，但看者仍人山人海。而且所有展览统看”。此外，1971年举办的罗马尼亚工业展览会参观人数达40多万，1972年举办的瑞典工业展览会有近20万人参观，1973年举办的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接待观众20多万，等等。展览会还向人民群众播放纪录影片以普及工业知识，如1974年澳大利亚展览会上放映了有关澳大利亚工农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情况的纪录影片。我国相关行业工作者也在历次展览会期间获得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各国工业展览会的持续时间从十几天到一两个月不等，吸引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观众。这些观众来自工厂、机关、学校、人民公社、军队等，他们又将在展览会上了解到的先进知识与技术带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加以传播。

　　（三）促进专业人员间的技术交流

　　在工业展览会上，随团而来的各国技术专家通过与参观展会的中国专家、相关行业从业者的交流促进了工业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扩散。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开幕后，由于观众在参观时提出了很多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要求请专家帮助解决，主办方临时和外宾研究协商，零星地开始了技术交流活动，称为“问题交谈”。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和问题的逐渐专深，这种交流逐步扩大为“专题会谈”，又发展成“座谈会”和“报告会”，最后成为“下场指导”，如展览会期间，三位外方专家到新华印刷厂的车间工作十多天，指导工人安装和操作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印刷机，帮助很多工人掌握了新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率。1961年举办的波兰工业展览会开幕后，“第一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一机床厂、科学院、清华大学等五十多个工厂、机关、科学研究单位和大专学校的六千八百多人，前往展览会进行了专业参观，他们仔细观摩了同自己业务有关的展品，展览会的波兰工作人员向他们作了较详细的介绍”。此外，波兰工业各部门的专家为广大观众作技术报告、举行技术交流座谈会并进行农业机械操作表演，受到有关部门的技术人员和人民公社社员的热烈欢迎。1965年举办的日本工业展览会展出期间，“中日两国有关部门的人士举行了座谈会，互相交流经验”。竺可桢在日记中也记录了这次日本工业展览会上的交流活动“：日本提出在展览期间搞246个项目技术交流。我院（指中国科学院——编者注）派300人参加62个项目。日本带来技术影片60本。”20世纪70年代，工业展览会期间的座谈会和报告会更加常规化，如在1972年的丹麦工业展览会上，中国和丹麦两国的技术人员一共进行了70多个项目的技术交流座谈；1973年的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展出期间，中英两国技术人员就240个技术项目举行了座谈会和报告会。由此可见，技术交流逐渐成为工业展览会的固定内容之一，各国专家以技术座谈、报告、实地演示等形式相互学习、交流。

　　工业展览会也因此促成了多项技术进步。如1972年3月，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正在研究激光多普勒测速的沈熊等教师，在北京展览馆参观丹麦工业展览会时看到了丹麦迪沙电子仪器公司的一维激光多普勒测速仪，坚定了其研发信心。后经与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合作，由后者专拨外汇，引进了一台丹麦迪沙电子仪器公司生产的55L型一维激光测速仪，供宁夏银河仪表厂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联合研发小组参考。客观来看，激光多普勒测速仪的研制得以顺利完成，与丹麦工业展览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1973年底荷兰工业展览会展出期间，“皮革技术座谈小组”与荷兰斯塔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进行了多次技术座谈。当时中国对树脂填充问题、水乳液聚氨酯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通过这次技术座谈，“使我们对皮革经浸渍树脂处理解决表面松面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今后研究工作的开展有所帮助”。由此可见，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是促进科技人员知识及技能交流、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渠道。

　　通过总结和分析1953—1986年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的整体特点以及展品的类别特征，表明展览促进了国家间的贸易和经济交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了工业知识，并促进了专业人员间的技术交流。目前，这些工业展览会的经济史、科技史和外交史意义尚未得到学界重视，工业展览会对经济发展和技术升级的影响尚未得到深入诠释。如工业展览会如何帮助中国引进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助力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工业展览会上展出的工业设备和科学仪器在展览后对相关领域科技和产业产生怎样的推动作用；它们如何促进国内外科技资源的流动与融合；等等。近年来科技外交成为中国当代科技史研究的一个活跃领域。始于1953年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展出了种类繁多且性能先进的工业设备、技术产品和科学仪器，以多种方式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跨国交流，也应看作科技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工业展览会相关的很多问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刘年凯，理学博士，副教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