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变幻　曲折前行的二十年

外语教育均衡调控期(1959-1966)

　　1958年,俄语教育开始强调要为政治服务,教育内容上增强了政治性和实用性内容,所编教材政治材料占主导地位,而且学生开始半工半读。1961年,教育界开始总结经验和教训,公布了“高教六十条”和“普教五十条”两个文件,针对高校的外语教学则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外语课程设置问题的意见》。《意见》对大学和中学的外语教育衔接提出了要求,由于当时中学设置的外语课一般是俄语或英语,因此,此时的俄语教育还具有一定的规模。据统计,1964年,在中学学习外语的人数中,学习俄语者仍占到总人数的67%,高等院校外语专业中,俄语学习者则占到46%,英语和其他外语学习者总共占54%。

　　为了进一步改变外语教育的现状,满足社会对各语种的需求,1964年,《外语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发展外语教育的四条方针:一是专业外语教育与共同外语教育并重;二是学校外语教育和业余外语教育并举;三是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大力调整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开设外语课的语种比例;四是在大力发展数量、调整语种比例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保证质量。为贯彻执行这一规划,次年,高教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高等外语院系的教学改革问题,对外语教育的培养目标、学制、教学原则和教学内容等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会议再次强调了外语教育的重要性,总结了建国以来外语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纲要》颁布和座谈会后,外语教育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根据1966年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全国高等外语院系共78所,开设外语42种,几乎所有院系都开设俄语,但此时开设英语的院校已有74所,开设法语的院校有16所,开设日语的院校有14所,开设西班牙语的院校有13所,开设德语的院校有12所,开设其他一些语种的院校各为1到10所,外语教育有了一个初步的合理设置。

俄语教育沉寂期(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是从文教战线开始的,文教领域中外语教育受到了特有的批判,经过前几年调整规划的外语教育刚刚取得了一些成绩,就逐渐进入了全封闭状态。许多俄语学人在这段时期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大量学有专长的俄语教师纷纷被迫改行,俄语教育走向沉寂。

　　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和北京一些大学的师生座谈中说,“反修不能把俄语也反掉了”,并想尽一切办法减少外语教育的损失,保护外语人才。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以恢复,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外语人才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一些外语院系相继恢复招生或增设新的语种,俄语教育也有所恢复。但此时的俄语教育规模已远不能和50年代相比,全国不足1千人学习俄语,而且所学内容具有特定的政治色彩,并随时遭受来自“四人帮”的破坏。

　　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外语教育虽然没有被完全取消,但包括俄语教育在内的整个外语教育所遭遇的破坏是灾难性的。“文革”十年,俄语教育也可以说沉寂了十年。但十年中,仍有许多俄语学人默默地坚守着俄语,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才有了后来俄语教育快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

俄语教育调整过渡期(1976-1979)

　　1977年,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主动抓科学和教育工作,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重要讲话。其中涉及到教育体系恢复与重建等重大问题。

　　1978年,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外语教育如何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做贡献的问题。会议总结建国以来办外语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加强外语教育、提高外语教育水平的办法和措施,并就外语师资队伍建设、教材编写、电化教学等方面的规划进行了初步讨论。这次座谈会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也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分界年。建国初“一边倒”的俄语教育政策让其他外语语种的教学在困境中艰难生存,发展缓慢。加上“文革”十年的影响,外语教育面临着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但随着1978年底改革开放的春风,外语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复苏。经历过曲折起伏的俄语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理性恢复和发展期。

改革开放理性发展的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