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6—1965年是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开创与初步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科学技术情报被列为国家重要科技任务，推动了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创立。党和政府在科技情报政策制定、系统构建、业务建设、交流合作等方面展开了探索，使科技情报事业有序步入正轨。60年代初，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国家对科技情报事业进行了调整，加快自力更生的进程，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第三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总结前期经验并提出了更高要求，促进了科技情报事业发展。1956—1965年，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为缩小我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科技发展

　　《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指出：“科学的继承性，要求进行任何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掌握有关的资料和情报”。科技情报事业是以推动、促进科技情报传播和提高科技情报利用能力为宗旨的社会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国家情报系统、制定情报事业和情报管理的政策、培养情报人才、推行情报传播利用的先进技术手段、开展国内外合作交流。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科技基础薄弱的严峻现实，如何开创和发展科技情报事业，建立系统化科技情报体系以支撑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自1956年“十二年科技规划”实施并建立首个国家科技情报机构——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至1965年全国科技情报工作系统初步建成，可视为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开创与初步发展阶段。目前，学界围绕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在理论阐释、工作路径与发展经验等方面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对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初创时期的分析研究仍显不足。鉴于此，本文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1956—1965年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开创与初步发展进行分析，以期为深化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有益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即着手发展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为国家建设服务。但我国科技基础薄弱，1949年全国仅存有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30多个，专职科研人员600余人，且几乎没有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科技发展面临着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项目推进困难等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引进、翻译和学习国外先进科技成果成为加速中国科技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但由于我国缺乏较为成熟完善的科技情报体系，相关部门难以及时、系统掌握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动态和成果，这直接影响了科研工作的开展，进而制约了国家建设进程。为满足国家对科技情报的迫切需求，1952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开始进行科技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并在随后三年内编制了《苏联科学期刊论文索引》《自然科学期刊论文索引》等文献检索工具。1956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成立了“参考组”开展咨询服务工作。然而，这些尝试性工作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科技情报体系。

　　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号召全国“向现代科学进军”，并强调，党中央要求尽快确定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启了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即“十二年科技规划”的编制工作。在这一科技规划编制之初，周恩来就从战略高度对科技情报机构的建设给予高度重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参与编制工作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科技情报资料工作。同时，苏联来华协助我国制定科技规划的专家潘诺夫教授就科技情报工作提出：“片面的材料，不大可靠，必须全面掌握材料。一个单位的小的情报机构往往是做不到的。”可见，建立综合专业的情报机构对于全面和系统地掌握科技情报是十分必要的。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特别指明要“进一步地密切国际间科学研究工作的联系和合作，收集和交换国内外科学和技术的资料”。显然，国家战略层面和专业技术领域关于我国科技情报事业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持续深化，且已将建立科技情报事业提上议程。

　　历经半年多的深入讨论与多轮修订，“十二年科技规划”编制完成，同时也拉开了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建设发展的序幕。“科学技术情报”被列为“十二年科技规划”中第57项重要的科学技术任务，定位为“发展整个科学技术重要条件之一”。“十二年科技规划”明确提出：“情报工作的任务主要是迅速建立机构，培养情报工作的专家，全面地和及时地搜集、研究和报导国内外，特别是科学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和新的成就，使全国科学工作能及时地了解这些发展与成就。具体办法是：筹建专门机构，组织力量，从事摘录全世界科学技术期刊上的论文，用快报和文摘的形式编印出版。”第57项任务说明书进一步强调了科技情报作为科技发展基础性支撑的价值意义：“如果没有有效的科学技术情报的服务，全国科学技术界就很难及时掌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以求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56年10月，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的科技情报事业有了专门的机构来推动发展。党和政府在科技情报政策制定、机构构建、业务建设及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展开了探索，推动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顺利起步。

　　（一）制定科技情报工作方案

　　制定全国性科技情报工作方案以确保工作有序推进是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1958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与科学家们共同提出的《关于开展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方案》。这一方案作为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首个法令性文件，对科技情报任务和系统建设等方面做了规定和部署，为刚起步的科技情报事业确立了具体目标任务，在其指引下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呈现出积极的发展势头。

　　1958年11月，第一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武衡在会议讲话中指出了科技情报工作的重要意义，强调不仅生产和科研部门迫切需要国内外科技情报、资料，各级党政和经济部门领导也需要及时了解科技情报以便于制定决策，还指出了当时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不足。为实现“争取在一九六二年完成十二年科学规划，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目标，会议确定科技情报工作要为生产和科学研究服务，做到“广、快、精、准”，力求树立“送上门去”的工作作风，强调要建立全国科技情报网、搜集和整理科学技术情报资料、培养科技情报工作干部、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科技情报工作等。

　　（二）建立科技情报机构

　　国家高度重视科技情报系统对发展科技情报事业的重要作用。“十二年科技规划”中第57项任务指明要“筹建专门机构”。据此，我国陆续建立起包括全国、专业和区域中心在内的综合性与专业性科技情报机构，即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经扩大和加强后改称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作为全国的科技情报中心；各经济部门及农业、医学部门的科技情报机构也相应通过扩大和加强成为各专业的科技情报中心；在天津、上海、沈阳、西安、武汉、成都、广州7个城市建立地区的科技情报分中心，初步构建起了区域联通和部门协同的科技情报机构。

　　科技情报队伍作为科技情报工作的中坚力量，其建设也得到了国家重视。在正规情报教育方面，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创办了科技情报大学，下设科技情报系等。翌年，科技情报大学并入中国科技大学，改称情报学系，学生需学习科技专业基础知识和外语及有关情报学的专业课程，为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在短期培训方面，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先后举办了多期全国科技情报干部训练班、文献服务培训班等。科技情报培训班用时短、见效快、针对性强，对培训干部起了重要作用。正规教育和在职短期训练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提升了科技情报队伍整体水平。

　　我国科技情报业务早期以开展文献服务为主，当时的科技情报工作者常被称为文献工作者，业务主要集中于手工采集文献、编译原始文献或形成二次文献等文献服务。以中国科学院系统为例，院属出版委员会及各专业学会负责编辑出版综合科技期刊和专业学报。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1956年出版了《科学新闻》《机械制造文摘》《科技快报》，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其他刊物也时常刊发译介国外先进科技研究的文章。截至1958年11月，全国各情报机构已经编辑出版科技情报刊物457种，翻译了许多介绍国外科技成就的文献与快报。如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译了国外的科技文献，及时传递了前沿科技发展动态。

　　1956年1月，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科技界对借助科技情报资料了解学习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产生了大量需求，从而使外文书刊的订购量猛增。为此，国务院批准中科院可直接从国外订购书刊，并在莫斯科、柏林、伦敦等地设立采购点。1957年我国仅购买资本主义国家书刊所支出的外汇即为150万英镑，数额超过日本、印度、苏联的进口额。1959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将预订购、交换的国内外期刊7308种编成目录，极大地便利了科研人员查阅参考。

　　我国科技情报工作不仅依托专职机构开展业务，还积极贯彻群众路线，创造了集中展示型、基层交流型、媒介传播型、上门下乡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情报交流传递形式。主要包括：通过展览会、庙会、交流会等途径，集中展示科技成就；在基层单位张贴墙报、英雄榜等激发群众参与热情，促进科技情报交流和获取线索；利用报纸、广播等渠道传播先进经验，扩大科技情报的覆盖范围，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作为科技情报创造者和传播者的作用；科技情报机构采用“送货上门”“背篓下乡”等方式，为工农业生产提供科技情报。这些交流形式增强了基层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科技情报意识，为科技情报工作的深入开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四）开展科技情报国际交流与合作

　　为大力发展科技情报事业，我国在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前提下，主动开展科技情报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我国科技交流合作的对象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其中，中国与苏联之间科技交流合作规模大、内容广、影响深。1954年10月，两国共同成立了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在其推动下，双方科技交流较为频繁，苏联向我国提供了多项先进科技成果的资料。1958年1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协定》，在协定所涵盖的122项科学技术项目中就包含了科技情报。这一协定的签署拓宽了我国科技情报领域交流合作的渠道。1959年10月，中苏两国已有48对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的合作顺利展开。除与苏联建立情报交流外，中共中央组织部还选派中国科学院和各产业部门优秀人才赴我国驻外使馆担任科技参赞或专员以充实和加强科技情报队伍。此外，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也积极与国外研究机构展开联络，不断引进各类科技情报资料。截至1959年，在资料搜集方面，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已同43个国家643个单位建立了联系，为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对外交流合作广辟道路。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科技情报事业迎来重要调整期。一方面，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自1959年末开始，苏联逐步收紧对华先进技术输出，且各方面的限制愈演愈烈，进而导致我国许多科研机构陷入运转困难的局面，这就要求我国在科技发展上摆脱依赖思想、加快自力更生的进程。另一方面，我国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确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下简称“八字方针”）。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加快发展科技以“努力解决农业、工业生产中的科学技术问题”。面对内外双重压力，我国科技情报事业亟待调整，既要为突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技术封锁提供情报支持，又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升服务效能，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科技发展的需要。

　　（一）科技情报方针政策调整

　　基于当时国内的严峻形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对全国科技情报工作整顿、调整的要求是：集中力量，形成中心，形成拳头，广辟来源，加强管理，搞好服务。国外科技情报对我国科研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国在尖端科技外援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大力开展科技情报工作，在国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情报上多花气力，使我国的科技发展在充分利用国际科技成就的基础上推进。1960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就国内科技问题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科学技术情报工作”，“大力开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情报工作”。1961年1月，聂荣臻在《关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科学技术工作安排的汇报提纲》中再次强调：“加强国外科学技术情报工作（要见缝就钻，无孔不入）”。

　　1961年1月，国家科委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因应当时国内外形势对全国科技情报工作进行调整、规划。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通知（草案）》，并本着“全面规划、加强协调、整顿队伍、培养干部”的指导思想，制定了《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科学技术情报工作规划（草案）》，这是“中国科技情报工作历史上第一次专门制定的情报工作规划”，对当时全国科技情报工作的开展发挥了指导作用。

　　（二）科技情报机构队伍调整

　　第二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指出，“科学技术情报部门是科学战线上的尖兵，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经济部门和科学技术部门掌握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动向，探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决定方针政策，领导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前进的参谋”，“各级情报机构必需及时向领导机关反映情况，做好领导机关的耳目”。为保障科技情报机构高效运转，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情报机构依照相关要求，开始整合重复机构、保留专业中心机构。国家科委把下属的科技情报局与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并，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措施，既精简了机构，又强化了对全国科技情报事业的领导。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各地区的专业情报机构在精简中加强了服务工作。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沈阳、西安、成都形成了7个大区情报所，在文献资料和人员、设备方面，得到了相对的集中。1961年7月，国务院决定对地方科研机构进行调整，在调整中，地方科研机构和地方科技行政机构得到进一步精简、充实和加强。我国逐渐形成了涵盖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和32个专业部门科技情报研究所，29个省（区、市）科技情报研究所以及200多个市（地）科技情报研究所和一些县级科技情报机构，大量的工矿企业、研究设计院（所）、大专院校的情报资料部门，以及各种科技情报网组成的全国科技情报工作系统。此番调整优化了科技情报机构，使全国科技情报工作由规模扩张转向了内涵发展。

　　虽然科技情报机构在调整后更为精干，但队伍人员的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仍需进一步提高。如我国翻译队伍掌握的语种不全，常用语种中仅俄语翻译力量能够基本满足实际需求，小语种的翻译人才基本上还是“空白”。同时，多数干部不懂科学技术专业，情报资料的专业干部就更少，这也导致情报资料的整理和报道工作经常处于紊乱状态。为改善这种状况，国家计划在两年内加紧培养翻译人才、各种科学技术专业以及情报专业的干部，少数的要“精”，多数的要“博”。要求专业干部能懂一种或两种外文，外文干部也能粗通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有条件的专业和地方科技情报机构在举办短期培训班轮训在职干部的同时，还委托外国语学校和高校代为培养，所有干部都要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努力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这一人才培养要求既反映了当时我国科技情报事业调整的紧迫性，也体现出国家在科技情报人才培养方面的全局性思考。

　　（三）科技情报业务工作转型

　　这一时期，我国的科技情报业务工作经历了一次重要转型，从专注资料搜集转变为兼顾搜集、组织整理与研究利用的全面发展模式，确保高价值情报的有效传递。

　　科技情报工作开展初期，我国某些科技情报机构或干部，“认为图书、资料多多益善，不管是否切合需要”，不重视科技情报资料的后续整理研究，导致资料积压，不能充分利用。1960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建立了重庆分所，承担全国工程技术检索类期刊及翻译外文情报文献的编译出版工作，并“储存过期的期刊，复份的书刊资料”。为提高对科技情报的利用程度，1961年10月，中国国外科技文献编译委员会成立，负责制订全国国外科技文献翻译的方针任务、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翻译工作的规章制度，组织协调全国国外科技文献翻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中国国外科技文献编译委员会工作成效显著，至1962年，共出版整本翻译外文期刊30种，选译期刊120种，翻译科技文献2万余篇、外国专利文献4万余篇，并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2万余人的业余翻译队伍，有效提升了我国科技情报的翻译和整理能力。此外，我国科技情报机构还积极寻求同各国在科技情报领域开展对话。如1961年3月，我国组织代表团赴布拉格参加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央科技情报机构代表会议，讨论了科技和经济情报合作等问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对我国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合作所取得的科技情报资料进行了详细整理，于1962年编印了1957—1960年科学技术合作资料目录（共10册），1963年编印了《科学技术合作资料文摘（1961—1963）》第11册，在编辑方法上由目录形式改为资料文摘。

　　在调整中，科技情报事业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有关部门制定了适应当时情况的方针政策、整合了机构队伍、改进了业务工作模式，优化了全国科技情报系统的规划水平、建设质量和整体布局，也提高了科技情报资料搜集、研究和传递的科学性与实效性，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情报支持。

　　随着“八字方针”的逐步实施和科技政策的调整，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形势向好，“十二年科技规划”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63年1月，周恩来指出：“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2月，国家科委召开第三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总结了前期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提出要全面系统地收集、掌握和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关的先进科学技术文献资料，还要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设备，逐步实现情报工作的自动化和机械化。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该报告强调“加强国外科学技术调查研究和情报资料工作”。至1965年，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稳中有进。

　　（一）优化各级情报机构和情报网建设

　　明确各级情报机构的职能定位和任务分工是建设全国科技情报体系的重点工作之一。为此，第三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各专业部（局）科学技术情报机构的性质和任务》《地区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性质和任务》等文件，并讨论了各种类型情报机构的性质与任务、专业与综合情报机构的分工等问题。科技情报机构主要分为中央、地方两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是全国的综合情报中心。中央综合和中央专业情报机构应广泛搜集国外情报资料。地方情报机构主要负责国内情报资料的搜集工作，为本地区国民经济服务。截至1965年，我国在26个专业部和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科技情报研究所，专职情报人员超过8000名。此后，中央与地方、综合与专业情报机构相辅相成形成全国一盘棋。

　　情报网作为一种情报交流组织，具有交流、攻关和调研的辅助作用。20世纪60年代，化学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等部门情报所相继建立了各自的情报网。各级各类情报网也陆续建成，有全国性的专业情报网，如全国紧固件专业情报网、机电腐蚀与防护专业技术情报网等；也有地区性的专业情报网，如天津地区造船系统技术情报网、湖北地区冶金部黑色冶金工业科技情报网等；还有跨部门的地区协作网，如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由冶金、化工、煤炭等单位共同组成的设计情报协作组。

　　（二）畅通科技情报搜集与交流渠道

　　针对当时国内科技情报搜集和交流不畅等情况，我国各级科技情报机构在坚持严守国家机密的基础上，不断疏通国内情报搜集与交流渠道，根据《科学技术交流与保密条例（草案）》对各地区各单位的交流方法进行总结并形成制度。同时，为推动国内科技成果登记工作，国家科委制定了《关于上报和登记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全面落实成果上报和登记工作。此后，科研成果大多都得到了有效管理与充分利用，有关科技情报的学术成果也纷纷涌现。如《科技情报工作》发表了大量有关文摘、机器翻译、情报研究工作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还特设定题服务，围绕国家重点任务，根据国内机构和用户所需搜集文献。1965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收藏有各国特种文献40多万册，国外科技期刊累计1.1万种，国内重大科研成果报告1.1万多项，已形成包括特种文献、期刊、专利、标准、产品样本和非公开出版的国内外科技文献资料的全国文献中心，成为科技情报成果交流的重要平台。

　　为加强国际科技情报搜集与交流，1964年，中共中央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六六——一九七〇）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中指出要“腾出较多的外汇，增加新技术的进口”。1966年，中国用于进口书刊资料的外汇达290余万美元。另外，我国也通过参加和举办国际学术活动不断拓宽获取国外科技情报的渠道。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专门编印了《国际科学技术会议和国际展览会日程表》，为各部门进行情报搜集交流提供了前沿信息。1964年8月，新中国召开了首次国际学术会议即北京科学讨论会，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名科学家与会，会议共收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方面论文299篇，与会者交流了科学研究成果和经验，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国际学术研讨会加强了我国与国际科技界的联系，推动了我国科技情报资料和科技发展经验的积累与应用。

　　整理和检索是化资料为情报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中国国外科技文献编译委员会在形成系列科技情报刊物、构建检索刊物体系方面发挥了指导作用。此后，我国各级科技情报机构检索刊物能力有了较大发展，但尚不具备全国通用的检索手段，影响了对科技文献的高效利用。为此，1963年6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国国外科技文献编译委员会会议提出，要建立学科齐全的中国科技情报检索系统，并将科技情报刊物划分为三大类八小类，建议科技情报刊物的检索方法以国际十进分类法为主，以标题法为辅，起草了《关于科学技术情报检索类出版物采用方法的建议》，并于12月由国家科委批准执行。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还编写了有关国际十进分类法的讲义作为训练班的试用教材。

　　1964年7月，中国国外科技文献编译委员会召开第三次编委会，会议提出科技情报刊物按性质与作用分为检索、译报、研究三大类，按出版物的目的、选题范围及出版形式又分为期刊、专辑、图书三类，还提出了《中国科学技术文献编译委员会组织条例》。同年，经其协调出版的科技情报刊物共290种，其中检索类140种、译报类128种、研究类12种、中译外文摘10种，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4%。

　　（四）推动科技情报工作现代化

　　科技情报工作现代化主要是将现代化技术应用于情报贮存、加工、检索、翻译以及传递等方面。推动科技情报工作现代化可有效提升情报的搜集和研究水平。第三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提出要“采用国际上已有的先进技术、先进经验和新设备，把我国情报工作武装起来”。会上讨论了《全国科学技术情报工作十年发展规划（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新型复制设备试剂、情报检索机械化、机器翻译等研究被列入其中。随后，钱学森也撰文阐释情报资料管理、检索系统、复制技术等理念，为我国正确把握科技情报和尖端技术发展趋势提供了重要参考。1963年，复印方法和设备研究被列为国家规划项目。1965年底，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成功研制出氧化锌静电复印纸和液体显影剂、硒静电复印用的硒版和硒鼓。在情报检索与机器翻译领域，1964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引进了法国布尔计算机，并协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语言研究所等9个单位开始进行有关机器翻译问题的研究。这一系列探索有效解决了当时科技情报处理和传播的技术问题，推动我国科技情报事业逐步迈入现代化发展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的发展历程。在1956—1965年的开创与初步发展中，党和政府领导科技工作者逐步走出了一条立足中国国情、以需求为导向、服务于国家战略的科技情报发展道路，为中国现代科技情报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阶段，我国初步构建起多层级、跨部门的科技情报机构网络，专业化科技情报人才队伍日渐壮大，形成了以文献资料搜集研究、科技成果动态报道、科技信息编译出版和专业情报咨询等业务为主的规范化情报服务模式，在科技政策制定、科技项目攻关、技术设备引进、计划规划编制等多个方面深度嵌入国家建设，在生产和科研、国防和三线建设中切实发挥了科技情报“耳目”“尖兵”“参谋”的战略功能。尤为重要的是，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于实践中开拓的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结合、开源情报与机密信息统一、战略定力与敏捷响应协同的特色范式，体现出国家主导、专业统筹、群众参与的鲜明特点。这些探索不仅支撑了“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更为改革开放后科技情报向竞争情报、战略情报转型提供了经验智慧。可以说，1956—1965年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开创与初步发展是自力更生精神的时代注解，既缩小了我国在科技情报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