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与1956—1967年科学规划工作再认识

　　1956年，为实现向现代科学进军（《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的目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领导了1956—1967年科学规划工作[以下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是包括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全面的科学规划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经常将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和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并提。改革开放以后，大多数党史、国史论著提及十二年科学规划时大多是指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和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制订工作虽然同时进行，但是由于各自的执行情况以及影响大为不同，以致很多人只知有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而不知有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关于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情况，可参见储著武：《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周恩来与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科学技术规划方面（相关成果如武衡：《周恩来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关怀和指导》，《不尽的思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杨文利等：《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实施及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等等。），却较少关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面。要梳理周恩来与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的情况，必须注意当时中国正处于计划科学勃兴的时代以及在统一的科学领导体制之下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存在差异。近年来，随着《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4—13册的出版及部分档案文献的发现，为我们继续研究周恩来与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提供了可能。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拟对周恩来与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的问题再做讨论，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建立起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相统一的科学领导体制（龚育之：《党史札记》2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76页。）。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明确指出，新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就是计划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从1953年起，中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这就要求科学工作也要按计划办事。为此，中国科学院率先在本院开展计划研究工作。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党组认识到必须“制订确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计划”（《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以加强全国科学研究的计划性。1955年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页。）很快，这一方针成为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指导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要求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着手制订全国科学研究计划。

　　周恩来作为政务院（1954年9月改称国务院）总理，着力推动全国科学研究的计划工作。1951年3月5日，由周恩来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中国科学院要肩负“计划与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的职责。（《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指示》，《科学通报》1951年第11期。）1953年2—5月，经政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派出访苏代表团前往苏联学习先进的科学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科学——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报告汇刊》，中国科学院1954年编印，第1页。）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在吸收苏联先进科学经验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目前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建议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综合审查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1954年1月28日，政务院举行第204次政务会议。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3月26日。）郭沫若的报告与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内容几乎一致，只是在个别措辞上有些差异。针对郭沫若在报告中提出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综合审查全国科学研究计划、改善领导机构和领导方法的建议，周恩来表示：“同意报告上的意见”。（《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7页。）这说明，在周恩来以及相关部门的努力下，中国科学研究的计划工作正逐步推进。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做出批示，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审查科学院、生产部门及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的计划”。（《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这就从体制层面解决了中国科学规划由谁来负责的问题。1955年6月7日，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指出：“苏联是榜样，我们应当向它学习，学习它的……科学水平和先进经验。苏联的经验是系统的、成套的”。（《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编印，第167页。）而苏联科学的先进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计划性。

　　1955年下半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我国对于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需求非常迫切。然而，这时我国在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同时，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也较为突出，科学技术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因此，知识分子与科学技术问题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因素。对此，周恩来敏锐地提出必须尽快解决知识分子问题。11月14日，周恩来建议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报告的重点之一，希望政协要细心了解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7页。）11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反映的民主党派认为我们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工作做得不够的六个方面问题，并建议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54页。）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开会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然后再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0页。）这次会议还决定于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并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21页。）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带领十人领导小组投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花费了大量精力对中国科技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了解中国科技发展的情况，这为他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提出制订科学规划奠定了基础。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并指出“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党中央要求：在今年四月底以前，必须确定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1页。）在闭幕会上，周恩来再次提出了关于科学研究规划的问题：“科学研究规划，高级知识分子（民族高级知识分子在内）培养规划，普通教育规划，卫生事业规划，文化事业规划，综合起来则有十二年科学文教工作的规划，这都是最初的草案，还须经过认真的研究，并且希望得到各地回去后在一个月内提出新的意见，然后准备在三四月内订出初步规划提请中央讨论，并争取在今年上半年内开始实施。其中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加强科学院的领导和工作，迅速实施切实可行的扩大教育计划”。（《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5—56页。）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周恩来作为新中国首任总理，积极推动了计划科学在中国的落实。

　　二

　　1955年10月，国务院科学研究计划工作小组提出了编制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报告。中国科学院亦决定从10月起，“开始编制中科院第一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科技发展远景计划（即‘十五年科学远景规划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页。）并按照国务院要求为制订全国科学规划做前期准备工作。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对科学规划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1月25日，周恩来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再次重申科学规划的重要性。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必须制订科学发展的全面规划，加强和扩大科学研究机构，大量培养科学研究人材，为发展科学事业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周恩来：《政治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1月31日。）1月31日上午，国务院召开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动员大会，宣布成立以范长江为组长的十人科学规划小组，（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周恩来虽未亲自到会，但很多重要决定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做出并付诸实施的。自1956年2月起，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迅速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实际上是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的直接领导者，其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提出科学规划指导思想

　　十二年科学规划究竟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周恩来对此有过多次阐述。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强调，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这个远景计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政治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1月31日。）

　　2月24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提出：“根据中央提出的争取最急需的科学部门在12年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方针，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各有关部门拟出关于各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和科学研究部门的培养专家的数量和质量的全面规划”，并要求在规划中照顾科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的合理比例、大力培养社会科学部门和哲学部门的专家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二）解决科学规划体制问题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要尽快完成科学规划制订工作，因此从客观上要求有一个专门机构来负责，以求快速、高效地完成规划制订任务。为此，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提议，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决定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领导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人民日报》1956年3月15日。）

　　1956年2月17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范长江就科学规划委员会名单和领导核心问题向周恩来提交了请示报告。20日，周恩来对报告做了修改，提议“科学规划委员会设正、副秘书长，人选与党内自然科学规划十人小组相适应，便于掌握和进行具体工作”。（《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129页。）2月2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名单和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副主任、正副秘书长名单。23日，周恩来将上述名单报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请批准。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决定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张劲夫任秘书长。（《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1、552页。）此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始着手编制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

　　10月29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联名向周恩来并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全面阐述了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的编制情况，强调要继续保留科学规划委员会，并提出了领导机构的人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28—435页。）11月15日，周恩来就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报告致信邓小平：这个报告，“我意可以原则批准，以便按照他们提出的程序进行讨论和审议，最后再提交中央批准”。随信还附了报告和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名单。19日，邓小平批道：“拟同意总理批语，同意党组名单”。（《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8页。）虽然《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没有涉及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情况，中共中央转发的报告以及附录材料中也没有附上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得以保留，对后来中国科学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加强科学院领导力量开展科学规划工作

　　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1956年3月初，为充实和加强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调张劲夫、裴丽生等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张劲夫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裴丽生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参见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张劲夫等人到任后，马上投入到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的工作中。据张劲夫回忆：“一上班，我就去找周总理。我说我到科学院是中央定的，我只好服从。可是我不懂，怎么工作啊？他说：‘你去，首先抓好科学规划工作！向科学进军怎么进，制订个远景规划。现在已经有几百位科学家在搞，范长江同志在那里负责组织。现在调你去，主要你去负责。国务院成立一个科学规划委员会，由富春同志当主任（富春同志是负责计委工作的），你去当秘书长。你先把规划搞出来，搞出一个规划纲要，搞出一个文件’”。（《张劲夫文选》上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

　　（四）解决科学规划方针问题

　　1956年4月，国务院召开制订十二年科技规划专门会议，对制订规划的意义、方针、基本内容和要求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研究。周恩来在听取规划工作汇报时指出：“要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瞄准当时的新兴科学、新兴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同时又根据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力有限的客观实际，“要求‘重点发展’，避免力量分散，拖延时日”。（《周恩来传》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4页。）据武衡回忆：

　　在规划的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听过多次汇报。在一次汇报会上，我们向他介绍了规划中遇到的问题和我们的意见。当汇报到“任务带学科”这一口号时，周总理听后迟疑了一下，然后说，那些“任务”带不动的“学科”怎么办？是不是还应该补充一项发展科学的学科规划？这是远景规划所必须的。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指示，规划增加了“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一项任务，其中包括数学、力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学、地学等基础科学的研究项目和相应措施。不久，即根据这一项“任务”制订出详尽的学科规划。（武衡：《充实而有意义的三年（下）——制订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中国科学院院刊》1991年第3期。）

　　随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制订完成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共包括57项任务、616个中心问题，还对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人才的使用方针、培养干部的大体计划和分配比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的原则等做出了一般性规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41—442页。）

　　（五）积极争取苏联科学家对规划工作的支持

　　中国首次编制全国科学规划，最大的问题是经验不足。为此，周恩来多次请苏联对中国制订科学规划给予支持。如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为了使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并且使某些重要的学科尽快地接近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水平，我们科学家正在积极进行拟制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长期规划的工作”，我国科学家“希望苏联科学家在这个工作中给予他们直接的帮助”。（《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7—548页。）3月22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通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同意派出16位学者来中国。（《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页。）这些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以后，与中国科学家一起完成了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的制订工作。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虽然较少直接发表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意见，但实际上，周恩来不仅与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有过很多交流与交往，而且积极支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其中，周恩来支持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关于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于光远曾回忆道：“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编制1956—1967十二年自然科学远景发展规划……我认为应该同时制定1956—1967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在一次周总理主持的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建议。周总理立即同意，要我抓这项工作”。（于光远：《周扬和我》，王蒙等：《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161页。）然而，在关于周恩来的重要文献记载中（包括年谱、选集、传记等）直接提到他与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材料比较少。就笔者目前所见仅有两条：

　　一是1956年2月20日，周恩来在对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范长江关于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和领导核心问题的报告的修改中提到“社会科学规划九人小组周扬”。（《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页。）

　　二是1956年3月12日，周恩来听取全国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长期规划工作的汇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页。）

　　在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期间，周恩来多次听取工作汇报。在目前公开的文献中，涉及周恩来听取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工作汇报的材料很多，但涉及听取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汇报的材料仅见于《周恩来年谱》上卷中1956年3月12日这一条。近几年，笔者致力于研究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发现了一份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给周扬并中宣部的报告——《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工作的报告》，标示时间为1956年3月12日。据此推断，这份报告应为周恩来听取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汇报的材料。在报告中，潘梓年指出：“从整个工作情况来看，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进展是比较慢的。原定上交初稿的日期，已经一再推迟，工作质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潘梓年：《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工作的报告》，1956年3月12日。）为加快开展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潘梓年在报告中提出了4条改进措施，分别是：

　　（1）加强领导。通过十三人小组（这里所说的“十三人小组”，是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组成人员。）要求各学科规划工作的负责人经常抓紧领导并负责到底，保证按期完成规划的任务。鉴于十三人小组负责日常工作有困难，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包括中宣部科学处和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及有关学科的党员负责干部的规划核心小组，负责日常工作。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为于光远、林涧青、林自力、何其芳、尹达、狄超白、李光灿、刘桂五、刘大年和潘梓年。

　　（2）确定今后的步骤。凡初稿未完成的，限期提出初稿。已经有初稿的，一般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来讨论修改。1、以科学院研究所为中心制订规划的学科（哲学、经济、历史、考古、语言、文学）要求召开包括有学部委员、学术委员参加的专家会议，对规划初稿切实地加以讨论、审查。科学院没有研究所，由各有关单位负责制订规划的学科（法学、教育、民族、艺术史、科学史），可由各单位负责召集有关专家对规划初稿进行讨论审查。会议时间，长短不拘，讨论后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初稿。与此同时，有需要的各学科，可以将初稿发至全国有关单位及个人广泛征求意见。2、将修改后的初稿送交十三人小组讨论审查。3、十三人小组审核后，各学科规划草案起草人及高教部、教育部、文化部等各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共同平衡规划，确定各种指标，解决规划中建立机构、培养干部等措施中的各项重要问题。只有经过这一步，我们的计划才是可以行动的计划，而不是一个单从需要来考虑的计划。这个工作必须抓紧在此时进行，再往后延是不利的。4、由少数人将各方面所提的修改意见加以综合、整理、研究，最后修改定稿。以上四个步骤各学科可灵活掌握，根据草案修订工作进展情况及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大小，可以作适当的增减。但是举行专家会议，广泛吸收意见和举行各部门负责干部参加的平衡会议，对修改草案是必不可少的。无论从增加计划的科学性和发扬科学民主两方面来考虑，都应经过上述的一定的步骤。

　　（3）每个学科要确定专人负责，根据实际需要来集中和分散。现在已提出的哲学、经济、历史、考古、语言、文学等学科的集中的专家的名单共三十九人。这个名单中的集中的人，也就是各学科负责的专人。至于是否都要集中到旅馆里去，可以分别不同情况来确定。但不论工作场所在什么地方，集中一定人力摆脱其它工作来专职制订规划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各学科集中的时间不强求一律。由办公室和各学科规划负责人分别商量安排。

　　（4）规定工作进度。三月十日至二十五日完成专家讨论和修改初稿的工作，发至外地征求意见的稿子，要在四月二十日以前收回。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五日完成第二项，四月五日至四月二十日以前完成第三项，四月底以前完成第四项。此外，目前已需要开始考虑如何把各门学科的规划加以综合分析，提出一个全面的、包括项目、指标、措施的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的问题。此事我们已指定人去研究。等有了具体意见再上报。估计这个工作要在五月份去完成。（潘梓年：《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工作的报告》，1956年3月12日。）

　　至于周恩来听取汇报之后做何指示，不得而知。但是，这次汇报后，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进展较快。到1956年4月底，哲学社会科学大部分学科拟订出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为最终拟订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初稿奠定了基础。5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所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会。（《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80页。）当晚，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们。周恩来同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一一亲切握手，并勉励科学家们要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酒会   招待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人民日报》1956年5月27日。）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家应邀出席了这次酒会。据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记载：“搭尹达车同赴怀仁堂听陆定一部长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后，周总理招待酒会，到会者三百人，皆参加此次制订规划者”。（葛剑雄：《谭其骧日记（珍藏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6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规划草案初稿的基础上，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汇总形成了《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6月1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主要目的是讨论《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提出修改意见。（《七百多位科学家在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热烈讨论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光明日报》1956年6月12日。）14日，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等接见了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其中，社会科学家骆耕漠、夏鼐、狄超白、刘大年、费孝通、白寿彝等应邀出席。（周秋光：《刘大年传》，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10、215页。）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与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为标志，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拟订工作初步完成。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初步完成与周恩来的关心及支持是分不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积极推动计划科学在中国的落实，亲自领导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工作，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以往学界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往往只谈及周恩来对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的贡献，却很少关注他对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作用。应该说，周恩来是新中国计划科学的积极推动者，是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的直接领导者，是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有力支持者。尽管在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过程中及其结束后有人对这项工作的科学性与重要性提出质疑，但周恩来明确表示：“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在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邀集了几百个科学家，集中他们的智慧，制出我国科学发展的初步蓝图，使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了大体的轮廓和途径，这是十分必要的”。（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日。）周恩来这种支持计划科学的态度对于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56年以来，中国政府曾多次组织制订科学技术及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在这些科学规划中，有的规划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的规划效果有限，有的规划甚至并没有执行，这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与反思。回望周恩来及其当时科学工作者制订科学规划时的“初心”，对于今天中国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既要制定好科学规划，又要贯彻落实好科学规划；同时，制订科学规划必须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科研生产力，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作者简介］储著武，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

　　［责任编辑：郑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