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造精神，毛泽东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在学术上把‘百家争鸣’作为我们的科技事业的指导方针”，“科学上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科技界由于正确地执行了“百家争鸣”方针，提倡各种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鼓励科学家加强科学实践，采取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互相取长补短，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四、造就一支“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队伍

　　科技人才是发展科技事业的决定性因素。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科技人才，认为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在1956年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光靠我们这些老大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7] (p357⁾周恩来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必须最充分地依靠这些更多地掌握人类智慧以及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在报告中，周恩来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思想，并提出了为“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与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3](p159-173)

　　中共中央通过留用与教育旧中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争取和安置归国专家和培养新一代科技人员三条途径[1](p9)，来弥补中国科技人才匮乏，加强科技队伍的建设。

　　政府对旧中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实行留用政策，在全面接收旧中国科技机构和教育机构的同时，也把原来在这些机构工作的科技人员全部包下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思想改造中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发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强调：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14]（p773）1949年夏，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在美国开展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指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国家很快制订了“积极争取华侨高级知识分子回国”的政策。1949年12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的专门事务委员会。1952年4月，教育部发出了《接济国外留学生回国旅费暂行办法》。截至1956年底，共有1805名侨居海外的科学家陆续回到了祖国。其中包括钱学森、赵忠尧、杨澄中、程开甲、黄昆、邓稼先、傅鹰、唐敖庆、曹天钦、华罗庚、吴文俊、侯祥麟、李四光、叶笃正等一大批一流的科学家。他们大都成为了我国尖端科技领域和薄弱空白学科的开拓者，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大力培养科技人才进入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成为文化教育战线头等重要的任务。1950年6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给中科院的一大任务就是培养科研人才。195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中，强调“必须大量培养、训练新的技术工人和新的技术专家”。要求在五年之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从工人队伍培育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分别约110万、30万人，通过各类学校和选派留学生，培养国家建设的高级领导骨干和大批专家。[10] (p570-571)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在对中科院党组的报告所作的长篇批示中，指出科学家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必须重视和尊敬他们，必须争取和团结一切科学家为人民服务，这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大力培养新生的科研力量，扩大科研工作队伍，是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环节。并将《报告》和《批示》同时在党内转发。毛泽东在提出“向科学进军”，果断决策发展“两弹一星”之后，更是敏锐地抓住人才这个关键环节，要求造就一支“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队伍。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发出号召：“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15] (p101-102)在年初的知识分子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的到来，日益显出科学干部、技术干部和一般文化干部的重要性，同时也日益显出我国知识分子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地不足以适应国家的需要。”“充分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并且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12年内(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而使我国建设中的很多复杂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16] (p132)

　　中国人才的培养计划除了在国内积极进行外，据统计，自1951年至1960年，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总数达14000余人。[17](p13)这批在苏联接受教育的留学生，许多也成为了中国一流的科学家。

　　1961年，经党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和中科院共同制定了被誉为是中国“科技宪法”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14条意见》，提出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聂荣臻明确了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红”的要求，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专”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求他们拿出研究成果来”。[1] (p24)《十年科学规划》把建立一支能够独立解决中国建设中科技问题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列入了规划。1962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陈毅专程赶来，分别就知识分子政策发表讲话。陈毅元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这是旨在改善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由于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运动而受到损害的关系，团结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积极性。1964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科学技术干部管理条例试行草案的报告》，并决定成立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统一负责科技干部的合理配备使用和培养计划。

　　五、新中国科技发展进步的成果

　　新中国统一的人民政权是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政治前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握国情，瞄准当时世界科技的最新发展动向，提出了正确的科技发展战略，把国家发展急需的、人民生活攸关的和国防安全相关的科技放在突出位置，使中国大大地强化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维护国家安全所需要的科技实力，终于让科学之树开始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1.科技人才队伍壮大，迅速建立起相对完备的现代科技体系。截止到1965年，全国科技人员已达245.8万人，其中有研究生学历的1.6万人，大学毕业学历的113万人。专门科研机构1714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人员达到12万人，[1](p37)分布各行各业，各个门类,完成了科技布局，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2.科研水平大幅度提升，科技实力显著增强。我国科技工作者瞄准世界科学前沿，相继在多复变函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反西格玛负超子、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接近或达到了同时代的国际先进水平。

　　3.攻克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尖端技术，保证了国家安全，同时还带动了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两弹一星”的突破，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使我国在火箭和核技术、喷气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举跨入世界军事科技大国的行列，大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防实力。邓小平曾评价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p279)并且，通过原子弹、导弹等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以“任务带学科”，我国的科技人员紧紧跟踪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吸收世界最优秀的科技成果，带动了信息工程、系统工程、遥测、遥感、遥控、复合材料、精密加工、自动控制、仿真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和力学、电子学、光学、声学、空气动力学、水动力学等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完善了现代科技体系，提升了科技水平。

　　5.科技的进步，推动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方面，研制出一批国家发展急需的重大基础工业装备和新型材料，勘探开发了一批大型油田和矿藏，甩掉了贫油、少矿的帽子。当时我国在煤炭、地质、电力、交通、轻纺、通讯、机电、冶金、化工等主要基础工业领域，已基本掌握了生产技术和成套设备制造技术，建成了飞机、汽车、重型机器、精密仪器等近六百个重要项目。鞍山钢铁公司三大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飞机制造厂等建成投产，石油工业的崛起，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农业方面，初步完成了全国耕地的土壤普查。我国在世界上最早育成的矮秆水稻并大面积推广。在品种、灌溉、栽培、肥料等综合的技术措施下，我国粮食作物的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了。我国基本掌握了11种主要病虫害的发生规律，提出了不少有效的控制、防治方法，尤其是深入研究了东亚飞蝗的生活史，为预报虫情进而消灭飞蝗虫害作出了贡献。农药的研究试验、家畜疾病的防治、农业机械的研究试验、林木速生丰产和橡胶种植的研究等，已经较快地发展起来。

　　6.科技保障人民健康。我国已经基本控制了霍乱、天花、鼠疫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我国创立的针刺麻醉、显微外科、烧伤技术、血吸虫防治、断肢再造等技术取得了突出成绩；已能大量生产青霉素和氯霉素，能生产的合成药物达到140多种。

　　综上所述，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探索，注意了现代科技体系的构建，重视科技对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和科技人才对科技发展与创新的驱动作用，把科技事业与国家建设的任务结合起来，使科技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上述丰富的成果，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新中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探索中也存在缺点。如在科技与国家建设事业的关系中过于强调实际需要与联系实际，科技工作者的创造性被限定在“任务”的范围内，惟此为大，固然“反映了发展中的落后国家必须通过国家意志实现资源集中使用的规模效益才能更好地发展科学的现实需要”，[17]但表现了科技发展思想中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影响了科学研究中的自由探索，不利于学科的长期发展；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忽视了科学技术发展自身规律，急于求成，企图通过群众运动来革新技术，敢想敢干，破除迷信，忽视了社会整体的科学精神的树立，影响了知识分子问题、群众性科技革命问题等的科学认知，以致一些正确的思想不能坚持，好的政策不能稳定，有的甚至走了弯路；对科学技术人员限制过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动，成果无偿转让，抑制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影响了中国科技事业的整体发展，值得我们反思。至今，如何淡化科技发展中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精神，仍然是我们需要努力去做的，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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