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功利性是科学大师个人成长的必要条件

　　非功利性是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基本属性之一，功利主义对科学精神的所有要素造成直接伤害。对功利的追求在多数情况下会削弱对真理的热爱；对功利的追求会诱惑我们减少必要的认知成本，进而损害理性实证的复杂过程；对功利的追求可能使我们放下必要的批判武器而屈从于权威和权贵；最后，对功利的追求必然从根本上不利于团队的合作。有学者认为：需求驱动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从社会层面看这无疑是正确的。这里所强调的是：对于科学家个人来讲，对物质性功利的过分追求必然有碍于其原始性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应该看到的是：丰厚的物质基础可能是减少科学家物质性功利追求过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观世界科学发展历史，除了极个别的天才，几乎所有影响人类进程的科学大师都无一例外地拥有良好的家庭物质条件。这个结论可以在美国应用物理学家、普林斯顿天文学博士麦克·哈特所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书中得到佐证。良好的家庭物质条件（当然还有其他的教育条件），使这些大师从童年时代就有可能受到较弱化的功利主义影响，从而使得科学成为他们更加纯粹地认知自然实践而不是或不完全是谋生的手段。古希腊时期的科学哲学巨匠也基本上都出身于名门望族。如西方第一个自然哲学家、天文学家、几何学家泰勒斯出身于带有腓尼基人血统的贵族；柏拉图的母亲是雅典执政官七贤之一梭伦的后裔，父系可以追溯到古雅典王卡德鲁斯；亚里士多德的父亲尼各马克是马其顿王的御医；科学巨匠阿基米德是意大利西西里岛叙拉古国王的亲戚。

　　在近代科学大师中，达尔文也许是不以科学为谋生手段的典型。他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富裕的医生家庭，在青少年时代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他的父亲有一次指责他说：“你除了打猎、玩狗、抓老鼠，别的什么都不管，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爱因斯坦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赫尔曼·爱因斯坦和叔叔雅各布·爱因斯坦合开了一个为电站和照明系统生产电机、弧光灯和电工仪表的电器工厂。母亲玻琳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家庭妇女，非常喜欢音乐，在爱因斯坦6岁时就教他拉小提琴。显然，他的童年也没有感受到太多生存和谋生的压力。有朋友曾提出反证，说费米是贫苦农民出身。仔细查阅资料发现：费米确实在乡下度过了两年的童年时光。他的爷爷斯德法诺在费米家族中第一个放弃耕地并投身效力于巴尔马克公爵，在费米的传家宝中，还保留着斯德法诺当年穿的制服上的铜扣子，上面有那位公爵的名字和邦徽的浮雕。他的父亲亚贝托在铁路局做职员，41岁时和比他小14岁的小学教员伊达·第·嘉蒂丝结婚。费米是他们连续三年生育的第三个孩子。这使他母亲没有工夫照料这第三个孩子，只好把他送到乡下，交给奶娘抚养，直到两岁半以后才抱回家来。可见费米也非出生于一般的贫民家庭。虽然肯定会有例外，但我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早期家庭环境对形成孩子的世界观至关重要，并因此而影响着学术大师诞生的过程。

　　由于科学精神所要求的非功利性主旨，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科学研究不应该更多地成为科学家谋生的手段，而应该更多地成为满足科学家好奇心的认知实践。自然基础科学工作者一旦背上沉重的谋生包袱，其对真理的热爱将有可能让位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也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小平同志说过：（中国）“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中国由于长期的贫困，以及清朝末年所见识的坚船利炮的西方科技威力，使得国人对科学的功利有崇拜般的痴迷，而对孕育现代科学的科学精神始终不以为然。如清朝末年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中华民族面对科学的基本心态的写照。“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试图在保持腐朽的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建设一个近代的工业社会，其结果必然失败。五四运动的先驱严复对中国文化求真精神的薄弱十分焦虑，在所翻译的《群己权界论》一书的“译凡例”中指出：“使中国民智民德而有进今之一时，则必自宝爱真理始。”（《群己权界论》，英国约翰·穆勒著，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竺可桢在1935年的一次《利害与是非》的演讲中指出：中国近30年来所提倡的科学救国，只看重西方科学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却忽略了培养科学成果的科学精神，认为科学精神应该：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真正阻碍中国科学精神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至上和实用思维。我们认为：对待科学的功利主义思想，除了文化传统和思想方法方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长期积贫积弱的社会发展造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