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开始逐步摆脱困境，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但也遇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高校学生在摆脱“左”的观念束缚的同时，又面临新观念尚未形成、各种新思潮涌入的复杂现实，“他们为开放改革带来的巨大经济成就而欢欣鼓舞，也为实利主义对人们精神理想的腐蚀而深感担忧”［1］。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正是在应对这些具体问题中得以不断恢复和发展。目前，关于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党建史的研究成果往往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即“说明直线化、描述平面化”，“宣传色彩浓厚”，缺乏“史学魅力”［2］。本文拟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侧重从社会思潮涌入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挑战与高校的应对维度来回顾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历程，并得出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1978—1984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整顿与恢复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在经济形势全面高涨、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的形势下，大学生的思想中始终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展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得以整顿和恢复。

　　（一）在拨乱反正中恢复并明确目标和方向

　　“文化大革命”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受到严重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方针被篡改；培养目标被转移；优良传统被抛弃；机构体制被摧毁；工作队伍受迫害、被遣散。［3］为了实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在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4］按照这一讲话的精神，同年10月教育部发布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规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5］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工作虽已开始，但最终完成需要一个过程。全社会都在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包括学生在内的社会思想都很活跃。“总的来说，这种思想活跃是一种思想解放，什么都能够说。这是好的一面。因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大家都不敢说话了。”［3］（pp.275—276）在人们纷纷摆脱思想僵化的同时，各种思潮一拥而入。当时，青年学生思想中存在的主要疑惑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共产党还可不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还管不管用？”“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3］（p.276）这三个尖锐的问题造成了学生的迷惘和困惑。

　　从1978年底开始，各种社会思潮风云激荡。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4］（p.164）。这为改革开放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确立了指导思想和纲领。随后，各高校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政治教育。

　　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化名“潘晓”的一封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立即在高校学生中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大讨论。正值对“潘晓”来信进行讨论之时，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去世，在大学校园中又掀起了“萨特热”，萨特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自我价值高于一切”的观点被一些学生奉为信条。［1］（p.27）这种现象背后所反映的恰恰是一种社会失落感。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解放思想所带来的一时迷茫与困惑；另一方面，这也是西方社会思潮侵袭影响的结果。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同时要加强包括人生观和道德教育在内的政治思想与形势教育。1981年8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强调需要着重从四个方面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六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对学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加强和改进马列主义理论课教育”；“加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加强劳动教育”。［6］

　　1982—1983年，理论界和文艺界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十分活跃。高校学生中出现了自我意识膨胀、集体主义淡漠、要求绝对个人自由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等倾向。社会上以及党内有些人抽象地宣传人的价值、人道主义。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在1983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离开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来谈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7］会后，各部门加紧部署反对精神污染的工作。各高校党组织把胡乔木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作为政治课教材，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总体来看，这段时期确定了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根本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由于这段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高校学生积极拥护并投身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之中。从1979年清华大学学生提出实现四化“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到1981年北京大学学生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再到1984年国庆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一切都表明高校学生的责任感在不断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重新恢复开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阶段统称为马列主义课）是高校进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阵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然拨乱反正和改进教学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但高校政治课中还存在着教师难教和学生不愿学等问题。如沈阳师范学院政教系的一个学生来信所言：“我们学的政治理论好象没有多少用处，是可有可无的。对于现在的功课不象入学时那么热心了。有时甚至想抛弃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陷入痛苦的彷徨中。”［8］

　　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1980年7月7日，教育部发布了《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指出：全国高校都要开设“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三门课程，文科还要开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或“科学社会主义”课程。［8］（p.87）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后，马列主义课开始重视结合教学宣传《历史决议》的精神，用《历史决议》统一学生思想，并以此为指导，改进课程内容。然而，现实中还存在着忽视劳动教育、对组织学生参加必要的社会实践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问题，一些学生也由此产生了轻视工农、脱离实际和害怕吃苦的思想。

　　中共十二大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大学生开始从怀疑彷徨走向奋起探索。这一阶段，一批有理想、有觉悟的学生开始志愿到基层和边远山区工作。以社会考察、技术咨询和勤工助学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实践热在大学生中兴起。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84年9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该规定指出，应该围绕教学内容，适当地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进行社会调查，鼓励他们在接触实际中接受教育。［8］（pp.94—96）

　　这段时期，针对“潘晓”来信所引发的大学生中关于人生观、价值观大讨论，一些高校尝试开设了人生观和道德修养课程。1980年6月30日至7月2日，教育部召开京津等地区14所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大连理工大学在会上介绍了开设思想修养课的经验。此后，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等地高校不定期地开设这一课程。［9］在此基础上，教育部接连发布了《关于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和《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课程教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课堂讲授与生动活泼的教育活动相结合”，“注意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要积极运用和发展行之有效的自我教育形式，如举行专题研讨会、向先进人物学习、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等”。［8］（p.101）

　　（三）整顿重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在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文化大革命”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正如1978年5月30日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蒋南翔在《对清华大学的调查报告》中所指出的：“干过政治工作的人心有余悸，没有干过的人望而生畏。”面对思想政治工作“丧失了应有的威信，陷于软弱无力的状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10］

　　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对清华大学的思想政治工作予以肯定，并将其视为恢复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典型经验。邓小平将“清华经验”概括为：“从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选人兼职做政治工作，经过若干年的培养形成一支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队伍”。［11］在借鉴“清华经验”的基础上，教育部于1978年10月发布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实际上明确了要建立专兼职相结合、“双肩挑”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目标和任务。

　　在此背景下，高校的辅导员队伍也开始恢复起来。然而，各高校的辅导员“大多数是由‘文革’期间或‘文革’以来毕业的年轻教员担任，存在不安心政治工作、缺乏工作经验的问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也很不适应。有的学校采取‘双肩挑’的办法，给他们确定专业方向，在担任辅导员期间制定了业务培养进修的目标。但是，由于他们业务基础较差，急于弥补专业知识的差距，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业务学习，对政治思想工作有所放松，‘双肩挑’成了‘一头沉’，使思想政治工作明显地削弱了”。［12］为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于1981年4月29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要求各校“根据具体情况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或班主任制度”［8］（p.82），还规定了高校学生政工干部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职称评定、福利待遇等问题。这就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至此，高校政治工作队伍也基本上得以重建。

　　然而，重建之后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这支队伍的思想理论水平有待提高，知识结构有待改善，而且职称待遇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中宣部和教育部于1984年11月13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意见》，规定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必须实行专职和兼职相结合”，并提出“对专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政治素质和知识水平的基本要求”，还对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来源和发展方向、培训、待遇等问题做出了规定。［8］（pp.103—105）

　　这一阶段，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拨乱反正中逐步恢复，明确了基本目标和方向，重新开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整顿重建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取得了初步成效。

　　1985—1988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与曲折发展

　　中共十二大后，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然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如物价上涨、“脑体倒挂”以及毕业生工作分配困难等。这与大学生对改革的过高期待并不相符，他们对于现实产生了焦虑、困惑和苦恼情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借机对学生进行渗透和影响，在高校呈泛滥之势。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正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应对学潮中不断改革和曲折发展的。

　　（一）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坚定目标和方向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做了《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指出：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一定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7］（p.110）5月，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阶段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和目标，就是从体制改革层面贯彻国家的重大决定，强调培养又红又专的“四有”新人。此时，由于教育方针还没有明确的表述，社会上有些人提出不应该再用“又红又专”。8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召开第一次全国理事会，围绕教育体制改革进行了讨论，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四有”新人的讲话，探讨如何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此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与历史和民族情感有关的外交事件。1985年8月15日，在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满，也成为引发9月18日学潮的直接导火索。针对这次学潮，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以及高校党委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耐心地做了大量解释说服工作，澄清了一些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由于党委不回避尖锐问题，实事求是，学生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但是，社会上又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明确表示要“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认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如果不坚决抵制住，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其将严重冲击中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7］（p.182）在邓小平的坚持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写入了会议决议。1986年底，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7］（p.194）此次谈话和他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讲话的传达，使各级党委和政府全力以赴地做好防范和化解工作。

　　1987年1月2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不久，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政策界限，并提出要对党员切实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据此，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要求高校“对党员、干部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以明确指导思想，端正政治方向，同时“抓紧高校领导班子的理论学习”以达到统一思想、努力工作的目的。［13］但是，此后一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物价大幅上涨、经济秩序较为混乱以及刺激经济活力的同时没有解决好如何保证社会公平、“脑体倒挂”等问题或现象，攻击党的领导，直接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国外敌对势力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进行渗透，致使中国国内不少青年学生受到蛊惑。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终致酿成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坚定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和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经验但也有一些教训。事实证明，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才能坚定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和方向；只有坚定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和方向，才能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二）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与方式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方面，198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要求各类高校开展“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政策和实际知识的教育”。［8］（p.107）同时，要有分析和比较的介绍当代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之后，许多高校按照通知要求，坚持先易后难、由点到面的原则，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进行了改革，这一阶段统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到1986年暑假后，全国约有半数院校开设了“中国革命史”课，大多数省市的一些院校开设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进行试点。［8］（p.118）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有了良好的开端。但是，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及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西化等思潮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还不深刻，甚至有严重抵触。为此，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在此指导下，国家教委于3月5日发布《关于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中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通知》。另外，国家教委于6月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明确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教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避免简单灌输抽象理论，同时要求各高校还应当把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同参加社会调查、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8］（p.130）

　　在思想教育课程建设方面，很多高校开设了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和思想品德课，有的还开设了各种选修课、专题讲座，取得了一定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如关于形势与政策教育课，虽然普遍规定了课时，但大多数院校缺乏计划，没有专人负责，有的甚至放任自流。为此，国家教委于1987年10月20日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高校思想教育设置“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大学生思想修养”、“人生哲理”、“职业道德”五门课程。［8］（p.133）1988年，国家教委又进一步发布了《关于〈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施意见》，规定了这门课的性质与任务、教学内容和原则以及师资、教材等内容。这一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学生中有很多人不愿意听，逃课现象严重，一定要让他们去的话，他们就在课堂上做自己的事情。据某工科院校87级学生回忆，“大学二年级，我们学完了‘社会主义建设’。这在许多系是逃课人数最多的课，在我们系却是最受欢迎的课程，几乎没有人逃课，并且大家听课极其认真”，“可以这样说，完全是因为主讲老师赢得大家的信任，他讲的课很有吸引力，他没有讲那些空洞的大道理而是从实际出发去阐述、解释”。［14］显然，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内容与方式势在必行。

　　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成为高校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方式。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提出，通过精心组织高校学生开展课堂讨论，参加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培养大学生发现和解决理论与实际问题的能力。一度陷入悲观、苦闷和沉思的大学生开始转向书本和社会，进行理论探究和社会实践，大学生中再度兴起“文化热”和“社会实践热”。1987年6月，国家教委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了《关于广泛组织高等学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应当“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等学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主要是开展各种社会考察和社会服务活动”。［15］此后，高校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既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也认识到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还看到了自身的不足。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开始找到新的价值衡量标准，并结合现实重构自我、实现自我。

　　（三）以学科建设充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这一阶段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其突出特点就是开始注重以学科建设来充实提高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早在1984年4月，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12所院校就首先增设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为高校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同年6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举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班的意见》，鼓励学员毕业后回原学校工作，以此提高高校专职思想政治工作干部的素质。

　　与此同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也存在着另一个倾向，即很多高校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趋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式方法以及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素质不能完全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要求。据某工科大学85级学生回忆，大学班主任是很年轻的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太年轻，还不适合担当指导我们成长的直接引路人。当我们在专业知识以外有什么疑问，如关于社会现象、生活态度、生活真谛、待人处事、感情纠纷等，他们往往不能予以回答。即使偶尔能进行一些讨论，也会以不甚了了而告终”。［14］（p.23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弱点和缺陷。为此，中共中央于1987年5月29日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其中，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地位、培养、来源以及职称待遇等问题。［8］（p.126）据此，1987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中聘任教师职务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在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中聘任教师职务工作的补充通知》。1988年，首次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教师职务评聘工作基本结束。另外，国家教委于1987年9月20日发布了《关于思想政治专业教育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实施意见》，决定从1988年开始在复旦大学等10所院校招收首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9］（p.26）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有较大的发展，通过采用学科建设的方法解决了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来源、发展方向及职称评聘问题，逐渐形成一支政治业务好、由精干专职人员和较多的兼职人员组成的比较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这也有助于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融合。

　　1989—1992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反思与新部署

　　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发生是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共同作用的结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断渗透、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暴露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仍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因此，这一阶段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暴露的问题进行集中整改，并从战略的高度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新进行谋划和部署。

　　（一）立足战略高度，进行反思整改与谋划部署

　　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深刻地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7］（p.287）在政治风波平息后，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总结：“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7］（p.306）这些讲话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深远意义。

　　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政治思想战线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总结高校党的建设经验，提高认识，解决当时一些紧迫问题，1990年4月12—1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国家教育委员会党组联合召开了首次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从反对“和平演变”、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高度，提出高校“要把德育放在学校各项工作的首位，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德育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16］5月，江泽民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报告会上以《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为题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是长期的，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于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各级党委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认真抓好”。［17］会后，各高校纷纷响应号召，围绕建党70周年、辛亥革命80周年、庚子赔款90周年、“九一八”事变60周年等重要纪念日，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1991年8月3日，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意见》，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首位”、“培养和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精神。［8］（p.138）

　　（二）以教学内容改革为重点，继续深入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由于多年来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理论脱离实际和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不受学生重视、效果差强人意的状况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和改变。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宗旨和任务，国家教委于1991年8月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积极进行以教学内容改革为重点的教学改革，“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方针，增强理论教育的思想性和说服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理论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同坚持思想性、针对性和现实性的关系，防止和克服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和忽略科学性和理论性就事论事等不良倾向”。就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课程形式而言，提出“以相对稳定为宜”，但同时提出四年制本科、二年制和三年制大学专科不论采取哪种课程形式，“必需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8］（pp.139—140）

　　同时，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积极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创造条件。到199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在北京、河北、河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广东、陕西、四川16个省、直辖市建立了100个高校学生实践活动联系县（市），各县（市）也设立了若干联系点。各地高校同1万多个厂矿、企业、乡村、农场联系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基地。［9］（p.26）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三）以“稳定、充实、提高”为目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队伍建设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暴露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教师数量不足，相当多的学校缺编情况严重；教师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骨干教师年龄老化，他们中的大部分将在三五年内陆续退出教学岗位，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约占教师总数的一半；现有教师队伍和业务素质不齐，特别是青年教师队伍在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上进一步培训提高的任务相当繁重；由于各种原因，补充新师资困难，现有教师队伍也不够稳定，等等”［8］（pp.141—142）。

　　1991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意见》，把培养和建设一支有足够数量和较高政治与业务素质的教师队伍不仅作为“实现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任务的根本保证”，更是作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为了解决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提出要逐步拓宽补充理论课师资的渠道，尤其是“要着重从学校政工队伍中选拔一些政治思想坚定，业务基础较好的同志，经过中国人民大学等校马列理论教师进修学院进修第二学位或硕士学位，充实理论课教师队伍”。为了提高教师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提出“要通过多种渠道和采取多种形式提高教师的政治和业务素质”，“通过各种形式组织教师深入社会实践，到工农业生产第一线进行社会考察，着重解决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要充分重视和采取措施加强（马列）教研室（部）的建设”。［8］（pp.141—142） 

　　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

　　回顾和反思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历程，对于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高校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深远意义。高等学校作为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是各种社会思潮的汇聚地，也是社会意识形态斗争和反“和平演变”的前沿阵地。而青年大学生的理论根基、社会阅历大都比较浅，面对多元的思想文化环境，他们容易发生思想混乱并导致盲目的行动。［1］（p.291）因而，高校应注意克服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把针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并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提升大学生辨别社会思潮的能力，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一）创新内容方法，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作用

　　在教学内容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尤其注意将理论同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实际相结合。结合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进行反对国际敌对势力侵略、干涉、渗透、“和平演变”的教育，加强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增强学生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激发学生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发进取的热情。在教学方法上，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处理好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理论性与针对性、知识性与思想性的关系。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提倡研究型课堂教学模式。坚持课堂教学的主渠道，系统教学与专题讲座相结合，注意选取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题材。做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小课堂与社会实践和社会教育大课堂的有机结合，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提升课堂教学实效。［9］（p.213）

　　（二）培养一支政治和业务素质过硬、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具有较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奉献的精神。在业务上，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必要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此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还应该具有高尚的师德、富于人格魅力和亲和力，成为学生争相效仿的楷模。努力建立一支以精干的专职人员为骨干、专兼职相结合的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特殊的时代和国情背景，高校校园中西方哲学、文艺、经济以及政治等各种思潮涌动。这些西方思潮在校园中的传播，“影响了一代大学生，使他们陷入了迷惘”。［3］（p.278）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和氛围可以起到“滋养师生心灵、涵育师生品行、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2016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18］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来自历史的启迪。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注重培育良好的教风和学风，形成凝聚教工、陶冶学生、示范社会的良好校风。同时，高校要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加强精神内涵丰富的校园自然和人文环境建设，以营造育人的良好氛围，让青年大学生得到精神生活的充实与思想道德境界的升华。

　　（四）改善优化社会大环境和氛围，实现高校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改革开放初期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始终面临着社会“大环境”与高校校园“小环境”的激荡与碰撞。改革开放中社会出现问题和不公现象的时候，高校也无法独善其身。改善社会“大环境”对优化高校校园“小环境”、维持高校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因此，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持之以恒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增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通过以上努力，营造风清气正，思想文化活跃有序的社会氛围。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实现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　

　　改革开放初期，高校学生既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经济成就，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之中，也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社会思潮的渗透、影响而迷茫、困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正是在应对这些具体问题中得以整顿恢复、改革发展。总结和反思这段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高校应该把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重点，着力提升青年学生辨别社会思潮的能力，以实现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目标。

　　［ 参 引 文 献 ］

　　［1］杨德广：《西方思潮与当代中国大学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2］杨德山：《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建史研究维度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亲历者口述纪实（1978—2008）》，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5］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5页。

　　［6］《关于学位工作和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报告——蒋南翔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汇报》，《人民教育》1981年第10期。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1页。

　　［8］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9］韩景阳：《高校党的建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10］《蒋南翔文集》下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09—910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12］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77—1992）》，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13］王建国：《新中国高等学校党建理论和实践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14］《大学生教育的回顾与思考》课题组：《1989：蓦然回首——武汉地区400名大学生调查学生自述材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6页。

　　［15］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1978—2014）》，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16］姜华宣等：《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11）》，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7页。

　　［17］《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18］《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年12月9日。

　　［责任编辑：郑珺、周进］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朱孟光，法学博士，副教授，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和党建教研部，51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