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2年，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对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引起国史、党史学界的关注，而且政治学、文化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开始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讨。然而已有的研究大多以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在运动各阶段的处境与表现为主线，对运动的过程作全景式的描述和分析，抑或侧重于某一地区、某一学校、某一单位的个案研究。虽有学者注意到了个别中共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与这场运动的关系，但很少有论者从作为决策者的中国共产党的角度出发，以其在运动各阶段的理论思考和政策推动为主线进行梳理，从中体察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其执政以后的最初实践及影响。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做些尝试：通过解读这一时期的相关政策法令、新闻报道及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相关文稿，阐明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主观原因、实际步骤及阶段特点，并结合客观实效进行反思。

 一

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最直接原因。1949年，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国共产党对以学校为主的文化教育机构进行了接管，改革也随之提上了日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三校自北平解放，经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以来，迄今已历数月，各校接收工作，早告完竣，

管理与改革亦逐步进行。”［1］1950年6月1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主要讨论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课程设置、教材编印以及培养师资等问题，明确提出要改革高等教育，使其更好地为国家各方面建设服务。8月3日，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对高校课程的增减做了相关规定。1951年8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通过《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了包括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

然而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初进展却不是很顺利。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在1951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文认为：“这二年多来北京大学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工作”，但“离开我们的理想还远得很”；“高等学校的改进”也“是嫌不够的”。［2］即使是在1952年高等教育改革初见成效时，《人民日报》的社论仍然指出：“两年以前，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即曾提出了调整院系的问题，但是两年来这一工作很少进展。”［3］

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短评，认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种种障碍和阻力在于“教职员的政治水平”普遍不高，“因此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乃是改革旧教育的重要前提之一”，［4］同时，“按照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讨论高等教育改革问题”［5］也被明确列为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第四阶段的主要任务。1952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相继颁布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将教育改革与教职员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最终目的联系在一起。［6］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深层次原因，是希望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使知识分子迅速转变立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消除新旧交替时期的思想混乱，最大限度地获得他们对新政权的认同并为之服务，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早在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就明确提出：“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7］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更是将“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这一条，明确写入了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政策中。此后，中共在论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时多次强调了“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1949年12月30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说：“对新区学校安顿以后的主要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其主要目的乃是逐步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观”，从而“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8］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8］（pp.254～255）不久，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庆祝国庆一周年的大会上，又明确将“大规模地训练旧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使他们在较短时间抛弃旧的错误的政治观点，取得新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列为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干部的三大来源之一。［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