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今追昔话留学
　　□阮可三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后，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生物物理研究所，1981年成为“文革”后该院第一批取得分子遗传学硕士学位的毕业生之一，并得到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处境非常困难，生活非常艰苦。我刚去的时候，床垫和电视机都是从街上捡来的，头3个月我一直打地铺。全世界包括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持相当大的怀疑态度。在很长时间内，由于受关于“文革”负面宣传的影响，他们一直对大陆的留学生——无论在一般的认识方面，还是在专业学习方面——都存有很大的偏见。他们认为这些学生都是“不学无术”、“交白卷上大学”之辈，专业水平极低。这就要求我们通过踏实的工作和实际表现来证明自己。
　　我认为，与现在的留学生比起来，当时的留学生最明显的特点有三个。
　　首先，我们这一批留学生的素质普遍比较高。这批留学生，几乎所有人都经历了“文革”，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热情丝毫不减。“文革”后重新考入高校，需要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和非同寻常的毅力。
　　其次，我们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文革”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磨练。就拿我的个人经历举例，1968年我服从组织分配，到了四川万县原六机部后方医院，后来又投入到“三线建设”，这中间也参与了有600张床位的后方医院和两个医务所的建设，前后共7年，经历了各种磨砺。当地夏天气温高达40℃以上，到处是苍蝇、蚊子。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我每天要接待四五十名病人。可以说，当时我们吃了很多苦，对“艰苦”二字体验很深。正因如此，我们更深切地希望祖国能够繁荣富强，更殷切地盼望能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把自己的前途与祖国的前途紧紧相连。后来到了海外，我们也经常组织大家一起开思想座谈会。这种传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出现转折，那以后自费来的学生越来越多——思想意识的认识也日渐淡化。
　　再次，在经历了很多挫折和磨练后，我们对出国留学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倍感宝贵和珍惜。这一点上，我们与现在很多留学生经过托福、GRE等考试，拿到海外高校的奖学金，或者依靠家里在经济上的供给，轻轻松松留洋学习的孩子有很大的区别。当时我们学习非常刻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了不分昼夜的境地。我经常在教学楼学习，等想起回家时，突然发现已是凌晨两三点，教学大楼的门早已被锁上，于是打个电话告诉家人，然后继续在教室里学习到第二天清晨再回家。当然，这最终都有了回报。后来在博士资格考试中，参加考试的四五十个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本土的学生中，我是唯一一次性通过考试的人。
　　我们做实验的态度也非常认真，达到了忘我工作的地步，当然，做出来的结果也都是一流的。举个例子，我导师在我刚去时还是个助理教授。我们一起工作了5年后，他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果，成为冷泉港（Cold Spring Harbor）的主席。我个人也在冷泉港50周年庆典论文集上发表了文章。可以说，中国留学生通过实践在美国普遍受到欢迎，因为我们基本功非常扎实，又肯吃苦，实验态度认真，实验成果也有目共睹。经过一代代的努力，中国大陆留学生彻底改变了美国院校的看法，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总之，当时的留学生专业素质非常高，学习和工作勤奋刻苦且态度严谨，这些都值得现在海外留学的年轻人学习。当然，如今的留学生也有他们的优势，年轻、思维活跃，在语言上比我们要流利得多，像我当年，在国内学了7年俄语，刚去美国时英语水平并不好。
　　当下很多回来成为“海带（待）”的留学生要正确认识自己和国情。第一，要认识自己的价值和优势所在。国家之所以需要他们，是因为看重他们在海外的经历和学到的本领，因为他们对海外有切身的体会，更了解海外的特点，包括海外的先进技术等，这些才是他们真正的价值。特别是现在，国内很多人已有相当高的知识和专业水平，海外留学人员必须是本行业的专家，在国外就已经学有所成，这样他们回来才能受欢迎，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炙手可热的人才，而不是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的人。因此，他们要学到海外的精髓，学到科技、管理、理念、人文思想的优秀部分，学到核心。第二，他们要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使命，这就需要他们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清楚中国的发展过程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并对此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潘启雯、陈静、褚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