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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1年上海农民新村建设研究
发布时间: 2019-07-08    作者:吴静 周升起    来源:国史网 201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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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的人民公社农民新村(这一时期档案文献中使用农村居民点、农民新村和船民新村等多种用法,但含义相似,本文除直接引用外均统称农民新村。)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的一次大建设,其中上海的农民新村作为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成为当时向世界各国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生活的窗口。目前学界关于新中国农民新村建设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等学科,且多侧重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民新村(代表性论文有周沁:《现代农民新村规划建设研究——以金堂县祝新村农民新村规划建设为例》,四川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史劲松:《农民新村建设中若干问题的探讨》,西南交通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徐杰舜、海路:《从新村主义到新农村建设——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史发展述略》,《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王胜:《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建设的历史回顾》,《求实》2010年第5期;等等。),关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农民新村尚无专门探讨,本文拟对1958~1961年上海农民新村建设的历程进行梳理。

  一、试点开始及中止阶段(1958年7月至1959年6月)

  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1956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并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下发各地征求意见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鼓励和协助社员,在自愿和节约的原则下,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改善社员的居住环境。”[1]这是中央关于改善农民居住条件的明确指示,成为建设农民新村政策的肇始。当时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建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而传统分散的村庄布局及农村散居模式日渐成为集体化生产生活的障碍,四川、河南等地农村建设了新型居民点。成都友谊农业社在1958年3月开始建设全国第一个居住新村——跃进村,新建的农民新村“全部居住点的建筑修建为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单元组合式,每个单元住两户,厨房都设在楼下,主要是考虑农民对于作活比较方便,楼上和楼下两户各走自己的出入口”。[2]

  1958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各县党委和城市郊区党委有必要考虑制定一个切合当地实际情况,逐步改造农村落后居住条件的计划”,并要求“将原来过分分散的住宅适当地集中,某些没有村庄的地方,要注意形成村庄”。[3]此后,关于农民新村的建设规划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而被广泛关注。

  (一)彭浦新村:上海最早规划建设的农民新村

  上海最早规划建设的农民新村是1958年7月开始建造的先锋公社农民新村(简称彭浦新村(由于上海行政区划调整,1958年北郊区撤销,先锋公社划归宝山县。1959年3月,按中央指示调整公社规模,宝山县将原7个公社调整为15个公社。先锋公社的名字不再使用,农民新村所在地西尹村等隶属于彭浦公社,因此,1959年3月后称之为彭浦新村。为保持前后一致,本文统称为彭浦新村。)),该公社先后建成两个居民点,共有7幢楼房、3幢一楼一披,共有53户农民住进新村,合建面积4100平方米。[4]

  彭浦新村的具体规划与同时期国内其他地区农民新村一样,是人民公社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模版”。然而两者的建设原因却不相同,国内其他地区大多是拆除旧房屋重建农民新村,即“为新村而新村”;而彭浦新村则是结合了上海工业征地拆迁需要,乘势建造农民新村,即“为拆迁而新村”。

  1958年上海市重新规划工业布局(新中国成立之初,“维持利用、调整改造”是上海城市建设的基本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后,上海城市建设得到了重新调整发展的契机。195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社会主义建设5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160页。),尤其是“大跃进”运动兴起后,上海提出了“二五”计划期间上海工业发展的总目标“主要是以重工业为中心,向高级的、精密的、大型的方向发展,多搞新产品,赶上并超过国际水平”。[5]为此,中共上海市委(以下简称上海市委)提出发展近郊工业区和有计划发展卫星城的总体规划。为适应上海工业建设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要,国务院于1958年先后批准将江苏省的嘉定、上海、宝山、川沙、松江、金山、崇明等10个县划归上海市管辖。[6]

  在近郊工业区建设中,彭浦工业区在宝山县彭浦公社境内。随着工业区征用农

  民土地数量的增加,一方面,农村房屋拆建工作显得非常迫切,另一方面,1958年起上海征地政策规定,征用农民土地后将不再吸收失地农民进工厂做工,而是直接发放土地补偿费。农民对此意见较多。为了对失地农民做出合理的安置,上海市决定采用插队、并队、移民等安置方式。因此,解决失地农民的居住问题成为彭浦农民新村建设的重要目的。[7]

  彭浦新村将工业拆迁和农民安置结合起来建设农民新村,有利于工业化建设征地的宣传动员,同时带动了其他郊县的农民新村建设,得到了上海市领导的认可和各单位的支持。如先锋公社、马桥公社的新村规划得到了上海市民用设计院、同济大学建筑系等单位的帮助;[8]马桥公社的农民新村在建造过程中,上海市农村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农委)贴补了部分建造材料。[9]

  (二)马桥公社农民新村:上海郊县农民新村建设的典型

  马桥公社农民新村(以下简称马桥农民新村)(马桥公社在1958~1961年先后建设多个农民新村,本文特指位于俞塘的公社中心居民点。)是继彭浦新村之后,在上海郊县建设起来的典型农民新村。马桥公社是上海闵行、吴泾卫星城建设征地拆迁的主要地区。1958年6月,闵行卫星城开始在马桥公社征地拆迁。至1959年6月,已征用土地8419亩,需拆迁房屋2328间,已拆除1200余间,涉及316户,近1500人。[9]

  1958年11月,马桥公社结合闵行卫星城拆迁情况和人民公社改造旧式房屋的要求,开始着手新村规划及自然村的改建工作,试图将人民公社规划与拆迁安置结合起来,并商请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和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进行规划设计。在“原拆原建,拆建并重”精神的指导下,马桥公社在全社范围内抽调了350名劳动力组建成建筑工程队,建造农民新村。至1959年6月,马桥公社共建成楼房4幢、平房14幢,共计330间。[9]

  马桥农民新村的规划建设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受到当时“一大二公”思想的影响,建造的三层楼房内没有设农家小灶和附属房屋,造成社员不能饲养家禽和堆放小农具等,但值得肯定的是,马桥农民新村造价较低,满足了安置农民的需要。他们不仅充分利用了旧料,还自己组织建筑施工队,使农民新村平房的造价仅合26元/平方米,楼房36元/平方米,共安置了136户社员居住。[9]同时,马桥农民新村制定了详细的结账、分配办法,根据“私有财产永远属私人所有”的原则,对社员的原有房屋按等论价,结价时当地生产队干部、社员本人、拆迁单位、泥木工各一人,公社干部各一人,会同结价,互相评议,做到大家满意、都不吃亏。[9]总体而言,马桥农民新村作为农民新村的试点建设,在规划设计、劳动力安排、旧料利用、分配结账等方面都具有典型性,是上海农民新村建设探索过程中的重要成果。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注意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后,开始着手纠“左”。1958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整顿农村人民公社,要求在全国各地人民公社普遍开展整风算账运动。1959年2月召开的郑州会议和4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一直在检查整社运动的成效,并强调“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结清旧账,建立新账”,各级无偿征调下级单位或社员私人的财物都必须如数归还或作价归还。[10]

  上海市人民政府随即着手检查处理农民房屋已拆迁却未被安置的问题。1959年6月,上海市城建局比较了原拆原建、作价收购、建造农民新村三种主要的拆迁安置方式后,认为“如果从改变农村面貌、改善和提高农民居住条件着眼是很好的。但是在当前建筑材料缺少的情况下,要建造大量农民新村是有一定困难的。而且在建造起来后由于社员房屋的产权还是私有,因此在房屋分配、换算折价标准等处理上也非常复杂,不易做好”。[11]原拆原建是上海市自解放后对被拆迁农民的主要安置办法,这种办法对于农民房屋的产权没有影响,而且房屋补贴等费用处理比较方便,较少产生纠纷。

  至此,上海利用工业化建设中征地拆迁的机会建造农民新村的“自发”行为,在整社运动和客观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因主管单位的否定而暂停,更经济实用的原拆原建安置方式则成为解决农民拆迁安置问题的主要办法。(原拆原建的房屋标准一般为平房,而农民新村大多是建造二层楼房,甚至三层楼房。按当时马桥公社建造平房(26元/平方米)和楼房(36元/平方米)的造价计算,原拆原建比建造农民新村每平方米可节省10元。)

  二、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阶段(1959年7~12月)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全国掀起了“再跃进”的高潮,农民新村建设又重新受到重视。恰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为了检阅十年来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时代面貌,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领域组织了一批重点项目,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则提出建造三个农民新村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方案。

  1959年7月,上海市委指示:“抓紧时间在国庆节前新建或扩建几个农村居民点和船民住宅,以逐步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鼓舞社员更大的生产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掀起更高的生产跃进浪潮。同时为了配合庆祝国庆十周年,迎接外宾参观。以显示人民公社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农村的新气象。”[4]上海市农委负责农民新村的规划设计方案。经过调查总结已建农民新村的经验教训,上海市农委提出建造居民点从便利农民生产生活习惯考虑,在短时间内不要对农民的思想习惯要求太高、变化太大,应该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提出农民新村的规划必须与工人住宅有显著的区别。[4]

  上海市农委结合上海市郊县已建造的农民新村情况,反复协商讨论,最终选择彭浦、马桥和长征三个公社作为建造地点。其中彭浦、马桥公社都已建有农民新村,规划方案是在原有基础上扩建。长征公社的第九、第十两个生产大队因位于蔬菜产区,“一般生活比较富裕,目前为了建造农民新村已储备了50余万元,献出各种木材200余立方米及砖瓦等材料”,[12]公社准备建造新村一年有余,而且“群众要求很为迫切……只要市里帮助一部分建筑材料和施工力量就可动工兴建”[4]。

  可见,这一时期上海市农民新村建设选址的主要原则是与工业建设拆迁地区相结合(长征公社除外),这与前述先锋公社、马桥公社等农民新村试点的选址模式一致,其原因同样是囿于节省投资的客观经济因素。上海市农委提出建造农民新村作为国庆献礼的方案时,强调“农村人民公社居民点的建造,基本上应由公社投资为原则”。[4]因此,相较于完全由公社投资建造农民新村,结合工业拆迁安置的建造方式,则可利用征地单位补贴的建筑材料和拆迁补偿费,更具可操作性。

  1959年8月,三个农民新村方案经上海市委批准,先后开始施工,历时40天左右共建成了住宅32幢、食堂2幢、小型商店3幢、托儿所和幼儿园4幢、小型医院1幢、诊疗所1幢,而此前已建好住宅8幢、食堂1幢、招待所和接待室1幢。[13]新建的三个农民新村在设计和建造时,注意将人民公社的“大集体”和社员个人生活习惯的“小自由”结合起来。每户人家都有卧室、客堂、小厨房、贮藏室、厕所等一组住屋,还有公共食堂、医院、商店、公共厕所、公社办公室、干部宿舍、新村小学、托儿所、邮电局、公社广播站、敬老院等一系列公共设施。[14]

  新建农民新村为便利集体生产和生活,仍采取集中布局,但并未一味追求“大”,如长征公社将三个生产队组成一个居民点,同时考虑到便于生产,保证“社员下地耕作的半径不长”,“步行十分钟便可到达”。[15]另外,三个农民新村的单体设计都尽量做到形式多样、富于变化,“仅住宅一项就设计了九种不同的形式”,[15]每个农民新村都分别建造两三种住宅类型,以满足不同年龄以及大小家庭的生活习惯。

  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而建的彭浦、马桥、长征三个农民新村,成为当时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差别难分乡与城”的样板房,“吃饭不用愁,点灯不用油,穿的是新衣,住的是高楼”,[16]不仅得到前来参观的国际友人的交口称赞,更成为国内各工厂机关、学校和旅行社等参观的对象。常有数十辆大客车满载着工人、学生、干部和城市居民前往参观,成为当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17]

  1959年国庆节后不久,上海市农委下发了《关于积极认真做好新建三个农村居民点检查总结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委、公社党委认真做好彭浦、马桥、长征三个农民新村的检查总结并作书面报告。[18]除此之外,上海市农委还拟定了详细的总结提纲,作为三个农民新村检查总结的参考依据。

  如此认真总结农民新村建设的经验,与上海市郊面临着严峻的拆迁安置任务密不可分。1958年后,上海市加快了卫星城建设,工业用地数量多且相当集中,农村征地拆迁及劳动力安置工作面广量大,“更由于本市农村土地的特点是村落多而又分散,因此在绝大部分建设用地中都牵涉到房屋迁移”。[19]据统计,仅1959年6~10月,上海市农委正式审核郊区征用土地案91件,同意征用土地共3235亩,拆迁房屋共1355间。[20]

  自新中国成立至1959年,上海市并未专门制定关于征地拆迁安置的政策,关于拆迁安置的原则和办法一直是依据《国家建设土地征用办法》中的有关规定:“遇有因征用土地必须拆除房屋的情况,应该在保证原来的住户有房屋居住的原则下给房屋所有人相当的房屋,或者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发给补偿费”[21]。上海市建委也意识到“在拆迁问题上仍然缺少一个明确的规定和处理原则”,[22]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也是造成拆迁安置困境的原因之一。农村人民公社成立之后,面临规划建造农民新村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