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进入了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的伦理环境和道德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现实的变化反映为观念的冲突，曾经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社会性的道德思考和争论。这些思考和争论经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传播开来，参与者之众，远远超出了专业学者的范围，其影响之大，有的甚至构成了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事件。本文就此做一大致回顾，力图从中提炼出几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蛇口风波”与义利之困：理想与现实的博弈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道德观的重要命题。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伦理政治价值(“义”)与经济功利价值(“利”)的关系；二是公共利益(“公”即“义”)与私人利益(“私”即“利”)的关系。可以说，覆盖了上述两重含义的义利统一与和谐，直是人们追求的理想，但历史却从来没有给这种理想提供相应的现实。现实是，在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下，“重义轻利”原则长期占据了道德观的统治地位，从而困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我们认识到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破除传统义利观的束缚，就必然成为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步骤。

　　1980年由“潘晓来信”引起的人生观讨论，可称是“文革”后走向道德反思的第一个信号。如果说，囿于当时的氛围，加上议题过于宽泛，这场讨论的挑战性还未充分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几年后发生的“蛇口风波”，则一方面亮明了争论的焦点，另一方面也冲击了说教式的传统道德，从而为价值观转变发出了更有力的信号。“蛇口风波”之后，公民的个人权益逐渐得到肯定，社会上放手抓经济、“不耻言利”而敢于追求富裕的理念，更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可以说，这是理想与现实的一次成功结合。

　　但是，任何进步都会付出代价，现实总是向理想发出新的挑战。“蛇口风波”之后逐渐蔓延起一种急功近利的风气：市场上的投机倒把、假冒伪劣、官商勾结加深；官场上的以权谋私、腐败与作秀盛行；媒体追逐“钱势”、媚俗崇富上瘾；学界分化，学风日趋浮躁颓败；在贫富差距拉大情况下，一部分人“炫富”而另一部分人“仇富”，一部分人世故化、犬儒化，另一部分人则“愤青”式地情绪化……种种心态冲突，使我们的义利观重新陷入了困境。

　　事实或许证明，每个时期所能解决的问题总是具体而有限的。显然，无论在哪个层面上，“义”和“利”的关系都不止是一个道德和思想问题。关于“义利统一”的理想追求，必须走出纯粹道德推理的层面，结合历史的条件和进程，并进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实践的领域，才能找到它的切实根基。目前国内伦理学界似乎已经注意到，在各种伦理道德关系中，“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要求逐渐占据显著位置”。这就意味着伦理学将与经济学和政治学等一道，把实现社会体制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而不是使义利之争局限于个人的道德立场和动机层面。显然，这将使义利观的思考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张华、赖宁到“大兵”：美德的前提

　　任何一种道德体系所倡导的美德，都内在地含有“是谁的美德”、“为了谁的美德”和“由谁来倡导的美德”等前提。这些前提在理论上涉及道德的主体性和层次性，实际上也决定着所谓美德的现实命运。但以往却少有它的明确界定和自觉贯彻。而理论上含混不清的问题，在现实中却是无法回避的，它们迟早会被尖锐地提出来。

　　例如，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大力宣扬英雄人物和道德楷模，是我们常用的一种倡导美德的方式。而“舍己为公”和“舍己为人”是一向崇尚的美德。那么，我们道德体系是依据怎样的伦理结构和次序来评价“公、己、人”之间的关系呢？1982年由张华事迹引发的关于“大学生救老农值不值得”的争论，应该说还是澄清了一个根本问题：在人的生命权利面前，个人和个人之间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对人的生命的维护，是我们共同的道德准则。据此可以说，张华为践行这一准则做出了榜样，他是值得的。

　　而1988年以后关于赖宁宣传的争论，则将思考引入到了另一个层面。争论中让人警醒的是：小英雄赖宁本人的道德固然是高尚的，值得景仰；但是对于主导国家社会的成年人来说，如果一味地欣赏并鼓励未成年人去牺牲，那么这样的价值体系本身意味着什么？它是道德的吗？我们看到，这种具有了主体反思意识的争论，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实际效果，就是官方和媒体不再进行类似的宣传鼓动，转而更多地关注于未成年人保护。遗憾的是，这一实践的成果验证了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理念，却还没有明确体现在道德理论体系之中。

　　上述两场争论的未明之处，几年后在“大兵瑞恩与梁晓声”讨论中再一次暴露出来。如果仔细地解读《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那么不难看到，它所勾画的美德形象，实际上包含了多重的内容：其中，通过瑞恩母亲的请求得到将军的承诺，提示出国家尊重公民权益、使公民权利成为国家责任的原则，这应该是一种制度美德；通过小分队士兵们奋不顾身地执行任务，颂扬了军人的牺牲精神，这应该是一种职业美德；通过瑞恩本人选择“打完这一仗再离开”，又体现出他的军人角色和公民(“顾全大局”)觉悟的统一，这应该是一种个人美德；等等。可惜的是，这些内涵并未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思考。相反，这场讨论最后由专家所作的结论，却停留于十年前张华那场讨论的水平，不过是重申了“生命价值的普遍性和优先权”而已。然而，当时由梁晓声强调并引起争论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珍惜生命是否就意味着，应该普遍地、无条件地认同“为救一个人可以牺牲其他个人，不惜任何代价”，否则就是“道德冷漠”呢？这个在现实中越来越频繁出现的问题，当时并没有得到透彻的思考和回答。

　　解读的粗疏与结论的苍白，似乎暴露出我们传统道德思维的一个实质性盲点和误区，就是目中只有简单化的、抽象的人和个人，没有多层次的、作为现实主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