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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
发布时间: 2019-08-21    作者:江满情    来源:国史网 2019-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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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蝗灾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自然灾害之一,爆发次数频繁,发生范围广,甚至曾造成严重饥荒乃至社会动乱。蝗灾的治理是关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关于蝗灾治理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关注新中国成立前各历史时期的情况,[代表性成果有:章义和的《中国蝗灾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郑云飞的《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分析》(《中国农史》1990年第4期);赵艳萍的《民国时期蝗灾与社会应对——以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辖区为中心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马维强、邓宏琴的《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蝗灾与社会应对》(《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等等。]对新中国成立后治蝗措施与对策的研究较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的蝗灾治理工作相较于之前的任何时期都卓有成效。本文拟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过程、特色和意义进行梳理、评析,以拓展当代中国灾害防治史、中国蝗灾治理史研究。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蝗灾发生的概况

  由于我国很多地区的气候条件适宜蝗虫滋生,历史上曾频繁发生蝗灾。

  (一)我国蝗虫滋生的气候条件及历史上蝗灾发生的情况

  危害中国的蝗虫包括飞蝗、稻蝗、土蝗、竹蝗,最主要的危害来自东亚飞蝗。据研究,东亚飞蝗的分布与气温、雨量关系密切,滋生飞蝗最适宜的年平均气温是12摄氏度左右,年降雨量则在400毫米~ 900毫米之间。我国的华北、华中、华东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基本在该范围内。因此,海河流域、黄河中游和淮河流域,包括河北、平原[?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平原省,辖新乡、安阳、湖西、菏泽、聊城、濮阳6个专区。1952年11月,撤销省级建制,所辖区域分别划归河南、山东两省。]、河南3省的大部分以及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5省的一部分,是我国历史上蝗灾频繁发生的地区。新疆亦有飞蝗发生,但不属于同一类蝗灾。[《飞蝗及其防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编译委员会1950年编印,第8页。]我国很早即有关于蝗虫的记载,最早关于蝗灾的记载是公元前707年山东地区发生的蝗灾。自公元前707年至1935年的2642年中,我国共发生了796次蝗灾,平均每三年发生一次蝗灾。[1]据有记载的资料统计,1912~1949年间,发生蝗灾的有2100余县次,平均每年约57县次发生蝗灾。[2]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前2000多年的治蝗史中,蝗灾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虽然历代总结了不少治蝗方法,如篝火诱杀、开沟陷杀、器具捕打、掘除蝗卵等,但一直是以人力捕打为主。到民国时期,药械治蝗技术引入中国,促进了我国治蝗技术的变革。[3]由于社会动荡,这一方法未能得到有效推广。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蝗灾仍然频发

  1951年初夏,安徽、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平原、山西、新疆[?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沿用省建制。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等省共计78个县内发现蝗蝻,[4]该年夏、秋全国发生蝗灾的面积达1300多万亩。[5]1952年,河北、平原、山东、安徽、河南、广西、湖北、湖南、福建、辽东、山西、陕西、青海、新疆、绥远、四川、甘肃、察哈尔、江苏19个省、75个专区、594个县(市)以及1个盐区和1个盟旗发生蝗灾,面积达3779万余亩。造成灾害的蝗虫有飞蝗、土蝗、稻蝗及竹蝗等。就飞蝗而论,夏蝗在河北、平原、山东、安 徽、河南、新疆、江苏7个省共计危害农田1426万余亩;秋蝗在上述各省除新疆以外的6个省共计危害农田391万亩,夏、秋蝗合计危害农田约1818万亩。[6]1953年,全国发生夏蝗灾害的农田面积共515万亩,[7]因夏蝗未能彻底消灭,秋蝗情况相当严重,仅江苏省蝗灾面积就达73万余亩。[8]1954年,据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及新疆、内蒙古等省区不完全统计,夏蝗造成灾害的农田面积达840多万亩,蝗蝻密度一般每平方米五六十只,最高达数千只,江苏省灌云县、新海连市[新中国成立后,先称新海连特区,后称新海连市,属山东省鲁中南行政区。1953年1月1日起,划归江苏省徐州专署管辖。1961年,新海连市更名为连云港市。]及安徽省泗洪县[1955年3月,泗洪县划归江苏省淮阴专区管辖。]的个别区、村每平方米有蝗蝻七八千只。[9]1955年,据蝗虫主要滋生区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省不完全统计,发生夏、秋蝗灾害的农田面积达1464万余亩。[9](p.485)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的蝗灾仍然时有发生,“在大片荒地和湖沼地带的水利和垦荒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以前,蝗虫是会经常发生或间隔一、二年或二、三年发生一次的”。[10]不同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发生蝗灾时,常常因统治者无视农民疾苦,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给农业和农民造成了严重损失,导致百姓衣食无着、流离失所。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每次发生蝗灾都动员大量人力、物力捕蝗、灭蝗,从而避免蝗灾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使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

  二、防治蝗灾的组织与动员

  能否有效地控制蝗灾,既关系到农民的生计,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更是对新生人民政权的考验。党和政府对蝗灾问题高度重视。1951年6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防治蝗蝻工作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发动和组织农民,因地制宜,采取各种形式,立即进行捕杀蝗蝻”,“蝗虫发生在那里,立即消灭在那里”,确定了治蝗工作“打早、打小、打了”的方针。这是我国贯彻“人工捕打为主”、“打早、打小、打了”治蝗方针的开始。周恩来也非常关心治蝗工作,并及时地解决治蝗工作存在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治蝗工作,不单是一项经济问题,而且是很重要的政治问题,一定抓紧抓好,治蝗工作,要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新中国的无限生命力”。[姬庆文主编:《治蝗丰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编印,第58页。]在这一要求指导下,新中国的治蝗工作呈现出新的面貌。

  (一)成立专门的治蝗领导机构,建立责任制

  在中央要求下,各蝗区先后成立了专门的治蝗指挥部,并建立了责任制。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植物保护司提出:“治蝗是带有战斗性的群众运动,因此就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为了及时动员、组织力量投入灭蝗战斗,各蝗区县人民政府须于夏蝗发生前成立灭蝗指挥部,由党政领导干部亲自主持,并在区、乡、村建立大队、中队、小队等一系列的灭蝗组织。”[5](p.49)当时在全国的治蝗战线上形成了一项制度,一旦发现蝗虫起飞或危害作物,发生地区的县一级政府要赔偿损失,当事人要受到严厉处分。[姬庆文主编:《治蝗丰碑》,第58页。]如安徽省泗洪县一般采取划片包干、层层负责的办法,县设灭蝗总队部,其下按区、乡等级分设灭蝗大队、中队、分队或小组,以加强干部的责任心,推动治蝗工作的顺利开展;[?姬庆文主编:《治蝗丰碑》,第69页;《皖北苏北山东部分地区 农民组织起来灭蝗》,《人民日报》1951年6月21日。]江苏省灌云县治蝗指挥部由县长担任指挥,有关各区成立大队;[11]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县在县、区、村都建立了灭蝗指挥部,并建立责任制,每个工作区都设立组织、宣传、检查、除治、药械、运药等专门小组,村村有干部负责,点点有人包片除治;[12]山东省惠民专区[1949年设立的垦利专区于1950年更名为惠民专区,1970年改称惠民地区,1992年更名为滨州地区。]于1954年成立治蝗指挥部,由中共惠民地区委员会负责人直接领导,1955年改为惠民专署治蝗指挥部,协调全区的治蝗工作,此后山东省济宁、菏泽、聊城、德州、昌潍等地区相继建立了治蝗指挥部。各重点治蝗县也建立了指挥部。这些灭蝗组织在控制蝗灾中起了关键作用。[13]在新疆省,成立了由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任主任的治蝗指挥部,亲自领导新疆的治蝗工作;重点治蝗区迪化(今乌鲁木齐)、绥来、景化、昌吉、乾德、阜康、乌苏、沙湾、和硕9个县都成立了治蝗指挥所。[14]由于蝗灾的发生与扩散不易控制,中央要求各地方在建立责任制的同时要建立联防机制。1952年,河北省沧县与山东省南皮县(今属河北省)交界处发生蝗蝻,一度因缺乏协调,致使大部分蝗蝻发展到四五龄,少数后来羽化。之后,沧县与南皮县组织建立了联合指挥部,统一计划,联合捕打,相互支援,最后扭转了危局。河北省天津专区[?天津专区,1949年8月至1958年12月、1961年6月至1970年1月间断存在于河北省的专级行政区,其后改称天津地区,辖固安县、蓟县、宝坻县、永清县、文安县、大城县、静海县、安次县、三河县、香河县、大厂回族自治县、宁河县、武清县、霸县、胜芳镇14个县、1个镇。1973年部分辖区并入直辖市天津市,余下辖区更名为廊坊地区。参见天津市武清区档案馆编:《武清历史沿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在武清、安次等7县设立了3个联防指挥部,由地委、专署干部主持联合治蝗,收效较好。[5](p.50)

  (二)建立和完善蝗灾侦查、预测预报制度

  在具体的治蝗工作中,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蝗情的侦查、预测预报工作,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并完善了相关工作制度。我国有计划的飞蝗预测预报工作于1952年首先在山东省惠民专区试行。[15]山东省惠民专区由省人民政府拨款2亿元(旧币,下同),以1000余名固定侦查人员为主,并吸收群众参加,深入渤海蝗源区进行大规模的侦查。[《全国治蝗座谈会汇刊》,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病虫害防治司1952年编印,第6页。]1952年11月4~10日,农业部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全国治蝗座谈会,推广了惠民专区的经验,明确提出蝗区侦查工作是进行灭蝗斗争的先决条件,今后各地必须在侦查工作上投入足够的力量,侦查工作包括查卵、查蝻、查成虫三个密切联系的环节,是贯穿全年的工作。[《全国治蝗座谈会汇刊》,第13页。]1953年2月,农业部印发了《侦查蝗虫试用办法》,全国各蝗区先后成立了飞蝗预测预报组织。[15]农业部植物保护司提出:“一九五三年应当继续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1950年12月,中央对防治病虫害工作提出:“完成防治病虫工作的关键,在于如何把群众组织起来,依靠群众力量,进行一切必要的预防工作,实现‘防重于治’的基本方针。”参见《认真贯彻防治病虫害工作》,《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5日。],开展群众性的田间检查,加强预测预报工作”。[16]1955年12月,农业部提出《关于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方案》,将蝗虫作为预测预报的首要对象,要求各省市“健全与建立预测预报制度”,配备专职干部,建立病虫情报网,积极对农作物病虫害进行预测预报,提高防治效果。[9](p.476)1956年,农业部进一步提出建立群众性病虫情况网,分片召集训练情报员。[9](pp.477~479)当年,全国建立起常规的飞蝗预测预报机制,侦查结果定期向上级汇报,农业部和各省农业厅根据这些资料预测下一年或下一阶段蝗虫发生情况,并制定相应的治蝗计划。[15]

  (三)科学捕蝗,药械治蝗

  在捕打蝗虫时,政府要求各地“打早、打小、打了”。针对1951年初夏的蝗情,6月2日,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坚决贯彻‘打早、打小、打了’的精神……做到‘蝗蝻发生在那里,立即消灭在那里’”。[17]1952年,我国治蝗工作提出了“掌握有利时机,消灭于三龄之前”的口号[5](p.前言)。中国传统治蝗经验是“捕蝗不如捕蝻,捕蝻不如挖卵”[18]。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灭蝗实践证明,单纯地耕卵(即耕翻蝗卵)、挖卵不仅不能实现“防重于治”的方针,而且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1951年秋冬和1952年春季,有些地区进行了单纯耕卵、挖卵的工作,结果仅能减少蝗蝻发生的密度,并不能减少蝗蝻发生的面积,耕挖过的田地高低不平,深浅不一,蝗蝻孵化参差不齐,反而延长了治蝗时间、增加了治蝗次数。因此,农业部要求停止单纯耕卵、挖卵的做法。[《全国治蝗工作座谈会汇刊》,第4页。] 1953年,我国治蝗工作就废除了以前所采用的挖蝗卵等耗费人工过多的方法。[9](p.467)

  1949~1951年,由于药械有限,各地治蝗只能以人工捕打为主,药械为辅。1952年8月,农业部强调治蝗采取以药械消灭为主、人工捕打为辅的战术。[19]同年11月召开的全国治蝗座谈会明确了此后治蝗工作要“以药械为主”的方针。会议提出,随着我国财经情况的好转,治蝗药械已能大量自主生产,为使用药械治蝗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经验证明使用药械比人工捕打节省人力、物力,还能提高治蝗效率,特别是在地广人稀的地区,动员人工捕打难度大,更需要使用药械。[《全国治蝗工作座谈会汇刊》,第5页。]1953年,农业部植物保护司明确指出:“今年防治蝗虫的方针是以‘药械为主’,但‘药械为主’并不是单纯的依靠药械,而是要发动人力使用药械进行除治,做到药械与人力更加密切的配合。”[20]1953年实行药械治蝗后,不仅缩短了治蝗时间,而且节省了大量人力。安徽省泗洪县广泛应用喷粉、毒饵,7天内消灭2.5万余亩的蝗蝻,所用日工不到1万个。群众反映,过去打蝗虫3个月还打不净,今年几天就打完了,也没有耽误生产。江苏省铜山县1951年治蝗以人工为主,平均每亩要6个多日工,1952年开始重点用药,每亩所用日工减至3~4个,1953年改以药械为主,每亩只用1/4个日工,仅为1951年的1/25,大大节省了人力。[7]随着“以药械为主”治蝗方针的提出,国家对治蝗技术人员的训练日益重视。为了使群众确实掌握技术,农业部要求“凡使用药械的民工,必须经过短期的技术训练”。[20]1956年,中央要求分省、专区、县三级开展治蝗技术训练,分别训练专区、县级植物保护干部、县级农业干部、侦查员及药械手。[9](pp.487~488)药械治蝗大大提高了新中国治蝗的效率,为扑灭蝗害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广泛动员民众捕蝗、灭蝗

  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民众被广泛动员起来,加入捕蝗、灭蝗的队伍,使得新中国的灭蝗工作发展成为一种群众性运动。[11]1951年,河北省117个县动员了2000万个人工;[21]廊坊市安次县为了推动灭蝗工作,在蝗虫泛滥区开展夺红旗竞赛,比除治净、除治快、除治多,村与村、队与队、人与人都展开了竞赛,涌现出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模范事迹,在1951年竞赛中全县评出了15个灭蝗模范村、170名模范个人。[12](pp.873,874)安徽省泗洪县在1951年蝗情严重时,各蝗区停止一切可以停止的工作,全力以赴灭蝗,未出现蝗情的区乡也组织民工支援蝗区,全县从5月19日至6月2日有13万人参加灭蝗工作,共捕杀蝗蝻160万斤;在6月4~11日抢收小麦后,于12日又动员7.98万人捕蝗4天;秋蝗时期又发动民工6.1万人,捕打20天左右;1952年夏、秋两季灭蝗,全县发动16.9万人,动用191.4万个日工。[《皖北苏北山东部分地区?农民组织起来灭蝗》,《人民日报》1951年6月21日;姬庆文主编:《治蝗丰碑》,第81、82页。]1951年6月,山东省沛县有4.7万名农民参加灭蝗工作。[11]截至6月20日,山东省23个发生蝗蝻的县、市共动员13.8万余人进行捕打。[17](p.371)在1952年的灭蝗工作中,全国19个省区共计动用了7650万个日工。[17](pp.374~375)1953年6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蝗区共发动和组织9.5万多人,消灭168.4万多亩的夏蝗。[22]为了调动民众参与灭蝗的积极性,在捕蝗运动中,政府还向治蝗民工发放生活补助费。如1951年,安徽省泗洪县给参加捕蝗的农民每人每天供给2斤粮食,以工代赈。[姬庆文主编:《治蝗丰碑》,第198页。]

  从治蝗责任制的建立、蝗灾预测预报制度的形成,到药械治蝗方针的贯彻、大量药械手的培训、广泛动员民众灭蝗以及给予治蝗民众补贴,新中国的治蝗工作逐步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制度。

  三、有效控制蝗灾的措施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之所以能有效控制蝗灾,关键是采取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措施:

  (一)推广飞机治蝗

  关于治理亚洲飞蝗问题,1925年,苏联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化学方法的飞机灭蝗大队,前往人迹罕至的库玛河到高加索一带的芦苇丛地区治蝗,第一次飞机灭蝗取得了显著效果。[23]苏联专家认为:“防治亚洲飞蝗的特点是必须要在那些难以通行的地方如芦草低洼地、密生植物的河流、湖泊、沼泽等处进行灭蝗措施。因此飞机灭蝗便成为治蝗的基本方法。”[24]

  新中国成立后也采用了飞机治蝗的方式。1951年6月13日,人民空军出动4架飞机到皖北执行灭蝗任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飞机灭蝗。[25]飞机在安徽省泗洪县飞蝗密集、人工难以捕打的深草苇地带,每日早晚连续出动喷射“六六六”杀虫粉,喷射面积达9500余亩。喷射药粉后,飞蝗与四五龄蝗蝻的死亡及中毒率达70%以上。经过群众努力捕打和飞机协助扑杀,分布在全县30余万亩的蝗虫至23日已基本被扑灭。1951年春夏之交,河北省黄骅县发生了60余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蝗蝻,中央人民政府于6月23日派4架飞机前往协助灭蝗,该县23万亩的蝗蝻至6月26日即大体被消灭。[26]继黄骅县之后,中央又派飞机到河北省安次县灭蝗,8月4~9日喷药总面积达2.44万亩。喷药后1~2个小时内蝗虫死亡率达到50%~60%,2~4个小时内蝗虫死亡率达到90%。[12]飞机治蝗的区域还有河北省武清、宝坻、宁河等县以及湖北省天门县等地区,历时月余,均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由于这些一连串的胜利,不但扭转了群众把蝗虫当作‘神虫’的迷信思想,并坚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