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率先打破了雅尔塔体系，使国际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在复杂、尖锐的国际环境中，新中国作为一个综合国力较弱的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还比较有限，国际地位也相对比较被动。如何在复杂、尖锐的国际环境中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为国内建设创立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面临的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核心领导人之一，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创立者、指挥者和实践者，为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国际地位是指一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它是由一定时期内该国所拥有的综合国力决定的。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及其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影响的综合能力。

　　一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一定时期内该国在国际上的生存力、发展力及影响力的增强上。主权国家的生存力是指一国赢得他国家承认其合法国际地位，保卫自身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不受侵犯的能力。国家的发展能力是指一国促进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国家的影响力是指一国影响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采取符合自己愿望的行为的能力。

　　中国是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它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化，长期跻身世界先进民族前列。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中国一直是经济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未低于20%，1820年更是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达到了32.9%。[1]然而，两千年多年的封建统治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多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逼迫中国签订一系列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由一个泱泱东方大国逐步演变成一个四分五裂，战乱频仍，人民饱受奴役和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横行霸道和封建统治者的丧权辱国，面对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人民的饥寒交迫，许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苦苦求索救国之道，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探索，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的建立将极大地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首先，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近现代100多年来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一个完全独立的、占世界1/4人口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对国际力量结构对比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新中国的成立，冲破了的雅尔塔体系，推动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变化，将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注入新的因素。

　　然而，要真正赢得国际上的尊重，取得与其身份相称的国际地位，新中国还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

二

　　虽然从人口总量、国土面积、自然资源方面来说，中国无可争议是一个大国，然而，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的起来的，综合国力“一穷二白”，还面临着复杂、尖锐的国际环境，要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的还是面临着不小挑战的。

　　从国内环境来看，建国之初，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工业能力、军事能力、科技实力都是“一穷二白”。1949年，中国的国民收入为358亿元，人均仅为66元。[2]中国工农业产量同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相比，都有大幅度地下降。农业总产量仅达抗日战争以前的平均水平的75%。[3]工业生产情况更坏，如以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为100，则1949年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如下：生铁降至10.9%，钢锭降至15.8%，钢材降至7.8%，煤降至44.5%，电力降至72.3%，棉纱降至72.4%，棉布降至72.6%，面粉降至77.9%，糖降至29.6%。[4]新中国的教育、科技事业也是在一个极不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49年各级学校在校学生共2577.6万人，其中高等学校11.7万人，中等学校126.8万人，小学2439.1万人。全国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2.2人。全国文盲占人口总数的80%。[5]科技水平极端落后，科研机构几乎没有，专业科研人员十分稀少。据统计，解放初期全国的科研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总共才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50多人。学科和门类的空白点很多[6]。

　　与此同时，新中国还面临着尖锐、复杂的国际环境。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崩溃，战时美苏同盟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美苏在战后世界安排和欧洲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利益和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化和表面化。20世纪40年代末，两国终于由盟友变成了对手。1947年3月，美国抛出 “杜鲁门主义”，国际社会从此开始呈现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 “冷战”对峙的格局。

　　在两极对峙的国际格局下，新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比较严峻。首先，新中国受到来自美国的直接威胁。美国继续支持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政策，并劝说其西方盟友在承认新中国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政治上不承认新中国，而且对新中国采取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的政策，并阻挠恢复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同时，美国还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开以武力阻止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并进行一系列试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活动，因而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所谓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从中国的东北方向到东南方向建立了一条弧形包围圈。中国的近邻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等国家被纳入到美国的反共战略中，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采取了敌视新中国的态度。

　　在如此的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冲破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封锁，巩固新生的政权，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安全，为新中国赢得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并为国内经济恢复和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

三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者。他以非凡的才智，豁达的外交风度，高超的外交艺术，为结束100年来使每个中国人痛心的、屈辱的外交历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和威望。

　　（一）参与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政策，在国际上确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建国前夕，周恩来把这一经验引申到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作为指导新中国外交的总体原则。他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7]

　　为实现新中国的真正独立，周恩来参与制定了新中国建国初期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这三大外交方针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它们的提出和实行，使新中国对内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和其盘根错节的影响，对外树立了严格的建交规范，彻底划清了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限，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同时解决了当时中国面临的最急迫的现实问题——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使新中国一成立，就赢得了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来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和支持，这对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和禁运，防止可能遭受的外国干涉，是一个强有力的保证。

　　（二）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强权和霸权主义者的军事威胁，增强新中国的生存能力。

　　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是一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问题上，周恩来的立场是非常坚决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无视国际法对台湾地位的明确规定，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1950 年6月27日，杜鲁门宣布：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8]对此，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声明，予以严正的驳斥。他郑重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中国必能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9]周恩来在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原则立场的同时，一再警告：如果美国政府以为可以用战争威胁来吓倒中国人民，来使中国承认“两个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侵入台湾海峡的行动为合法，那是梦想；如果美国硬要把战争打到中国头上，我们是一定要抵抗到底的，我们决不屈服。我们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国际争端，但是，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解放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美国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的。[10]正是这种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和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使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遭到失败，并不得不在1972年《上海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正式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1]从而推动两国关系由对峙走向缓和。并带动国际社会新一轮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使新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得到了大幅度拓展。

　　对霸权主义者对新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周恩来采取决不示弱，针锋相对的立场。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增兵朝鲜半岛，美机还在中国边境，侦察空袭，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2]1950年10月3 日，周恩来还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警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3]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警告却置若罔闻。7日，以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军”悍然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唇亡齿寒，中国被迫走上抗美援朝的道路。在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承担参谋长、后勤部长和谈判总指挥的角色，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首先，使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认识到新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解决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必须有中国的参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受邀出席1954年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其次，扩大了中国在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的影响。新中国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时期尽全力援助比自己更为危难的友好国家，并在朝鲜停战之后迅速撤出部队，体现了新中国重信誉，讲道义的外交原则，展示了良好的大国风范，在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