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再加上人口总量不大，当时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还仅限于以搞好生产和生活环境、改善城乡卫生面貌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生产规模有限，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从全国的总体情况来看，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局部性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此时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问题还未提出，因而更谈不上制定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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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在全民大炼钢铁和国家集中力量大办重型工业后，全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开始加剧。1962年国家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通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新兴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对环境的压力，工业污染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是，由于对环境保护工作缺乏必要的认识，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的工作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①，（①这里所说没有环境保护意识，主要是从整体而言的环境保护认识。）被大量砍伐的林木未能及时补植，许多被破坏的地貌、植被更是没有进行有计划的恢复工作，这种完全依赖自然修复的恢复方式使得生态环境的复原速度极为缓慢。　从建国伊始至20世纪70年代，在局部地区及一些企业中还是有一些环境保护的措施出台并实施，如在改善城市环境方面，北方城市在有条件的地区采用集中供暖的措施，60年代北京为解决煤炭紧缺问题，提出了“节约用煤，不降室温”的口号，以把煤烧尽、不留任何未烧尽颗粒为原则对供暖锅炉进行了改造，此举不仅节约了大量煤炭，而且大大降低了粉尘排放量；此外，为解决工业排放问题，在60年代工业部门提出了“变废为宝”口号，即在工厂间、车间间加强协作，实现工业废物的再利用。如北京炼焦厂将用于净化、回收气体的水通过化学和生物处理进行再利用，不仅除去了废水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同时还提炼出新的工业原料。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趋势进一步加快。一方面，由于在经济建设中强调数量而忽视质量，片面追求产值，不注意经济效益，尤其是各地“五小”工业的发展，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一些消费型城市由于执行了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的方针，加剧了这些城市业已存在的工业污染。另一方面，随着全国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粮食问题亦逐渐凸显出来，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进一步强调“以粮为纲”，甚至在一些不宜种粮的地区也开始要求开荒种粮，毁林毁草现象加剧，围湖围海造田等问题开始突出，因而引发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更加恶化。

　　周恩来最先注意到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环境保护”这个概念还很陌生，更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都觉得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大，不必太着急。同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有环境污染，认为那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治之症，谁要是说中国有污染问题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还有一些人根据环境污染会危害人体健康的现象，认为环境问题属于卫生问题，无形之中降低了环境污染对经济社会危害的严重性。周恩来则敏锐地意识到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也将面临环境公害问题。环境污染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不能再等了，从现在起就应该抓紧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起步并不晚。

　　1970年6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的负责同志时讲到：“卫生系统要关心人民健康，特别是对水、空气，这两种容易污染。”针对美日等国发生的工业污染问题，他指出：“毛主席讲预防为主，要包括空气和水。要综合利用，把废气、废水都回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不搞，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搞”，而且“必须解决”。[1]12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中联部、总参二部、外交部有关同志时再次谈到世界上几个发达国家的工业污染问题，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解决，他说：“过去伦敦的烟雾最多，现在比纽约少。……日本也是这样，战后畸形发展。我们不要做超级大国，不能不顾一切，要为后代着想，工业公害是一个新的问题。工业化一搞起来，这个问题就大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