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她从干校刚回来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去大车店。因为在北京周边赶车人住的旅店里全是拉马车的车夫，我们经常到那里去写生。里面都是大通铺的炕，一进去，好多歇脚的人就一个一个地到我们跟前为我们做模特。从那个时候起，她画了很多幼儿园的写生、工人的写生，还到机械厂去写生，后来又去京西煤矿写生，其实从煤矿写生，她萌发了一些对后来创作的冲动。到了80年代的时候，她去了彝族地区，后来我们又一起去了西北，再后来她又去了辽西、福建，画了那些少数民族题材的画。

　　其实在她看来，作品中少数民族人物的服装并不重要，她要表现的是深层次的东西。从她一步步的写生活动去研究的话，对一位艺术家创作的源泉和把握来说，很多创作的源泉和灵感是源于生活当中的。因为当时的艺术家只有靠自己的眼和手中的笔去把握形象。

　　周老师的人物画小品流传有两部分，一是海外回流作品，二是送人作品。她和卢老师后来都认为这批作品并不代表她的水准。为什么呢？首先可以从这批作品创作的起因谈起。从我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向她求画，当时她画的很多都是表现小孩的题材。后来改革开放刚开始，1978年的时候，咱们国家跟国外的交流多了一点，当时的外贸需要一些中国画，周老师就开始画一些少数民族人物题材的作品，她的作品也开始到香港地区及新加坡、日本展出，这些地方要买画的人很多。也是出于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需要大家来这样画。周老师画的这批作品，我认为对她后期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这样一批作品作为支撑，没有这样的实践过程，没有这些大量的水墨画支撑，她不可能达到娴熟的程度。其实我也画了一大批这样的作品，现在看来并不好，但它们恰恰是我艺术创作中必经的历程。如果没有当时画的那么大批作品的实践，哪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周思聪师从蒋兆和、叶浅予先生，从中央美院毕业后到了北京画院，画院给了她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里，她跟老画家接触，认识传统笔墨的精髓，后来在创作中又吸收了黄胄先生的一些元素。她表现得更加生动，更有灵气，又符合自己的性格，所以才产生了像少数民族系列的作品。再下一步的转变，周思聪去彝族地区，去福建，包括后来去西北、辽西，实际上这段时间是她艺术风格和艺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转变期。

　　我们一直在说“画如其人”，周思聪几个艺术时期风格的转变跟她个人人生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80年代初，她画了很多少数民族少女，画得非常阳光，改革开放后的心情是很愉悦的。可是到了1983年，她查出来得了类风湿以后，她的生活和艺术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周思聪整个艺术历程的转变是与她思想的转变，对事物看法的转变相关的，她所关注的点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她关注了人们的生存、过去的苦难、大凉山普通人的劳作，这些外在的东西跟她内在的艺术家的感受与女人本身的真实感受结合在一起了。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实际上就是在画她自己。从周思聪的艺术历程，结合她的人生体验，可以看出她实际上是在画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所以这种苦涩是一般艺术家没办法表现出来的苍凉。

　　她对于社会的责任感，艺术家的责任感，在艺术生涯一开始就非常强。从“文革”前的《包身工》到后来的《人民和总理》，再到《矿工图》，包括晚年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人物小品。她自觉地在反映人民的生活，反映自己的感受。当时没有人逼着她，而且她的性格是越逼着她她越不会做，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人。生活打动了她，生活在底层的这些人打动了她，她才会去创作，她是有感而发的，是从心里面去体会的。如果说用一句话总结周思聪的话，可以说她是用生命谱写艺术篇章的人。她完全把自己的生命、人生与艺术融合在一起了。

　　我从她所有走过的路总结，她是用生命、汗和血来创作的，所以她才会创作出别人无法复制，别人无法理解的艺术。我们来看她的艺术生涯中几个不同的高潮，《人民和总理》，《矿工图》系列、彝族系列、荷花系列，真是“灿烂之极，归于平淡”。她归于自己从社会的繁杂不平静，抗争、无奈到最后这种大彻大悟，归于平静地面对疾病的折磨、面对死亡，最后产生出这种平淡的艺术。有几个朋友跟我说周思聪最精彩的作品就是这批荷花，为什么这批作品最精彩？原因就归于她晚年这种思想的升华、精神境界。像弘一法师，那么有本事的一个人，皈依佛门去修炼，最后走的时候一贫如洗。我去看过两次他的遗物，非常感动。弘一法师荣华富贵都见过了，最后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境界，周老师也在有意无意间走到了这种境界。

　　很多人都解释说周思聪晚年拿不了笔，只能这样画。这样的认识是不完全的。不从她的精神层面，身体的实际状况去综合考虑的话，是没办法完全解读这批作品的。而且如果周思聪不学习传统，不看八大、石涛的画，也不会产生这样的作品。她是有传统积淀的，虽然晚年扔掉了一些东西，但抛却的只是一些技法表面的东西，传统的积淀还在里面。她在有意无意中达到了佛家、儒家的一种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