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先生倡导民俗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坦言自己的学术目的。他说：“自从民国成立以后，宪法上写明‘人民一律平等’，时移世易，只要几个士大夫就可以造成有声有色的政治事业，不理会民众的贤人政治时代已经过去。如今，政治的责任要由全国人民共同承担，因此知识阶级应‘到民间去’，接近民众，了解民众，从而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使之担负起政治的责任。”[12]他还特别指出，妙峰山香会是“民众共求的表现，是民众信仰力和组织力的表现，如果你们要想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对于这种事实无论是赞成或反对，都必须先了解了才可以走第二步啊!”[13]

　　“九·一八”事变后，热河失守，华北危机，顾先生深感亡国的威胁，于是创办“三户书社”，取义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隐喻中国人民的救亡决心，只是由于受到反动当局的压迫，才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他们编写大量利用京剧、大鼓词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的普及读物，通过爱国艺人到民间传唱。与此同时，顾先生又创办了《禹贡》半月刊，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借《禹贡》这篇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地理书名，表达以民族国土为念的深愿。“禹贡”学会的宗旨上明确写着：“反对‘为学术而学术’，力求把研究地理沿革、民族演进，与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的爱国热情结合起来，使这种研究贯穿经世致用的精神。”[14]他们表示，要用真实的学识，“使得荒塞的边疆日益受本国人的认识和开发，杜绝野心国的觊觎”；“要把我们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算一总帐，合法地承受这份我们国民应当享有的遗产，永不忘记在邻邦暴力压迫或欺骗分化下被夺的是自己的家业。”“使国内各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以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15]顾先生本人也在工作计划中指出：“本会同人感念国事日非，惧民族衰亡之无日，深知抱‘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实未可以应目前之急，亦非学人以学术救国所应出之一途，爰纠集同志从事于吾国地理之研究，窃愿借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16]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禹贡》半月刊配合时局，连续出了《东北研究》、《西北研究》、《康、藏、察绥》、《后套水利调查》等专号。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顾先生在日军进占北平后被列入黑名单，只得离城南下。

　　到了重庆，顾先生又办起了《文史杂志》。他在复刊词中这样写道：“办这个杂志并不是有什么闲情逸致，我们只是认为……历史的传统是不能一天中断的，如果中断了就会衔接不起来。我们都是服务于文化界的人，自己的生命总有中止的一天，不值得太留恋，但这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孑遗的人们或子孙来接受这个传统。这传统是什么，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17]后来，侯仁之先生在回忆顾先生时说他“不是一个陶醉于古书堆中的所谓‘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一个对伟大祖国怀有深厚感情的知识分子”。①许冠三先生也说他“无疑是一位纯学人”，但“并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种子’”。②他们对顾先生的评价是很中肯很切实的。

　　顾先生第四个值得学习的，我以为是他的提携后进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他主持“禹贡”学会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据一位同志回忆，他那时正读师范学校，因为发表了一篇批评高中地理课本的文章，引起地理历史学界的注意，顾先生去信请他参加“禹贡”学会。当得知他是一个农村的青年学生，因家境困难，靠稿费维持读书，且学历只相当于初中三年级，故不敢填写加入学会的表格时，顾先生一面鼓励他不要自卑，说一个大学毕业生也不见得能写出这样水平的论文；一面和同人们商量，把《大公报》副刊《史地周刊》的稿费节余拿出来给他做奖学金；还要他为学会审校一些地图，从中领取一定报酬。那时，顾先生兼任北大的教授，无论燕大、北大，只要是肯用功读书、有才气、有造诣的学生，他都延入学会，招徕培养。正是这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胸怀，使“禹贡”学会产生出不少优秀的学者。例如童书业先生，原来也只是一个初中生，但在顾先生培养下，竟成了全国知名的教授；侯仁之先生大学刚毕业，便在他的举荐下担任了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助理的职务，边读研究生边协助他处理系里和学会的行政事务，终于成就为学术界的大师。

　　《禹贡》半月刊的初衷是刊登学生的课外作业，为此，顾先生往往亲自为学员指定题目，供应资料，教导写作方法；文成之后，还要亲自修改，对水平较差的文章给予补充润色，然后仍用原作者名字发表，有的文章与原稿已是面目全非了。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用这个办法来奖掖后进，使更多的学生辈能在刊物上露名。他认为，使有志有为的人都得到适当的名誉和地位，“是人生一乐”。他还说：“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①顾先生这种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思想境界，直到今天不仍然是值得学术界大力提倡的吗?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党和政府对顾先生一直是十分尊重和器重的。早在1938年，毛主席就曾把《论持久战》一书寄赠给他。建国后，又是在毛主席的提示下，中国科学院把他由上海请到北京，担任第一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当时误传，说顾先生要求工资500元，否则不来。周总理听后说：“500元就500元，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从1954年起，他担任了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任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从1972年起，他又担任了两届全国人大的代表。1954年，毛泽东建议成立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委员会，顾先生任总校对。1962年，毛主席看了他发表在《民间文艺》第三期上的《我在民间文艺的园地里——在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一次学术讲座会上的报告》，看得非常仔细，在上面密密麻麻划了许多圈圈杠杠。1971年，又是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周总理提议由他主持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在原学部的基础上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命胡乔木同志为院长。乔木同志来院后，大力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的实事之一就是通过国务院办公厅，把顾先生的家由原来住的大杂院搬入南沙沟为部长级干部修建的楼房里，并在南沙沟院里为他的助手安排了两间工作室，还设法为他的助手刘起釪先生安排了住房。今天，我们党和政府对于知识分子，无论是在作用发挥还是在待遇提高上，都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回顾老一代革命家对顾先生的关照，仍然可以从中受到一些启迪，从而促进我们把知识分子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本文是作者在纪念顾颉刚先生１１０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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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转引自王熙华：《试论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刊《中国哲学》第17辑，1996年。

　　[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版，第274-275页。

　　[3]胡绳：《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社会科学管理》1999年第3期。

　　①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第22—23页。

　　[4]胡绳：《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社会科学管理》1999年第3期。

　　[5]李民：《可贵的治学精神──悼念顾颉刚先生》，《郑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6]李民：《可贵的治学精神──悼念顾颉刚先生》，《郑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7]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二版第3卷，第835页。

　　[8]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二版第3卷，第800页。

　　①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３４页。

　　②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８３页。

　　③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第３页。

　　④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第３页。

　　[9]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9页。

　　[10]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6页。

　　[11]转引自《史念海自传》，刊《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1982年。

　　①顾颉刚：《虬江市隐杂记三·整理古籍目的在批判接受》，刊《顾颉刚读书笔记》１９９０年版第４卷，第２６１０页。

　　[12]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转引自吕微《国民时期的妙峰山民俗研究——纪念顾颉刚等人的妙峰山进香调查七十周年》，刊《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１９９６年版。

　　[13]顾颉刚：《妙峰山自序》，第９页。

　　[14]韩儒林：《回忆禹贡学会》，刊《历史地理》第２辑，１９８２年。

　　[15]韩儒林：《回忆禹贡学会》，刊《历史地理》第２辑，１９８２年。

　　[16]转引自方诗铭《记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刊《文史杂志》1985年第1期。

　　[17]转引自方诗铭《记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刊《文史杂志》1985年第1期。

　　①侯仁之：《师承小记——忆我师顾颉刚教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８９年第４辑。

　　②许冠三：《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刊《新史学九十年》，１９８６年。

　　①顾颉刚致谭其骧信，转引自吴丰培《顾颉刚先生的人生一乐》，《人物》１９８４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