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沅君先生是学林仰重的中国文学史专家，一级教授，又是名垂史册的中国新女性作家，曾蜚声于20世纪20年代文坛。从事大学教学工作半个世纪，步入新中国后的25年，她一直在山东大学任教，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她倾力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编写了多部有影响的教材，培养了数不清的学生。
绝顶聪明 性格倔强
据冯友兰先生的回忆，说妹妹从小就有两大特点。一是绝顶聪明。“1916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回家过暑假，沅君跟着我开始读书。那时候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教师大部分是章太炎的学生，文风是学魏晋。我就在这一方面选些文章，叫她抄读。她真是绝顶聪明，只用了一个暑假，不但能读懂那些文章，而且还能摹拟那些文章，写出作品。”二是性格倔强。“有一天，沅君写大字，不知道先生说了句什么批评的话，沅君生了气，第二天就不去上学。母亲生气地说，不上学，就要把她送到上房后边的一间黑屋子里。她宁愿上小黑屋，也不去上学。母亲劝说解释，亲自把她送到书房门口，先生也出来接她，她无论如何也不进门。”
到底是亲兄妹，冯沅君嗣后的生活，证明了哥哥的观察和利断相当正确。1917年，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立，冯沅君得到消息后坚决要去报考，终于说服了母亲，去北京应考，秉性聪慧的她竟然榜上有名。
女高师是中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学府，聚集着一批优秀教师，如李大钊、胡适之、顾震福、陈钟凡、胡小石、陈衡哲、周作人、吴贻芳等，其中有专任有兼职，鲁迅、陈独秀等也到校作过讲演。他们或思想先进，高屋建瓶，或知识渊博，学有所长。名师出高徒，在诸位先生的教侮和诱导下，冯沅君在女高师的刊物上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不少诗词和论文。1922年，冯沅君从女高师毕业，成绩优异，考入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当上了该所第一名女研究生。1925年，冯沅君从北大研究生院毕业后，去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她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学教师生涯。
“淦女士”作品喊出时代青年呼声
1924年春，在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接连发表了“淦女士”的一组反对封建家长、旧礼教对妇女的迫害，歌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小说：《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四个短篇虽独立成篇，但犹如当今的电视系列剧，有着相同主题：抵抗家长的包办婚姻，争取自由的爱情婚姻；相似的女主人翁内心解不开的情结——母爱和情人爱的无法调和。这组异军突起的新小说刊出后，以其鲜明的反封建立场，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和热烈向往，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书写这组反映时代青年“公意”，喊出时代青年“呼声”的作者“淦女士”，就是正在读研究生的冯沅君（当时叫冯淑兰）。台湾文学史家陈敬之在他的《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中，用了整章论述“淦女士”和她的作品，他是这样说的：她的小说所以受到青年读者的重视，是因为她有着比同时代的女作家更大的胆量，敢于挣脱一切旧礼教的束缚，也敢于揭开一切虚伪的面目，赤裸裸地把女性的心理和隐秘，于小说中为之和盘托出。他又指出“淦女士”作品之可贵处则在“历久弥新”。
人过留名，冯沅君单就小说创作这个领域看，已名声显赫，活得辉煌。然而，她是个文学史专家，写小说只是兴之所至的客串。她一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主要成就在古剧研究方面。《古优解》、《古剧说汇》是她的卓越的研究成果。
写小说是客 研究文学史是内行
《古优解》是研究古优的。从狭义的角度看，似乎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是古代社会中“优”这类人的地位、职能、特点，本属社会学的命题，然而，古优实与后世戏曲有关。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说及古优乃戏曲的远源，但语焉不详。冯沅君借助她在留法期间获得的有关西方古代社会与中国古优同类的材料，运用中西比照的方法，得出了“古优”是一种供君王贵人娱乐的奴隶的结论，并进而提示出古优与后世优伶的渊源关系，从而使王国维提出的论断得到了具体论证，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些现象和疑问，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古剧说汇》收入了冯沅君1936年到1945年10年间写的有关中国古代戏曲的考证文章。《古剧四考》和《古剧四考跋》，包括《勾栏考》、《路歧考》《才人考》和《做场考》，分别考证出了宋元时期的剧场、演员、剧作家及其社团和演出等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其中还对元杂剧的重要作家关汉卿、马致远、钟嗣成等人的生卒年代作了新的考定。
冯沅君学术成就的另一方面是和陆侃如携手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他们联袂合作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国诗史》。《中国诗史》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问世的又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中国文学专史的力作。这部诗史以史为序，着重论述诗体的兴替和评论风格不同的重要诗人，展示出中国诗歌发展的面貌。根据两人的分工，冯沅君撰写了宋元明清诗史。这一部分，此前尚没有人做过研究，特别是第四编《散曲及其他》更是一片处女地，编撰具有拓荒的意义。冯沅君将当时尚不登大雅之堂的元明散曲及清代俗曲，当做中国诗歌的主流，而不论述元明清三代诗词，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将以前不为学者重视的散曲、俗曲编入了诗史，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此组稿件特别鸣谢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
